2011年中國經濟年會第一分論壇第二時段實錄(3)

肖薇: 結合去年的情況，去年由于受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在國內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數量和融資的規模就會迅速發展，相應加大地方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現在請教高先生第二個問題，您認為2011年我國應該如何防范財政風險？

高培勇: 對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甚至包括地方債務規模來講，我一直是這樣的觀點，這并非完全是一個新問題，我們要以平常心加以對待。事情表現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地方政府債務膨脹上，問題的根源存在于我們的經濟社會體制上。大家可以稍微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是一個老問題，在1994年稅制改革之前，主要是通過招商引資或者通過減稅優惠來吸引投資。1994年以后，稅制改革，隨便減免稅已經很難實施了，于是有了各種各樣收費的辦法，通過收費來積攢用于投資的稅收。2000年以后，收費逐步得到了抑制，所以地方政府的投資來源自然就轉向了土地出讓金，在近幾年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當中，這種投資沖動就搭上了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一趟列車。這種問題目前表現在了債務的規模膨脹上，而并非表現在收費規模的膨脹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有所不同的是，在債務規模出現膨脹的條件下，它帶給財政的是直接的風險，而并非像過去那樣隱含著制度運行當中潛在的風險。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方面我們要高度關注地方債務膨脹的問題。另一方面，其實應當標本兼治，把更重要的注意力放在整個經濟社會體制的改革當中。我的判斷是，只要是對地方政府有考核，而且這種考核主要是來自于中央，而不是來自于百姓，只要以政績作為考核的標準，盡管可能不是GDP，但是是其他的考核，它總要有一定的沖動，通過各種手段籌集資金，維持投資規模擴張的機制運行。在這樣的背景下，對于2011年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由此而導致的財政風險，我們應當從兩個方面來應對，一方面不要覺得這是一個多大的事，因為它就早就存在這個經濟體當中。另一方面要著眼于根本措施上加以解決這個問題。

肖薇: 因為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對于整個“十二五”時期的財政政策的走向，您能不能再做一個簡短的判斷？

高培勇: 因為講財政政策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宏觀層面的，二是是財政收支的具體攤薄，我們稱之為結構性的攤薄。我并不一定說得非常準確，我覺得整個“十二五”期間，中國財政政策的主基調可能是穩健，我剛才提到了一點，2011年我們事實上是在名義上財政機制條件下實施的是穩健的或者主要實施的是穩健的、實實在在的。而展望整個“十二五”，我們能夠做出兩個基本判斷，其一，就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而言，導致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基本或者主要因素，比如結構失衡的問題還沒有根除，發生危機的風險依然存在，我們還必須有擴張性的措施來維持經濟增長。其二，在過去兩到三年當中，中國政府所實施大量非常規的擴張轉移，已經使我們初步品嘗了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且這種通貨膨脹影響或者叫做流動性過剩的影響，它的釋放將會持續幾年或者更長時間。如果這將是我們整個“十二五”中間所面對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十二五”，第一年我們還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參照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國經濟財政政策由積極向穩健轉化的經歷，整個“十二五”期間，我想今年是積極，明年就有可能轉向穩健，今后的幾年可能會在整個穩健的基調來維持這種財政政策。

肖薇: 謝謝高先生。現在我們就要具體解讀2011年宏觀經濟另外一個主要的方面，就是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個問題留給曹文煉先生。我們都知道，從2008年開始，我們國家實施的貨幣政策是適度寬松，到2010年就調整為穩健了，從適度寬松到穩健這個變化意味著什么？

曹文煉: 2010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穩健，這是宏觀調控政策一個重要調整，也是根據現階段國內外經濟形勢做出的正確選擇。現在從全球來看，總體上國際金融危機最嚴峻的時刻、最動蕩的狀態已經有所緩和，總體上世界經濟已經走向了復蘇性增長的道路，雖然復蘇性增長道路仍然曲折，不確定性因素仍然很多，但是對我國經濟來講，我們的外需形勢已經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我們出口、對外貿易已經成了恢復經濟增長的動力。我國經濟經過十萬億投資帶動，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政策兩年多來執行的結果，也走上了在全世界率先恢復增長，走了上恢復增長的道路。所以在這個時刻，我們貨幣政策調整、轉向，是可以保證我國經濟繼續平穩較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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