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26日 13:52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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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CIEE）主辦的第十九期“經濟每月談”于2011年1月26日在北京康源瑞廷酒店舉行，本期主題是“中美經貿關系”。清華大學研究員，前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際貿易研究所副所長周世儉認為，美國是中國改革開放與實現現代化最大的海外受益者。以下是演講實錄：

周世儉：非常高興參加中國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的研討會，我長期從事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從1982年開始，被外經貿部派到駐美國大使館商務處工作，從那以后我就一直在跟蹤美國經濟和中美經貿關系，現在算起來已經將近30年了。每當中美經貿關系發生摩擦的時候，大家可能在電視上或者報紙上聽到我的聲音。剛才孫振宇副部長已經把中美經貿關系的全局性問題向大家作了介紹，我非常贊同他的觀點。我今天想利用這半個小時的時間，主要談談怎么看待美國的外貿逆差和美國對于中國的外貿逆差。 美國的外貿逆差是經濟全球化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是大規模的、最廣泛的國際分工的必然結果。大家都知道，二次大戰以后，到現在為止美國已經進行了三次大的產業調整，第一次是發生在50年代、60年代，它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西德和日本，70年代又把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了亞洲四小墨西哥和巴西，80年代美國的第三次產業結構調整，包括日本和西德的調整，把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了中國和東南亞。前兩次產業結構調整由于中國忙于內政，特別是大家知道的十年動亂。小平同志的話講，我們錯過了兩次班車。80年代美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第三次班車正好趕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趕上了這次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班車。

美國的外貿逆差是結構性的，從1971年，美國結束了88年的外貿順差，開始出現外貿逆差，到現在已經整整40年了，外貿逆差基本上是在增長，而不是在減少。這種形勢不是對哪一個國家的問題，這個問題原因要從美國的產業結構上去找。也就是說，這個逆差是結構性的，很難逆轉。我這里說一句過頭的話，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看不到美國的外貿會出現順差。舉個例子，制鞋業，耐克公司1951年創業，1959年就把制鞋的生產車間轉移到了日本，1975年他就把在日本的制鞋車間生產線轉移到了韓國和臺灣，1985年把韓國、朝鮮和臺灣的生產線轉移到了中國的廣東和福建，1995年耐克公司的老總到北京來，因為我在駐美使館商務處，他是我的朋友，他請我吃飯，我就問他，你還會不會轉移。他告訴我，周先生，我們制鞋業追逐廉價勞動力這個趨勢是不會變的，將來從中國還要往外面轉移，我說往哪兒轉？他說，往印度轉。

1995年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在印度之前出現了一個越南。他現在把大量的制鞋生產線從2005年人民幣升值開始，他向越南和印度尼西亞轉移。2005年人民幣升值開始之初，那時候耐克公司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的生產線只有30%，70%的生產線在中國大陸，而現在我要告訴大家，由于人民幣加速升值，現在耐克公司的生產線、阿迪達斯的制鞋生產線70%已經轉移到了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留在中國大陸的還有30%。我在美國的時候考察過美國的制鞋業，可以這樣講，30年實現了“安樂死”，1976年在美國皮鞋市場上，國產皮鞋占到了53雙，1986年就減到了22雙，到了1996年減到11雙，到2006年就剩下1雙半了。美國人做不到“愛祖國、用國貨”，誰的貨物美價廉就用誰的，所以美國人現在穿的鞋，不光是皮鞋，包括旅游鞋、登山鞋、運動鞋、拖鞋、老保鞋，98.5%的鞋靠進口，而進口的鞋當中有80%來自中國。1995年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對美國外貿逆差的分析”，1997年國務院的副總理李嵐清叫我去參加起草中美貿易平衡問題的白皮書。我在這兩份文章當中都明確地講，美國的外貿逆差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資源型逆差，一種是補充型逆差，另一種是競爭性逆差。

資源型逆差，拿石油、各種有色金屬、大量的礦產資源，美國是世界上礦產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但是美國的政策是先用別人的石油。大家都知道，阿拉斯加蘊藏有豐富的石油，但美國就是不開。日本曾經提出過，我對你有順差，你要是把阿拉斯加的油打開，把阿拉斯加的油賣給我，不僅離的近，我還不用到中東去拉原油。美國說不行，一桶原油也不賣給你，每年美國進口原油要花3000多億美元，各種有色金屬，包括稀土都是從中國、非洲這些國家買去。其實它都有，稀土在美國的蘊藏量在世界排第三。1986年以前，美國是世界稀土最大的供應國。但是后來美國為了保存自己的資源，全封起來，高產的油井在德克薩斯，只要發現高產的油井，當即封閉，國家能源部每年給你補貼，把油留著等到別人的油挖完以后再打開，這就是美國的政策。所以每年大量的5000億的外貿逆差來自于資源逆差。這是美國發展生產、老百姓生活開車所必須的。

補充型逆差，美國現在的產業結構在往上調整，在生產高新技術的東西，但再調整總要衣食住行，再文明總是要穿褲子、穿鞋。這些牛仔褲、鞋都是從哪兒來的？主要從亞洲國家來，現在主要來自中國、東南亞和新興經濟體，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這些國家的東西在美國賣是非常便宜的，物美價廉。我去年到美國去，在美國市場上看到來自孟加拉的牛仔褲50美元一條，來自中國的80美元一條，美國生產的牛仔褲250美元一條。大家可以通過我的介紹，來自新興經濟體，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這種逆差，對美國經濟來講是必要的補充，因為你在發展，你在發展航天，你總需要衣食住行吧。

競爭型逆差是需要美國認真對待的，比如說波音公司生產的波音飛機，歐洲就有空客來和你競爭，價錢比你還要便宜，美國生產的高檔小轎車，日本就可以生產比你還便宜的高檔小轎車。而且現在日本已經在美國本土生產日本的高檔小轎車，在美國的汽車市場上，日本占了半壁河山。這是需要美國認真對待的競爭型逆差，這是和美國強飯碗的逆差。

對于中國的逆差，大家知道中國這么多年以來，大力向美國出售的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這是符合美國市場需求的，有利于最廣大的消費者，有利于緩解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對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的必要補充。在起草白皮書的時候，我寫下了這么一句話，物美價廉的中國消費品賣到了美國，有助于緩解美國的通貨膨脹。當時國內有的同志還認為有這么大的比例嗎？非常巧的是，2001年在美國討論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時候，美國的前國務卿、時任國務卿鮑威爾將軍在國會作證的時候用了我這句話，他說物美價廉的中國消費品緩解了美國的通貨膨脹。最近，據摩根史丹利集團統計顯示，從1996年-2003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共是2292億美元，但是這個期間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不僅給美國消費者減省的6000多億美元，而且使美國制造商降低了生產成本，幫助美國控制了通貨膨脹。也就是說在美國對中國產生2292億美元逆差的同時，美國的消費者減少了6000億美元的消費負擔。這不是非常典型的對美國產業結構的必要補充嗎？

另外，大家都知道，中國賣到美國的產品，大部分都是三資企業在中國生產的。中國對美國的順差，70%產生于三資企業。而美國在中國的三資企業中占的比例又很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引的外資有將近70%來自東亞地區，多年以來東亞地區把對美國的貿易造成的順差的產品生產轉移到中國內地，引發了貿易平衡的轉移效應。這些三資企業的產品其中大部分零部件來自東亞地區，并非“中國制造”，而是“東亞制造”，出口貿易造成的順差不是中國所獨有，而是被東亞地區所分享。而對美出口的凈額，按照原產地規則都統計在中國名下。所以中美貿易不能局限為雙邊貿易，而是一個多邊貿易，按照中國海關的統計2010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1813億美元，而中國對東亞地區卻擁有2276.5億美元的逆差，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內地是亞洲的加工中心，或者稱為世界的加工廠。

其次，中美貿易的一個特點是中國出口中70%為加工貿易，中國只獲得了少量的加工費，美國的進口商、批發商和零售商獲得了遠高于中國生產商和出口商的利潤。在白皮書中用了一個例子，在1997年的芭比娃娃，中國生產芭比娃娃的原料來自于美國、沙特阿拉伯、韓國、臺灣，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海關報關的時候是兩個美元，算中國對美國出口兩個美元，而中國所得到的工繳費是0.35美元，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上賣9.99美元，一個將近10塊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國只拿到了0.35美元，而每一個芭比娃娃到了美國，到海關上統計就是對華產生2個美元的逆差。而實際上中國只拿到了0.35元。而最近加州大學仔細解剖分析了蘋果iPad，三個學者研究表明，每臺售價蘋果店的iPad售價是299美元，蘋果公司沒有生產線，但美國獲得的專利設計、營銷收入是163美元，零部件主要來自日本、菲律賓、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零部件的費用為133美元，其中日本東芝公司獲利94美元，在中國組裝，中國一共拿到了4個美元，其中加工費是3美元，約占每臺售價的1%，而根據原產地的規則，中國向美國每出口一臺iPad，中國的貿易順差就增加了150美元。所以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過一句名言，“中國的外貿順差實際上是過路財神”。

另外兩個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商品貿易、技術貿易、服務貿易和相互投資，而外貿逆差說的是商品貿易逆差，美國在對華服務方面是享有順差的。技術方面的優勢在美國很難設想一個出口廉價勞動力生產的物美價廉的i日用消費品、勞動力密集型消費品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是享有外貿優勢。在相互投資方面，差別就太大了，到去年年底，美國在華投資實際投資達到了662億美元，建立了6萬家企業，這些企業所生產和銷售的產品返銷美國市場的只占小部分，大部分在中國銷售和賣給周邊地區。大家都知道，上海的通用生產的小汽車，主要是賣給中國市場。生產手機的摩托羅拉幾乎百分之百的手機銷在中國。然后他們賺了錢，賺得人民幣，再兌成美元匯回去，這部分是不通緝在對外貿易中的。而商務部有一個不完全統計，這種其余部分匯回國內，這些企業在華所銷售的利潤，除了擴大投資之外，其余部分匯回美國，部分彌補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根據中國商務部不完全統計，2008年美資企業在中國國內的銷售額達到了1530億美元，向中國以外的地區出口了1000億美元。這兩項加在一起，2530億美元，基本上抵消了當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2623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們要正確地、全面地看兩國經濟貿易活動，這個經濟貿易活動不單單是商品貿易出口。

剛才孫振宇副部長講的非常清楚，任何一種經濟貿易活動都是互利的，不可能有一方在不獲利的情況下這種貿易關系能夠持續下去，更何況精明的美國商人。中國每年對美國出口的商品，并不是中國商人把貨運到美國強買強賣。大家知道在廣州的交易會上，最活躍的是美國商人，他們大量地在中國采購物美價廉的日用消費品，在這個銷售活動當中美國人是得了利的。現在中美貿易為什么出現這么大的逆差？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貿易統計問題。這個問題早早1997年嵐清同志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這種原產地的統計辦法不能如實反映當前國際貿易的正常情況，它掩蓋了很多事實。我當時講，我也這么看的。但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援引原產地規則，可能很難改變。去年世貿組織總干事拉米提出了這個問題，現在不光是世貿組織、OECD、包括美國的一些研究機構都在研究和探討修改當前的貿易規則，貿易動機規則，目前評估全球貿易的方法嚴重滯后，已經不能準確地反映全球化背景下的生產與貿易現狀。正如世貿組織總干事拉米指出的，全球化的垂直分工和生產鏈已經改變了全球貿易的性質和形態，生產的增值化流程分布在不同的國家，中間產品多次跨越國界，成為正確的貿易組成部分。基于傳統生產分工與經濟邊界的貿易評估方法必須隨之作出調整修正，否則失真的貿易評估，將導致錯誤的政治決策，從而給全球經濟帶來不必要的人為風險。中國是大量產品的最終組裝國，美國是大量產品的最終消費國，這一偏差在中美雙邊貿易中實現了最大化，按照世貿組織秘書長的最新計算，僅以2008年為例，重新評估后的中美貿易順差減少40%。

就在胡主席訪問的時候，美國的報紙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的福布斯雙周刊網絡站1月18日發表了一篇“不要讓被人誤解的美中貿易數據所欺騙”，作者是查爾斯·卡德萊斯(音)，奧巴馬總統要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在給出的理由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高達2260億美元，問題是奧巴馬政府的弱勢美元政策是基于其官方的美元數據作出的，而這些數據是大大歪曲了兩國的雙邊貿易差額。根據世貿組織的數據，美國對中國的實際貿易逆差為官方數字的一半，為1150億美元。美國官方的貿易數據是延續19世紀的思維而得出的。盡管這些簡單化的貿易觀點仍然適用于農產品，就是現在的貿易統計方法適用于吃口土豆、出口大米、出口大豆、出口棉花，不存在加工問題，生產完了直接出去，現在只適用于這個。而對復雜的跨越國際的工業品的統計是完全違背了事實。

但它已經無法反映二十一世紀全球產業鏈的現狀。如蘋果公司的Iphone手機，按照19世紀的算法，Iphone的制造成本178美元，就要全部算在中國的名下，因為中國是最后組裝的地點，這種計算方法忽略了中國公司只為Iphone貢獻了6.5美元的增值的事實。從外貿逆差的數據出發，多年以來，美國政府采取強壓自己貿易伙伴的貨幣大幅度升值。強壓貿易伙伴的貨幣大幅度升值以達到減少自己貿易逆差的目的，這是歷屆美國政府多年以來的習慣做法。上個世紀80年代初，美國壓西德馬克大幅升值，80年代中期壓日本日元大幅升值，1988年壓新臺幣升值，1990年壓韓元大幅升值，但效果如何呢？多年以來美國對德國、日本、臺灣、韓國一直處于逆差狀態，從來沒有改變，2008年美國對德國的貿易逆差429億美元，對日本的貿易逆差726億美元，對臺灣地區的貿易逆差110億美元，對韓國的逆差133億美元。再以中國為例，從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人民幣升了21個點，而這三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從1142億美元增加到1709億美元，增加了49.6%。2009年人民幣既沒有升值，也沒有貶值。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下降了6.1個點，減少了275億美元，什么原因？是因為美國在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后減少了進口。

也就是說，以上的事例充分說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順差或逆差與這個國家的貨幣匯率關系不大，這是一種貿易行為，是市場行為，是比較優勢的結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商品是否有競爭力是多種因素構成的，簡單地靠壓對方貨幣升值來減少本國的貿易逆差是傳統的、狹隘的國際貿易思維。時代發展了，情況發生了變化，這種傳統的思維也應當加以調整和更新了。 這是我對美國外貿逆差、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和美國根據貿易逆差壓人民幣升值的看法，供同志們參考。我還想談一下這次胡主席訪美確實取得了成果，而且是確立了全面互利的經濟伙伴關系。這個說法實際上和我們多年以來所說的中美經貿關系互惠互利、合作共贏是一致的。

中國現在的市場迅速壯大，美國對華出口增長非常迅速。1980年在美國的出口伙伴中，中國僅排在第24位，1990年升至第15位，2000年升到第11位，2007年中國就超過了日本，成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去年7月份，我在美國，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給我的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09年美國對華出口金額從162億美元增長到696億美元，增長了330%，而美國對除中國以外的貿易伙伴僅增長了29%，其中對日本下降了21%，從2006年到2010年美國對華出口的增速均大大超過了從中國進口的增速。2010年1-10月，美國對華出口增長了34.2%，而對從中國進口僅增長了23.4%。去年10月美國商務部制定了未來五年美國出口倍增計劃欄目中對華出口年均增長15.6%，實際上去年已經大大超過了，在美國前十大出口伙伴中位居榜首。對加拿大出口年均計劃是2.4%，對墨西哥出口年均增長3.7%，對日本出口年均等于僅為0.4%，對韓國增長出口年均增長為2.8%。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沒有對中國出口的迅速增長，奧巴馬出口五年倍增計劃恐怕就難以實現。

中國正在進行歷史上空前規模的現代化建設，需要引進大量的民用先進技術和設備，當前急需清潔能源、節約能源、替代能源和環境保護的高新技術，而美國在這方面是有優勢的，中國的市場增長的非常快，2009年中國的進口總額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2010年中國的進口總額1.39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2003年進口總額1.26萬億美元，從今年到2015年的“十二五”規劃中，中國的商品貿易總進口額將達到8萬億美元左右，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新興大市場。只要美國政府放寬對中國民用高新技術的出口管制，美國的大中型企業就有能力也有可能在中國這個新興的大市場上多占一些份額，中國也將成為美國出口數一數二的大市場。最近蓋特納財長講，未來十年中國將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中美兩國分別處于工業化和現代化不同階段上，這就決定兩了國在經貿合作商必然具有廣闊的前景，就一定會給兩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利益。大大有利于兩國經濟的振興，中國宏偉的現代化進程必然會拉動和促進美國經濟的發展，31年來，中國改革開放與實現現代化最大的受益者當然是13億中國人民，而海外的最大受益者則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