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溫州興則市場興

2011年10月11日 10:03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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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著名評論員葉檀在為金融時報撰稿時表示，溫州陷入信貸崩潰漩渦之中，溫州興則市場興。

以下是文章摘要：

溫州陷入崩潰漩渦。

不僅高利貸鏈條接近崩潰，實體經濟同樣處于崩潰邊緣。一直在追蹤溫州經濟的朋友，不止一次把當前的危況與1986年春溫州高利貸崩盤時相提并論，并且指出，溫州經濟衰落，意味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衰落。

1985年高利貸崩盤之時，溫州的一些場景可謂觸目驚心：非法拘禁，私設公堂，嚴刑逼債，社會秩序徹底垮塌。從1985年八九月間到1986年初，“抬會”總發生額約10億元，實際投入資金22億多元，10萬元以上的大總人數有20多萬，有的村子幾乎涉及每家每戶。1986年春資金斷裂、崩盤，截至秋天，溫州空前混亂，短短3個月中，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

目前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中小企資金鏈斷裂，從今年四月至今，溫州已有九十多名企業老板因欠下巨額債務而卷款外逃，債務總金額估計有近二百億元。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此前對民間借貸市場發出抽樣調查問卷，共有300個家庭參與問卷調查，收回的266份問卷顯示，有89%的家庭是資金出借方。全民高利貸絕非虛言。

1985年靠嚴厲的懲處與放行，市場經濟打開一條生路。1989年11月23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投機倒把罪判決被告人鄭樂芬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被告人蔡勝南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一對抬會中的風云夫妻，妻子以相當搞笑的罪名失去了生命，甚至沒有留下一張相片。嚴厲的懲處，與當時民間實體經濟的興盛，使溫州人迅速擺脫抬會陰影，成為市場經濟的象征。

陷入高利貸漩渦中的溫州經濟同樣要靠推進市場經濟解開死結。

首先是融資的市場化。高利貸害人不淺，但中國的市場草根經濟發展卻須臾離不開民間金融。

高利貸融資是市場機制不順的縮影。高利貸融資與官方平價融資并存，印證中國存在融資價格雙軌制，不同的企業承擔不同融資成本。以溫州民企為代表的民營企業，融資成本天然處于高位，這固然有民企尤其是中小企業風險高，監管成本高，導致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一面，更是中小企業與民間金融深受歧視的必然結果。

高利貸不僅僅是人性貪婪的縮影，更是中國重要資源配置失靈的表現。在三十年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迄未建立針對民企的風險篩選與監管體制，民營企業表面地位與實際地位產生重大錯位，表面上受到禮遇，實則處處掣肘，與中小企業相配套的民間金融從未獲得立錐之地。小額貸款公司存款受限，村鎮銀行大股東受限，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在嚴厲的約束下無所作為，在貨幣緊縮之時，往往成為高利貸者的幫兇。福建擔保公司的倒閉鏈，讓擔保公司成為隱性高利貸主的真實狀況浮出水面。

深入骨髓的歧視如水銀泄地，表現在所有方面，國企貸款成為不良貸款大多不了了之，而民企貸款成為不良貸款，則有利益輸送之嫌，被查個底掉，成為洗不去的污點。

根據一項調查，有20%的中小企業從未有過借貸行為，有50%的中小企業有過民間借貸行為，官方金融機構基本無所作為。

在溫州，幾乎所有的人，80%的家庭、手有余財的公務員等，全都加入盤剝實體企業的行列，這如同劈向溫州實體經濟的利斧。理智的人誰都知道這是自殺行為，一旦實體經濟垮臺，當地經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對本土發展喪失最后希望的人，把高利貸收益作為移民前的最后儲備金。甚至在溫家寶總理10月初到達溫州視察相關金融事宜后，筆者詢問溫州當地的人，仍然有人火中取栗，繼續發放高利貸。

實體經濟大規模倒閉緣于利潤下降。

目前的環境不適宜實體經濟生存，過多的貨幣使投資收益遠超過實體贏利，只要寬松的貨幣政策不變，無投資渠道、身處困境中的中小企業就難以脫困。被廣泛引述的一個案例是，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主向記者介紹，自己的工廠有1000多名員工，一年辛苦到頭利潤不足百萬，而太太在上海投資十套房，八年間獲利超過3000萬。

中國經濟通脹與過剩并存的特質不適宜民企生存。通脹導致資源價格上升與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上升，下游企業不堪重負，在向上游資源行業延伸時遭遇玻璃天花板；后者導致實體企業缺乏定價權，利潤下降，很多企業告訴筆者已經在5%的警戒線以下，只能勉強維持。對于誠實的實體經濟從業者而言，目前是一段凄風苦雨的陰暗時期，他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在手腳被捆綁下，成為這一輪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成本承擔者。

大型民企并非沒有出路，他們冒著被打成炒地團、黑心礦主的風險，獲取中西部最后一輪廉價的土地、礦產等資源，同時突破重圍在國際上收購資源與技術，最近有朋友在印尼收購大型鎳鐵礦獲得了成功。

中下游實體經濟的所有關節被卡死，他們不得不成為轉型經濟中被盤剝的對象。融資被卡形成高利貸，以原材料成本上升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通脹，使得掌握上游資源的企業擁有對中下游企業的定價權，炒房團、炒煤團正是突圍的表現。但突圍十突六敗，通過土地突圍已經遭遇圍剿，炒煤團被趕出了山西。筆者對浙江企業了解的情況是，不了解西部地區、對當地黑白兩道情況不熟的人，根本不敢到中西部開礦。

不得不指出，由于受到風險與道德的深刻歧視，溫州地區在先進的市場土壤上保留的是極其原始的文化傳統，靠人際關系維持信用，以復雜的熟人社會甚至姻親關系維系社會關系，以華麗的排場作為維系關系的代價。這塊市場經濟的圣地，面對的是宗族社會的文化傳統。

溫州的式微，顯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式微，主要表現在重要資源配置非市場化，行業存在準入門檻，實體受到歧視。

溫州的振興，必然意味著中國市場化的推進。10月3日到4日，溫家寶總理對于溫州中小企業的借貸危機，提出從稅負和融資兩方面來解決，對浙江省、溫州市兩級政府提出的創建溫州金融綜合改革實驗區的建議，給予正面回應。希望這是溫州民間金融走向前臺的開始，是第二次市場化改革在溫州當地的破冰之旅。

高利貸非溫州獨有，已在中國大江南北四處開花。這顯示，資源的錯誤配置在全國彌漫，金融改革、稅收改革、打破行業壟斷，并非溫州一地之事，而是中國市場化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