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被社會推著走很危險主體改革須轉向社會改革

2010年11月18日 15:11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鄭永年

編者按：

近一段時期以來，國家領導人密集論述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表明推動政改的立場。剛剛結束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

這意味著改革行至關口。由于在社會政策和體制層面缺乏有力跟進，中國改革已有陷入停滯之憂，并因此累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要破解這一局面，化解社會普遍的戾氣，改革必須“深耕”。在既有改革經驗中，將改革自身導向深入的路線圖實際上是存在的，今天有必要重新省視。本刊就此專訪中國國情長期的觀察者、分析者鄭永年教授。

本報記者徐百柯

社會改革是還債，也是對新自由主義禍害社會的清算，醫療和教育成為暴富的領域，在世界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記者(以下簡稱“記”)：根據你的判斷，社會改革是當前中國主體性的改革。這一點應當怎樣理解，不同階段不同的主體性改革是否構成了中國改革的某種路線圖？

鄭永年(以下簡稱“鄭”)：梳理中國改革的邏輯，當然要從鄧小平開始。我覺得鄧小平真正把中國改革思路想清楚的，還是他的南巡談話。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僅總結了中國自身80年代的經驗，還總結了蘇聯、東歐的經驗。東歐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謂“Big Bang”(大爆炸)，這種經濟和政治改革一起來的方式馬上導致了諸多問題。而鄧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確，中國的改革是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鄧小平說過，中國到下世紀(現在看就是本世紀了)中期要實現民主。在這之前，中國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經濟改革的內容，共同富裕就是社會改革的內容。在這些基礎上，本世紀中期實現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國改革的每一個階段，只有一種主體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輔助性的改革。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主體性的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輔助性的，社會改革也有，也是輔助性的。這個過程非常好解釋。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民營企業長大了，就出現私有產權的問題。所以開始修改憲法，承認多種所有制，承認私有產權，到2007年出臺了《物權法》。政治上的調整主要是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這個是了不起的變化，使得共產黨從以往的革命黨開始轉向執政黨。革命黨依賴的是工人、農民，不是一個包容性的政黨，是階級性的政黨；現在開始向各個社會階層開放，所有優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產黨，這是一種開放性的政黨。我覺得，未來的歷史看今天，這是共產黨內部一個大的轉型，即向執政黨轉型的開始。所以總的來說，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訓，政治改革配合經濟改革，配合得很好。

經過90年代的改革，經濟上基本的市場制度確立起來了。比如說1994年的稅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銀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國市場經濟基本雛形已經建立。也就是說，經濟改革作為主體性改革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所以很自然的，本世紀初以來就開始進行社會改革，社會改革就變得非常重要。

記：這項改革對于當下中國的意義，愿聞其詳。

鄭：社會改革有三個功能。第一個功能就是要還債。前面主體性的是經濟改革，產生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說國有企業體制變化，從大鍋飯到流動性勞動力市場，從前依附于國有制企業上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住房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條件，而經濟改革本身又沒能確立這些方面的社會制度。社會公平因此受到很大的損害。還有對環境的破壞……這些都需要還債。第二，要通過社會改革來深化經濟改革，說得更學術一點，通過社會改革找到新的經濟增長的根源。經濟怎么增長？現在提出來要建立消費社會。實際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就提出了，但那個時候只是政策意向，還沒有國際條件。因為那時只是亞洲金融危機，西方沒有金融危機，還沒有產生足夠的壓力，使中國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這幾年不一樣了，中國和美國、中國和歐洲的貿易糾紛越來越多，一直積累到2008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出現了世界性結構失衡的問題。各國都要對自身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來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對于中國來說，調整就是要把出口導向的經濟轉向內需消費。

怎么樣建立消費社會？怎么樣能夠促使居民消費？這就要通過社會改革來實現。西方為什么能夠建立消費社會？主要是因為它有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等。我在英國觀察到，對很多家庭來說，能有幾千英鎊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為上學不用太花錢，看病不要錢，或者不需要很多錢，住房也不貴。在這些方面有社會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費干什么呢，沒必要存那么多錢嘛。中國則不一樣。中國社會在進步，在發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穩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錢，上學需要很多錢，買房子需要很多錢，中國現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社會保障機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一個消費社會需要社會的保障，沒有社會保障機制是建立不起消費社會的。社會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會保護起來的制度，用社會保障的制度鼓勵老百姓消費。

更糟糕的是，中國很多年來，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僅沒有提供社會保障機制，反而是通過破壞社會、損害社會的方式達到經濟的增長。比如說像醫療這一塊，像教育這一塊，在任何國家，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西方最發達的國家和第三世界欠發達的國家，都屬于社會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領域。在西方社會，包括這些部門在內的公共部門都是非營利性質。而在中國，這些領域卻成了暴富的領域——在世界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有人出餿主意，把教育做成產業。因為人人都需要教育，這樣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錢消費到那里去。當然中央政府從來沒有說教育可以產業化，但實際上是產業化的，各級政府一動手，實際上中國教育產業化比所有國家都做得厲害。醫療這一塊也是，醫院成為暴富的工具，本來是公共服務的領域變成了賺錢的工具。住房當然更是這樣。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本來具有高度社會性的住房卻成為很多地方經濟增長的支柱，導致了目前的高房價。這些本來是需要保護的領域，就被貨幣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國經濟增長很快。

記：也就是說，社會政策被經濟政策化了。或者如你一直所批評的，中國盡管經濟高速增長，但獨立的、清晰的、真正的社會政策根本就沒有出現。

鄭：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按照我的理解，中國為什么犯這樣的錯誤呢，就是因為很多改革者，或者智庫人士，他們沒有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區分開來。改革過程中，簡單地把經濟領域的原則應用到社會領域。在這方面，西方通過很長的時間，很慘痛的歷史，才意識到和學會要怎樣保護社會。

西方早期的資本主義，馬克思《資本論》上所討論的、狄更斯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的本質，按馬克思所說的，就要把所有的東西貨幣化，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用來交易，因為利潤是資本唯一的目標。這個對西方整個社會破壞得很厲害，就是“悲慘世界”。馬克思當時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本身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但是后來為什么資本主義變成現在這樣呢？那是因為社會主義救了它。從原始的資本主義，過渡到現在比較人性化的資本主義，或者福利資本主義，這不是資本本身發展的邏輯，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邏輯，原始資本主義從其本性來說，怎么也發展不到現在的資本主義。怎么發展的呢？就是通過社會改革，把社會保護起來。現在西方對經濟和社會領域有了比較科學的區分，經濟這一塊要市場化，盡量創新、競爭，這是進步的關鍵。但社會這個領域要保護起來，不可以把社會領域無限地貨幣化，或者用馬克思的術語，商品化。

上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義，進行大規模的改革，背景是要改革福利社會。西方社會因為福利過度化，影響了勞動生產力，影響了競爭能力。但是這場改革中，新自由主義僅僅發生在經濟領域。撒切爾夫人也想把新自由主義應用到社會領域，教育、醫療等等，但是她失敗了，在社會領域她退回去了。因為有民主政治的保護，公眾可以通過投票否決。現在，大家有共識，這個領域政府是不可以退出不管的。

回到中國的問題，恰恰是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沒有區分開，把很多經濟上的原則放到社會領域，導致社會沒有保護好。新自由主義進到中國，在經濟領域它倒是沒發生很大的作用。因為這個領域有龐大的國企，阻礙力量很大，當新自由主義遇到了中國龐大的國企力量的時候，它就停止了。但它轉而跑到社會領域去，因為社會沒有抵抗能力。各級政府成了這些新自由主義的主體，因為能賺錢嘛，只要能創造GDP，怎么樣都可以，GDP是目標，所有其他的都是工具性的，只要能達到這個目標就行了。所以，這些年來，中國把很多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破壞得很厲害——盡管有經濟的增長。

中國在80年代就已經提過，改革、發展、穩定。這很明確，通過改革得到發展，通過發展得到社會穩定，這是一個良性循環。但現在的狀況是，改革的動作不大，發展經濟加快，社會不穩定。為什么？很簡單，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到了中國變成GDP主義，好多社會的東西都被破壞掉了，當然就沒有穩定的基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