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婷
“中國正在進入一個‘三元悖論’的時期,同時控制匯率并實行獨立的國內貨幣政策正在變得越來越難。”野村證券國際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和全球經濟研究主管Paul Sheard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期間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中國仍然將匯率控制在目標范圍內,那么代價就是不得不“輸入”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
對于愈演愈烈的通脹率,不少人認為,外部因素——如美聯儲的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是造成通脹的一大推手,但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為中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控制導致了貨幣體系內流動性增加,這才是導致通脹的主要推動力。
Paul Sheard對此表示:“我認為這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要明確分解出什么因素導致通脹非常困難。從定義上來說,通脹是一個總體的現象,整體的價格水平如何,很難將其分解。”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Paul Sheard認為,大部分時候人們根據其自身的利益來闡述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立場,為自己的觀點辯護。所以經常會看到人們互相指責,但這是非常沒有效率的。
“通脹來自何處?” Paul Sheard認為,一部分是外部因素帶來輸入型通脹:“我們在所有的新興市場國家都看到了這個問題,因為大宗商品價格和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所以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在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食品和能源在價格籃子中的比重更大,所以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
但他也指出,人們應該認識到,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關聯的,很難明確地畫一條線說這件事情發生了是因為美國,那件事情是因為中國。
Paul Sheard認為,即使是外部因素——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其中一部分原因也來自中國經濟增長本身:“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增長非常迅速,并且在推動世界經濟的增長。所以如果將大宗商品價格看作外部因素,那么一部分原因也來自中國本身的內部增長。”
更重要的是,Paul Sheard指出,中國的貨幣政策正進入一個“三元悖論”時期。三元悖論是指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不可能同時存在。
“中國的資本賬戶并不可自由兌換,但也不是完全封閉,而且正隨著中國經濟擴張和金融改革深入而處在不斷開放的過程當中,資本的進出正逐漸變得容易。這意味著貨幣政策制定者想要同時控制匯率并實行獨立的國內貨幣政策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他說。
Paul Sheard解釋稱,這一情況事實上意味著最后變成了兩大寬松的貨幣環境:“只要中國還想要限制匯率波動在目標范圍內,而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3萬億美元,那就必須通過干預市場來阻止貨幣升值。這意味著一旦資本的流動更為自由,中國就不得不‘輸入’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那么中國貨幣整體的情況將更加寬松,所以繼而會推高國內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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