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錫軍：IMF應更有所作為

每經實習記者張瑋發自北京

在世界經濟復蘇的關鍵時刻，匹茲堡G20峰會拉開帷幕，自金融危機爆發就被各國關注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又一次擺上桌面，各方觀點再次大碰撞，成為本次峰會的亮點。

近日，《每日經濟新聞》專訪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就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深入解析。

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勢在必行

NBD：關于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問題已成為焦點，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要求改革IMF等機構的呼聲日益強烈，對此您有何看法。

趙錫軍：國際金融機構在應對這次金融危機過程中暴露出一些較大的問題。首先，它在應對危機時起到的作用有限。很多國家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完成或者借助別國力量來應對這個危機，并沒有通過IMF、世行這些機構。而國際金融機構在風險預警、危機防范與救助上的表現確實也令人失望。

同時，危機也暴露出國際金融機構的不平衡性。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給全球帶來了金融風暴，讓其他國家承受了風險并受到傷害。如果對引發危機的國家沒有追究責任、沒有約束，會造成權利和義務、權利和能力之間的不平衡。

另外，就是資源配置不平衡。在這場危機中，有實力、有能力應對危機的國家沒有話語權，有話語權的國家實力又不夠。比如這次危機中，像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均受到傷害，但它們保護經濟的情況較好，經濟沒有明顯衰退；而美日歐等在應對危機中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結果并不是特別理想，這是不平衡的。

在這種情況下，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很顯然需要進行改革。

NBD：各國對推進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存在著利益的博弈，您覺得這次匹茲堡峰會的召開會讓改革進程得到統一嗎？

趙錫軍：我認為在這方面各國基本上有一些共識，但也有些不同的想法。共同考慮方面，大家都覺得暴露出問題了，需要進行改革；而不同的考慮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是讓IMF在整個新架構下承擔什么樣的角色。現在大部分國家愿意讓IMF在將來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中扮演更重要、更積極的角色，也就是說再碰到類似的危機后應當有所作為；其次，為了能有所作為，就要給它配置一定的能力，就是大家現在關注的增資，然后給它融資的權利，而份額的擴大就牽涉到投票權。

投票權改革將是首要任務

NBD：我國強調IMF的治理改革要把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發言權作為總體目標，把投票權改革作為首要任務，對此您有何看法？

趙錫軍：投票權并不在于錢的多少。最早的投票權機制是在60多年前建立的，且不說老標準合理與否，全球經濟發展的巨大變化肯定會要求調整這一投票權。

目前，各國在IMF的投票權由固定份額和浮動份額兩部分組成，各國加入IMF之后均可獲得一致的固定份額，浮動票數則是根據各國的GDP規模、貿易額、人口數量及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決定。要改變在IMF的份額就是調整浮動份額，而這就需要現有的國家讓出一定的份額。

但投票權又跟國家的利益有關，所以調整過程肯定會很復雜，而且跟目前IMF的決策體系也有關系，因此也會涉及到投票權的調整。

從我國的角度來講，我們提出一個融資的問題，要使IMF提高效率，更能解決國際金融危機中出現的問題，所以治理結構的改善、投票權的調整、擴大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話語權、決策機制的變化，還有高級官員的任命等一系列問題都要做出調整。

總之，要使得國際金融機構的實力增強，決策更加科學化、民主化，真正體現機構會員的意志，而不是體現某個國家、某個會員的意志，這樣，它發揮的作用就能夠更好一些。

采訪對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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