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的危與機

2011年11月05日 06:21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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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的危機似乎不僅僅是局部的：它的癥狀，如高利貸普遍、投機風行、實業艱難等，在全國其它地方也此起彼伏地出現；它的后果，如資金鏈斷裂、老板跑路、債權人或債務人跳樓自殺等現象，也似乎頗有代表性；而它所帶來的沖擊之嚴重，已從溫家寶總理十月初親赴溫州視察這一罕見舉動中可見一斑。緊隨其后，溫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遏制危機蔓延。顯然，若不是已經感覺到溫州的亂象開始在更大范圍內蔓延的跡象，就無法解釋這個著名的城市為什么在短時間內會吸引當局如此嚴重的關注。那么，在目前暗流涌動的大環境下，應如何判斷溫州的經濟、金融形勢？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有效應對措施？

無疑，溫州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近年來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包括中小企業經營和融資環境的惡化、民營經濟在國有壟斷資本面前的弱勢地位、通脹率不斷上升背景下的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畸形上漲等。所有這些，都嚴重壓縮了民營企業的利潤空間，極大打擊了企業家繼續投資實業尤其是制造業的積極性，卻同時鼓勵他們將大筆資金投入回報率高的投機活動。當宏觀經濟開始緊縮后，借款成本更高，資金供應進一步緊張，并終于導致資金供應鏈斷裂，從而釀成我們所看到的一系列后果。不過，具體到對目前溫州的危機，以上分析卻存在著一些需要進一步厘清和補充的地方。

首先，溫州近兩年來實業尤其是制造業的表現實際上比較穩定。以工業為例(見下圖)，2009年溫州地區工業單位產值利潤率是4.9%，資產利潤率是6.3%，2010年則分別上升到5.8%和6.9%。同期工業部門就業人數也有上升，說明這一成績并不是通過犧牲就業來取得的。這當然不是說溫州企業所處的宏觀環境有多好，而更多地說明了民營企業在面臨困難時的靈活機制。

其次，對本地的實地觀察也間接說明了溫州實業的基本面仍處于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并非出現原先想象中的崩盤。如在這次老板跑路事件中，所謂出事的老板和企業，基本上都不是來自制造業密集的地區(如樂清和瑞安)，而是集中出現于甌海、龍灣、鹿城這樣的地區。顯然，問題的原點并非簡單的實業失敗或經營不善。

另外，簡單地把問題歸結于溫州地區地下融資活躍也是不對的。溫州歷來民間融資流行，社會信用體系極度發達，擁有中國最良好的民間金融記錄。事實上，如果沒有發達的民間借貸，該地區的民營經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據了解，溫州的中小企業大多通過民間借貸而非正規金融進行資金融通，且狀況良好。截至目前，大多數企業并未出現因資金供應緊張而導致的關門跑路事件。據財經網剛剛發布的9月份溫州金融數據，該地區銀行壞賬率僅為0.055%，處于相當低的水平。這也說明了該地區整體金融運行狀況良好。

溫州的經濟亂象，直接原因是的確有部分人士，通過借貸渠道獲得大量資金，進行投機性活動，包括賭博、房地產和金融衍生品投資。一旦失敗，無法繼續融資，只好跑路。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問題在于，若資金主要通過民間信用獲得且投資回報屬于正常范圍，債務人再融資的能力是不容小覷的。這是為什么很多在緊縮宏觀經濟環境下面臨困難的企業家能夠一直撐下去的主要原因。但對于那些并不是通過民間信用體系，而是通過單一而具體的渠道融資，資金量巨大但渠道本身卻出現了問題，那么整個資金鏈條崩潰的可能性就會大大提高。

實際上，溫州目前爆發問題的地區，正是前不久在“反腐”行動中很多官員紛紛落馬的地區。一個更合理的判斷是，這些地方的融資活動更多依賴于脆弱的私人社會地位和關系，而一旦受到沖擊，整個資金供應鏈就會立即斷裂。

如果這一觀察和分析是合理的，那么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溫州市目前的問題頗具特殊性，并不具有普遍性的特點。溫州市所應采取的救急措施，應更多地著眼于消除市場上可能出現的恐慌情緒，降低企業家們對銀根緊縮的擔憂，防止出現恐慌情緒蔓延而導致的全面資金抽逃局面，而不是對某一兩個出問題的具體企業進行拯救。在這一點上，溫州當局的對應措施是比較迅速的。

其次，在真實利率為負的條件下，資本逐利的本質會使其尋找高回報的投資渠道。在這種大背景下，無論正規金融緊縮銀根還是放寬信貸，意義都不大。未來出現投機失敗而導致社會動蕩事件的可能性仍很大。只不過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表現出來。

最后，無論溫州當局的政策如何，除非他們能夠推動上層進一步放松金融管制，否則對溫州企業所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無所助益。溫州企業最需要的是民間融資活動的合法化和金融自由化，一旦這兩個方面突破，將極大提高該地區的總資金供應水平，大大降低借貸成本，并推動融資服務向更優質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