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不能投資失敗就游行找政府 首先要怪自己

2013年01月06日 14:25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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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

鳳凰財經訊 第十四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2013年1月6日在北京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社會責任、價值共享與治理之道”。論壇邀請各界嘉賓，聚焦社會責任與價值共享的重要課題。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出席了本次論壇并做了主題演講。易綱并未同意此前吳志攀副校長“大政府”的觀點，他表示，在政府的作用方面，我認為政府應該是一個有限的政府，應當是一個邊界清晰的政府。政府的主要的職責就是四項，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易綱稱，中國傳統上確實有大政府，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確實有大政府。但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政府是計劃經濟30年的政府，那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政府，它把人民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管起來了，從上學到就業，到生老病死都是政府管的。但是，怎么樣呢？中國人民經受了計劃經濟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難。

同時，易綱也從老百姓，人民，公民的角度講了自己的看法。他稱，你考不上好學校，首先怪你自己，你找不著好工作，首先怪你自己，你投資失敗，首先怪你自己，不能夠說上學也怪政府，就業也找政府，我投資失敗了我也去游行，去找政府。那么，這樣一個互動，這樣一個宣傳，我們對公民，我們對學生之間要人人自立。

以下為文字實錄：

易綱：尊敬的厲以寧老師，黃主席，吳校長，各位來賓，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參加第十四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厲以寧老師是我的老師，我的現代經濟學就是在厲以寧老師的課堂里受到啟蒙的。厲以寧老師教了成千上萬的學生，我只是這成千上萬學生之一。那么，后來我也變成了老師，我也開始教學生，我為什么教學生，因為我從厲以寧老師和其他的老師身上學到了經濟學，學到了國際分析的框架，學到了價值觀，學到了社會責任。那么，我希望通過課堂把這些傳授給我的學生。

那么，剛才幾位重量級的講演者講了中國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說缺乏誠信，比如說干什么事兒都得托人等等。那么，我在當時的一個理念就是我能夠通過教學，通過寫文章，通過講演把這些社會責任，把做人的價值觀，把知識傳授給學生，傳授給社會，因為在北京大學這樣神圣的講臺上講課，學生是世界一流的，那么，通過學生再到社會能有一個有效的傳導，這樣就可以使得中國慢慢的建立起我們的社會責任，價值觀等等。但是，應該坦率的說，實際上我經過多少年的教學以后，我比較失望，因為好像我的學生他比較快的掌握了我交給他們的經濟學知識，金融理論，市場理論，這些他們掌握的非常好。但是，唯獨社會責任，價值觀他們掌握的不好。什么原因呢？我曾經在想，后來我也和許多人在談，他們給我的回答是說，易老師，您講這些，您已經功成名就了，我們現在剛畢業，我在社會上，我不管是在銀行，還是在券商，還是在其他的企業打拼，我們必須要首先奮斗成功。那么，我說你在奮斗的過程中，你要講究社會責任，你要有道德底線，你不能夠不擇手段，干那些坑蒙拐騙的事兒，傷天害理的事兒。有些人還是聽勸的，還是做到了，但是有些還是做不到。

所以，我就在想，我們今天討論的社會責任、價值觀和治理之道，它實際上對于一個人也好，對于一個社會也好，對于一個國家也好，它是在不同的階段有著不同的內涵，不同的定義。最近有一個大片叫《1942》，當人餓到不能生存的時候，他可能只能管他自己，或者把他自己賣了，然后給他的直系親屬幾斗米，因為那個時候他的社會責任，他的價值觀會非常的局限，就是眼前我怎么能夠活下去。當一個農村的窮苦孩子，經過考試考進名牌大學，進入神圣的課堂，他學到的知識，他出去以后要找工作，要奮斗，要成功，他首先想到是他成功。也許有不少朋友在他成功以后開始比較注重社會責任，他開始講道德底線，他開始擇手段，而不是像過去一樣不擇手段，但是這是有一個過程的。

那么，一個社會呢？一個國家呢？我想都有這個問題。所以，一直困惑我的就是我為什么不能夠把我的這些價值觀，這些做人的理念，遵守的道德底線立刻的傳授給我的學生，我的聽眾，我的社會讀者。因為每個人城市的、農村的、東部的、西部的，他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中，他面臨的社會環境和工作目標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就有一個我們今天談論這個問題的負責性。那么，從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有責任的，不管大國，小國，我們提倡國與國一律平等。但是，實際上在國際事務中，在世界格局中，國與國發揮的作用和它的位置是非常不一樣的，我們也在講社會責任，國際責任，價值觀。那么，你們就會看到，在這個世界上，你講責任，發達國家也講責任，發展中國家也講責任，第三世界也講責任，那么，責任意味著什么呢？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它的責任的定義和含義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們說價值觀，那么，我們看看這個世界上是誰的價值觀更接近普世的價值觀？過去我們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但是，我們在現在這個世界上，你看一看，放眼看去，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他們這些國家看看它的人民，看看它的大眾，認同于，或者是基本認同于哪種價值觀？哪種文化？我們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像剛才有講演嘉賓說的，到現在為止我們對人類的貢獻是太有限了，這也包括價值觀方面和文化方面。

換一個角度講，中國有多少朋友，在世界上有多少鐵桿盟國，美國有多少盟國，不管是什么事務，不管聯合國投票，還是什么事務，有多少鐵桿的盟國，通過什么決議，這反映什么呢？這反映責任，反映價值觀的認同，同時這也反映治理之道。那么，現在世界的治理之道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有聯合國，大家知道有G20，中國在G20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世界銀行，有WTO，世界貿易組織，這些都是管經濟的。那么，這個世界的政治、經濟主要靠這些治理機構來管，這就是治理之道。在治理的過程中，它必然要充分的宣傳所謂責任和價值觀，它如果要治理，它必須有共同的遵守的原則和共識才能夠治理。我們知道現在大多數世界治理的框架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形成的，比如說聯合國，中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是聯合國從一開始就是常任理事國。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的代表團1944年的時候我們從開始就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的，世界銀行，當時貿易叫關貿總協議，現在叫WTO，中國所有的這些都參加。但是，我們對這些治理機制的貢獻有多大呢？我們這些貢獻是相當有限的。

所以，今天的這個題目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題目。那么，實際上在社會責任，在價值觀，價值共享和治理之道全世界有著相同之處，并且它有著區別。同時，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責任，價值觀和治理之道也是競爭的。那么，如果中國要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我們必須參與這個游戲規則的制定，參與這個競爭，并且我們要通過北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這樣的地方培養出更多的，能夠參與競爭的一流的國際人才，我們在這方面太缺乏了。現在我們說規則是由西方國家制定的，那么，現在我在人民銀行分管國際事務，從頭就開始參加G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議和WTO這些談判。那么，現在的潮流是許多專業的小組這些組織非常希望中國人牽頭，人家反復的向我們發邀請。比如很多技術小組，像資本充足率，像會計準則，像怎么算公允價值，像怎么管制杠桿率，今天我本來要講的國際收支平衡，這些都是一些技術小組在國際上要制定規則，要大家逐步的形成共識，然后大家共同去遵守。那么，我們中國人能不能牽頭這個小組呢？我可以坦率的告訴大家，我們中國人現在很難派出人來牽頭這個小組，在體制內是官本位的，參加這些小組要有很強的國際主義精神，你真的是在白天黑夜的用E-mail跟人家牽頭，你牽頭這個，等于你請客，把人家請到家里，跟人家商量，好好對待人家，最后由你主導，或者由于你的影響比較大形成這個規則。那么，我們有多少這樣的人呢？我們這樣的人很少。

所以，我們要強調社會責任，我們要尊重和為我們自己中華文明所形成的價值觀而驕傲，致力于宣傳推廣中國的價值觀。同時，我們也要積極的參加到全世界經濟的和其他方面的我治理之道。在這些方面，我們需要一些更深刻的思考，同時需要大批的人才。今天是北大的講壇，北大的講壇從來有一個傳統是允許商榷和爭論的。那么，最后我政府的作用講幾句和吳志攀校長商榷。吳校長是我的同學，他在法律系，我在經濟系，我們倆人一同上了好幾門課，我們可以說是老同學，老朋友了。但是，在政府的作用方面，我認為政府應該是一個有限的政府，應當是一個邊界清晰的政府。政府的主要的職責就是四項，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而中國的政府更應該強調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比如說我們的環境到現在這個程度，空氣污染到現在這個程度，交通擁堵到現在這個程度，這是政府應該管的事兒。如果說大政府，中國傳統上確實有大政府，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確實有大政府。但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政府是計劃經濟30年的政府，那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政府，它把人民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管起來了，從上學到就業，到生老病死都是政府管的。但是，怎么樣呢？中國人民經受了計劃經濟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難。所以，我們在這兒，我的意思是說一定要強調政府的邊界和有限政府，政府依法執政這樣的一個理念。從老百姓，人民，公民的角度講，你考不上好學校，首先怪你自己，你找不著好工作，首先怪你自己，你投資失敗，首先怪你自己，不能夠說上學也怪政府，就業也找政府，我投資失敗了我也去游行，去找政府。那么，這樣一個互動，這樣一個宣傳，我們對公民，我們對學生之間要人人自立。吳校長講的很對，我們首先應該問，我們自己為社會做了什么？這樣才是一個我對政府定位的一個認知。

最后總結這句話就是說，社會責任、價值共享和治理之道肯定是有爭論的，大家對這幾個詞的內涵和觀察的角度都是不同的。我覺得應該允許爭論，允許討論，使得我們對這三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將來有更深刻的認知，使得中國變成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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