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和他的班底解析：新政“法”字當頭

2013年03月22日 18:46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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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和他的班底

過去的一年是中國的“政治年”。繼去年秋天中共十八大產生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之后，今年初春的兩會上，人大、政協、高檢、高法領導層相繼完成了新老交替，而行政體系中的國務院新班子也浮出水面。

中國新的一輪權力更替，至此塵埃落定。

作為中國領導層中排名第二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角色尤其令人關注。新科總理和他的班子，甫一亮相便體現出平實而鮮明的作風，且透露出強烈的改革意愿。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走到一個關鍵時刻。用學者鄭永年的話來描述，中國的改革正在與社會的變化賽跑。言下之意，處在2012-2020戰略機遇期最后7年的中國，改革難度加大。時間緊而任務重，這將是擺在新政府面前的最大難題。

李克強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后，“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他也宣示，“再深的水我們也得，因為別無選擇”。

新總理亮相

在全世界矚目之下，新科總理在首場記者會上，以他“得體的表現”和“平實而真誠的言辭和氣質”，贏得了普遍好感。李克強在記者會上提出政府減支、深化改革等具體措施，令人對新政懷有期待

本刊記者/王全寶

“在我個人的經歷，在讀書、做事、文化熏陶當中，悟出一個道理，就是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面對全世界，作為中國國務院總理首次亮相的李克強如是詮釋自己的人生感悟。

3月17日上午10時30分，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后，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攜四位副總理張高麗、劉延東、汪洋、馬凱會見中外記者。

前幾任國務院總理首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幾乎都是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舉行。

有細心觀察者發現，在大廳，地板與主席臺之間是斜坡鋪就而成的，這被解讀為每屆新任總理的“上坡路”，亦即要努力“爬坡”之意。

“忠誠于憲法，忠實于人民”

“我們將忠誠于憲法，忠實于人民，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把努力實現人民對未來生活的期盼作為神圣使命，以對法律的敬畏、對人民的敬重、敢于擔當、勇于作為的政府，去造福全體人民，建設強盛國家。”沒有過多的套話，李克強的開場白簡單明了。

觀察人士分析稱，在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說“忠誠于憲法，忠實于人民”，與同一天在人大會議閉幕式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說“我將忠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有呼應之意，預示依法治國理念高度一致。

整個記者會上，李克強表現放松自如，語言樸實中不失幽默和機智。作為法律專業背景出身的官員，他多次運用法律術語，這一點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回答美聯社記者有關“黑客攻擊”有關問題時，李克強回應稱，“剛才你說的話我怎么有‘有罪推定’的感覺啊？我想我們還是少一些沒有根據的相互指責，多做一些維護網絡安全的實事。”

此外，在回答記者有關反腐問題時，李克強還提到了“公職”一詞。

“‘忠誠于憲法’‘對法律的敬畏’‘有罪推定’‘公職’等詞從國家領導人口中說出，令人感覺很親切，很職業。”一位觀察人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評價。

李克強是第一位出生在1949年之后、并同時擁有經濟學博士和法學學士學位的總理。過去5年間，作為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多有表現，其協調能力也受到各方認可。

削權與改革

“凡事想要做成的話，總是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可能的選擇。”在被問及“這次改革是不是您理想的方案？”這一問題時，李克強如此回答。

今年兩會的重要議程之一，就是審議國家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這也是李克強在記者招待會上被問及的第一個問題。

去年十八大以后，李克強操刀的第一項重大改革就是行政體制改革。他也是《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文件起草組組長。李克強認為，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當然也是簡政放權。“如果說機構改革是政府內部權力的優化配置，那么轉變職能則是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說白了，就是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

機構改革不易，轉變職能更難。李克強在地方調研的時候，常聽到這樣的抱怨：“辦個事、創個業要蓋幾十個公章，群眾說惱火得很。”

為此，他開出的藥方是，“從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入手來轉變政府職能。現在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

改革要從自身做起，但“割自己的肉”談何容易，以至于每一次機構改革都是一場艱苦的革命。而此次“削權”改革，也不例外。

正像李克強所言，“要削權，要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

盡管要政府主動放棄權力并非易事，“但這是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言出必行，說到做到，決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輕，更不能搞變相游戲。”李克強如此闡釋新政府的決心。

“自古有所謂‘為官發財，應當兩道’。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我們愿意接受全社會、接受媒體的監督。”在被問及反腐問題時，李克強表態說。

反腐雖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在記者會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克強的回答并不限于宣示決心，而且還具體談及新政府反腐的措施。

他表示，要把權力涂上防腐劑，只能為公，不能私用。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機制，讓腐敗行為、腐敗分子依法受到嚴懲，絕不手軟。更重要的是，要讓權力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運行，使人民能夠更為充分和有效地進行監督。

同時李克強還約法三章，“本屆政府內，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要帶頭做起，一級做給一級看。”

“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對于未來的施政方向，李克強的表態主要體現在“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以及“城鎮化是拉動內需的最大潛力”。

觀察人士認為，新政府意圖通過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力推新型城鎮化，試圖解決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難題——農民問題以及城鄉差距，并以此帶動內需，進而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

“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李克強坦承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已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

“但再深的水我們也得，因為別無選擇，它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這需要勇氣、智慧、韌性。所幸的是，這些可以從我們的人民當中去汲取，來使改革邁出堅實的步伐。”李克強說。

記者招待會的次日，李克強主持召開新一屆國務院第一次常務會議，會議強調，政府職能轉變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發展市場經濟、法治經濟的保障。

傳承與謀變

如果從1993年算起，到今年，總理記者招待會已是連續20年舉行，從未中斷。回顧往屆新任總理記者會，每一任總理的表現和言辭都有其個性和風格。

十五年前，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朱基的首場記者見面會時，朱基被問道：“人們稱您為‘經濟沙皇’等，您對此有何感想？”

朱基非常坦率地回答：“我不高興。”他又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雖然很怕辜負人民的期望，但是很有信心。”

十年前，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溫家寶的首場記者見面會時，被問到及如何評價自己的工作風格。溫家寶回答：“在我當總理以后，我心里總默念著林則徐的兩句詩：‘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態度。”

17日，李克強首任記者會上，在被問到“從政生涯一路走來，從最基層到最高層您個人的情懷”問題時，李克強說：“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這九個字不是什么典籍的原話，是我的心得。我堅信做人要正、辦事要公，才能利國利民”。

觀察人士認為，李的個性語言平實且突出做人做事要遵循規則，亦透露出其個性和風格特點。

此外，三任總理記者會上，“改革”總被多次提及。不同的是，前兩任總理都曾被問及過政治體制改革或民主制度問題，而在李克強的記者會上，這些“敏感話題”沒有被提及，于是有評論認為這是“媒體的失職”。

據統計，李克強在記者會上提到“改革”的次數多達29次。此前兩任總理的首場記者見面會，溫家寶34次講到改革，朱基講改革有26次。

盡管三任總理都談改革，但是內容卻不盡相同，對其進行梳理可呈現出中國15年來的改革軌跡。

15年前，朱基被問得最多的是國企改革；10年前溫家寶被問及較多的是金融體制改革；李克強的首場記者見面會，記者們關注的則是如何深化改革。

顯然，現在的改革已不是十年前或十五年前單兵突進的改革模式，新政府面臨的是如何統籌謀劃改革，這也將考驗新政府在傳承中如何尋機謀變。

正如李克強在記者會上的表態：今后改革既要突出重點，也要統籌協調。要推進各個領域的全面改革。

解析新班子

以李克強為總理的新一屆國務院班組搭建完畢，“50后”正式開始主導中國未來決策。新班子呈現出“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并釋放出依法治國理念和強烈的改革意愿

本刊記者/趙杰

隨著新總理李克強在中外記者會亮相，他身邊的四位國務院副總理也一并登場：張高麗、劉延東、汪洋、馬凱。未來協助李克強工作的，還有楊晶、常萬全、楊潔篪、郭聲琨和王勇5名國務委員。

這10位高官，與同樣由剛閉幕的全國兩會所決定的25名國務院各部委“一把手”一道，構成中國新一屆國務院班底。

“50后”當家

統攬本屆政府班底成員履歷，李克強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七位總理，以58歲的年齡成為改革開放以來5位總理中最年輕的一位。副總理中，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與李克強同歲，而另外三位分別為67歲(張高麗)、68歲(劉延東)和67歲(馬凱)。

5名國務委員中，除59歲的郭聲琨和58歲的王勇，其他3位均年過60歲，其中，擔任國務院秘書長的楊晶剛滿60歲，常萬全和楊潔篪則分別為64歲和63歲。由此，10個人中不滿60歲者4人，其他6人又以65歲為界各占一半。以出生年代為界劃分，則有6名“50后”占過半比重。

在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看來，這樣一個年齡結構是一種“新老結合、注重穩妥搭配和過渡”的人事安排。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認為，本屆國務院領導班子整體特點在于“沉穩、穩妥”，體現出一種政策選擇上的延續性。

回溯2008年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所決定的國務院組成人員名單，除李克強這位時年53歲的副總理，其他9人均年過60歲。不過，后者中只有梁光烈和戴秉國兩位超過65歲，分別為68歲和67歲。而在“胡溫新政”正式拉開大幕的2003年，當屆國務院領導班子中，只有時年59歲的副總理回良玉一位未滿60歲，其他9人中，有4人同為65歲，曹剛川以68歲最為年長。

本屆政府人員構成主要以“50后”為主，而剛剛產生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樣生于1953年，在竹立家看來，這意味著從此中國的決策將由“新生代領導人”主持。這一代人，青年時期都在改革開放后度過，因此，在改革路徑選擇上會更有決心和信心。

“50后”在25名部委“一把手”中也居大多數，共有20名，占比80%。以年齡劃分，60歲以上共16人，占64%。

而2008年產生的國務院部委“一把手”27人名單中，未滿60歲者以17人居多，約占63%，其中農業部長孫政才時年45歲，最為年輕，現在是重慶市委書記。2003年產生的當屆此名單中，60歲以上者居多，共16人，占去28人中的約57%。

如果以十年一期前后名單做對比，在每個執政周期更替時，國務院班子成員以60歲以上者居多。

“為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這一特點會在過渡期比較明顯。”竹立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今年這一特點尤其明顯。“這是因為現實中問題越來越多，要面對的矛盾越來越復雜，更需要保證政策的相對穩定。”

高學歷凸顯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姜明安，是李克強的大學同學和故交。他對自己的老同學充滿了信心和期待。姜明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李克強為法學科班出身且成績優秀，此后還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對于經濟運行規律熟稔于心。許多發達國家的領導人，都有法學和經濟學的背景。

本屆35人整體班底中，除個別人無明確顯示外，履歷中有法學和經濟學教育背景者共23人，占比約66%。“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依法治國、科學治國理念漸次成熟。”竹立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李克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首位博士總理。而這一高學歷的特點，同樣體現于其班組成員中：副總理中，劉延東為法學博士；汪洋和馬凱則分別為工學碩士和經濟學碩士。5位國務委員中，楊潔篪和郭聲琨分別為歷史學博士、管理學博士，王勇則為工學碩士。由此，在這10人領導班子中，博士占比40%，碩士以上學歷占比達70%。

在25位部委“一把手”中，具有博士學位(歷)者，共10名，占比40%。他們當中，文科教育背景凸顯，占比逾70%。

專業性同樣得到體現。北師大前校長袁貴仁留任教育部部長，汽車領域專家萬鋼留任科技部長，具有財政學博士學位和高級審計師資格證的劉家義擔任審計署審計長，同樣為高級經濟師的社會學博士高虎城擔任商務部部長，有世界經濟專業教育背景的苗圩為高級工程師，擔任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

在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軍看來，在李克強的班子里，知識化和專業化的特點非常明顯，“這也是近年來中共干部任用的趨勢。”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竹立家對此表示認同，“本屆班底的知識化水平較高，這也是在當前全球化、知識化時代特色鮮明的背景下，中共所做的與時俱進的努力。”

蘊含改革思路

新組成的國務院班底中，有幾位官員因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實施，而頗受關注。此番改革涉及到鐵道部拆解、撤并，以及衛生、計生領域的合并，等等。而由此使得本有“小國務院”之稱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再度擴權，也再度引發熱議。

相應地，這些部門的負責人也將成開啟相應領域新時代的“拓疆者”。其中，原任國土資源部部長的徐紹史就任國家發改委主任，他在3月16日下午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責任很大，壓力也很大。”

即將62歲的徐紹史易職，在一位國土資源部人士看來頗有“委以重任”之意，也蘊含著新領導層重要的改革思路——推進城鎮化。過去五年間，徐在國土資源部的成績可圈可點。在中國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加快過程中，徐推進實施耕地保護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問責制”，以解決日益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土地問題，使得土地違法案逐年下降。由此可見，由他領導發改委，或將助推城鎮化這一改革最大紅利盡快彰顯。

而一度讓中國受益甚巨的人口紅利，用業內專家的話來說，“已經消失殆盡”。人口政策的調整，在剛剛閉幕的兩會上再度成為熱點議題。在“大部制”改革方案中，衛生部與計生委合二為一，成為“大衛生”格局啟幕的標志。觀察家由此推測，計劃生育國策或將松動，醫衛體制改革將強化。而這一改革的是否能夠得到有效推進，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該部委的“新掌門”李斌。

李斌此前曾任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并于2012年就任安徽省省長，成為當時中國唯一一位女省長，期間領銜創造了享譽全國的安徽醫改模式。在公立醫院改革方面，安徽成為唯一有兩個國家試點聯系城市的省份。至于相關改革，這位新主任上任伊始即表示，“將從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做起，從群眾不滿意的地方改起”。

至于“鐵老大”謝幕，執掌“大交通”布局第一棒的楊傳堂，“兩會”期間已數度遭遇記者圍堵。在被問及數年來困擾民眾的“購票難”等問題，這位59歲的新任部長提出，將由多部門聯手解決。至于“大交通”時代的綜合運輸體系，他表示“將掀開新的一頁”，并認為挑戰不大，對人員融合等工作均有信心。

“國務院人事任用，必然要緊密結合中國未來發展的經濟布局、工作重心、宏觀目標等進行。”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根據目前布局，雖然副總理分管領域尚未公開，但是可以推測，李克強會圍繞自己在記者見面會中所強調的三項任務布局：持續發展經濟、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正。

新政“法”字當頭

在會見中外記者的開場白里，李克強提到“忠誠于憲法”“對法律的敬畏”。這在王軍和姜明安看來，均體現著新一屆政府“法”字當頭的執政理念。

“這應該說是中國多年來法治建設的進步。”王軍認為，十八大之后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數度強調依憲治國理念，而李克強此番表述，更進一步體現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和依據。本屆全國兩會雖為換屆年，但議程中并無修憲事宜，這在王軍看來，表明中國憲法已趨成熟，憲法的基本原則、規定已趨完備。李克強關于“忠誠于憲法”之說，是一種成熟的理念。

在年逾八旬的北京大學政治學專家李景鵬看來，李克強此說“似乎是向憲政邁進了一步”，是依法治國理念的明確和強調。竹立家對此表示認同，并認為這是打造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任何一項改革舉措的憑據。

李克強在提及中國改革進入深水期或攻堅期觀點時，用語“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更難”，來描述改革將要觸動的固有利益格局。“既得利益往往會阻礙改革，此前的討論多在學者層面，如今李克強明確提及，表達的是一種攻堅克難的決心。”李景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利益是一種現實的訴求，靈魂是一種意識的升華。王軍分析認為，李克強此觀點旨在強調改革所遭遇的現實與意識之間的難題，前者由于更直接、更復雜，較之對于取得改革的共識更為艱巨。

姜明安則傾向于從語義背景來解析，他認為，李克強一代年輕時經歷過“文革”，之后也經歷了改革開放，深知人與人之間觸及靈魂之難。但是，要觸及多年來發展所形成的固有利益格局核心，則“難上加難”。

依據王軍的觀點，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無疑是要形成新格局，現在的困境就在于該形成路徑很難推進。“新利益格局的形成，最難的是社會各種習慣的轉變，也即專家口中探討的公民社會的成熟、中介組織的培育等等，這需要的是政治體制改革，而非僅限于經濟和行政領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轉變格局還要取決于中國現實承受代價的能力。

中共十八大報告強調，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由此，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成為學者熱議的中國第四個重要戰略機遇期。如今，機遇期還剩下7年時間，而中國當前面臨的現實是：人口紅利消失殆盡，土地紅利也空間幾無，市場機制變形，財富分化加劇，這些問題使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問題當前，時間緊而任務巨。

對此，李克強強調“改革是最大的紅利”。竹立家認為，改革的當務之急是改革議題的轉變。“未來5至10年，改革的中心議題必須圍繞公平、公正，打造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在經濟領域，要保持既有成果，必須盡快轉變發展方式，改善經濟結構。與此同時，行政與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配套推進。”(周瑤對本文亦有貢獻)

李克強“施政地理”

豐富的閱讀與實踐讓李克強的視野與眾不同。就任地方大員期間，他給河南帶來一場頭腦風暴，又給遼寧帶去一雙“眼睛”

本刊記者/韓永

“剛才你說的話，我怎么有‘有罪推定’的感覺啊？”

3月17日的總理新聞發布會，在回答美聯社記者“中國是否會停止對美國的黑客攻擊”時，李克強面帶微笑，語調平和，說了一個美國人耳熟能詳的法律術語。記者席中發出會意的笑聲。

這是一個暗藏玄機的問題，預設了“中國對美國黑客攻擊”這一事實。直接回答容易中招。李克強選擇了一個巧妙的方式，四兩撥千斤。

河南省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廳級官員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他對這樣的反應非常熟悉。他回憶說，自己當年向省委書記李克強匯報工作，沒說幾句話，他就已經明白你要說什么。“一沓20多頁的材料，他一掃一頁，看完后馬上拿出自己的意見。”

這樣表現的背后，除了天分，還有持續不斷的學習——從書本中，也從實踐中。

李克強的書單

在安徽合肥市徽州大道與紅星路交叉口，坐落著一個院子，院門已被廢棄，里面有兩座大樓，圍欄處銹跡斑駁。這是“紅星路80號”，是李克強少年時代生活的地方。

當時，這個院子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館辦公的地方，后院是宿舍，中間有一個通道連著。一到做飯時間，過道上的煤球爐灶里，就飄出誘人的味道。

李克強走在這個通道里，見了熟人打聲招呼，有時還抱抱鄰居家的小孩，父親李奉三見了，忙說：“小心抱跌跤嘍。”

年少的李克強，留給鄰居的印象是“話不多，不怎么調皮，特別愛學習”。有時候搬個凳子自己學，有時候跑到對門的李誠家里學。

當時，大院里有一個由兩件平房辟出的圖書室，四五十平方米，藏書近萬冊，供安徽省文史館館員研究之用。李誠是這間圖書室唯一的管理員，兼做出納與采編。

這個地方對李克強有著特殊的吸引力。“由于是北房，又書擁四壁，室內光線略顯昏暗，但很寂靜，與喧鬧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的感覺。”李克強在《追憶李誠先生》一文中寫道。

有時候放學歸來，李克強會悄悄溜進圖書室，這兒看看，那兒翻翻。這兒沒有一本兒童讀物，多是線裝書和舊版書，李克強不知所云，但他喜歡這一種氛圍——“一種書香四溢的氛圍。”

在這個氛圍里，50多歲的李誠每天端坐桌前，手不釋卷，或執筆圈點，或頷首低吟，很有畫面感。

后來，“文革”爆發，小學和圖書室都被沖擊，李克強和李誠雙雙“賦閑”在家。李奉三欽佩李誠的學問，領兒子拜師，開始了長達5年的傳道授業。每晚9時，李誠燒上一壺水，把腳放在一個不大的搪瓷盆中，開始給李克強講國學、治學的方法以及古今軼事，每天近一個小時。

李誠給李克強開了個書單，里面有《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四史”，還有《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等桐城派色彩的書。他反對李克強讀《古文觀止》之類的“村書”，也不主張他讀后來人作的《中國通史》之類的書，說夾敘夾議太多。

對李克強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吸收知識、奠定國學底蘊的過程，還是一個培養讀書習慣、以書格人的過程。

1974年，李克強去鳳陽縣東陵村當知青。他白天干10個小時的農活，晚上回來還看書。有一回替別人家燒火，邊燒火邊看書，火熄了全然不知。

村民們對這個“又黑又瘦年輕人”的勁頭嘖嘖稱奇。李克強這時候看的書，史學類居多。

進入北大后，李克強讀書的渴望得到充分釋放。他的同學何勤華回憶說，沒有課的時候，李克強一早就離開宿舍，吃完早飯就去圖書館，除了午飯和晚飯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閉館才離開。

李克強此時所讀的書，以法律、經濟居多，為了學習英語，英文原版書也看一些。

李克強很早就對經濟問題興趣濃厚。他看了很多經濟學理論的書，茅塞漸開。同學何勤華寫了一篇文章，說資本家只顧剩余價值而不顧親情，李克強給他提意見說，最好看一下二戰后西方資本運作的新情況。

河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李克強的施政思路中，有很多經濟學理論的運用。

李克強學習英語，簡直就是一則勵志故事。他自己制作了一個小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死記硬背，認識的單詞就翻過去，不認識的就看中文解釋。“克強學英語的刻苦勤奮，現在的年輕人是無法想象的。”同學何勤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時也在背。”

工作之后，這個習慣依然延續。同事會發現他帶著隨身聽，搖頭晃腦學英語。他讀英文原著，看英文電影，最常看的頻道是CCTV-NEWS。有時候一家人在一起，也會用英文對話。妻子程虹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老師，專攻美國自然文學研究，是李克強學習英語的“賢內助”。

良好的學習能力讓他的視野與眾不同，這在他擔任地方大員時展露無遺。

頭腦風暴

李克強在河南的第一個“施政綱要”，就引發了一場“頭腦風暴”。

2002年12月，李克強就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此后，他著手推出《河南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這是他在河南的“施政綱領”。王永蘇是主要執筆人。

他把河南省實現小康社會的路徑，歸納為三條：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動農業現代化。

這個順序，與河南傳統的做法相差很大。過去，基于中央的要求和河南的省情，該省一直把農業放在各個產業的首位，說完農業，才會說其他的產業。現在，李克強把農業放在了工業和城鎮化的后面，成了“老三”。

那一年6月的一天，王永蘇和省委副秘書長楊春雨一起，向李克強匯報這些意見，同時聽他闡述。

這是一個初夏的午后，窗外知了尖叫，屋內熱氣上升。李克強從辦公室椅子上走下來，三人圍成個半圓。李克強笑瞇瞇地，一如今年3月17日新聞發布會上的神情。

楊春雨說，現在大家的意見是，中央把“三農”放在重中之重，放在第一位，河南放在第三位，跟中央精神不一致；另外，河南的省情是農業大省，重視農業是題中之義。

這些意見分量很重：上不合國家精神，下不合河南省情，《綱要》何以立足？

李克強身體微微前傾，開始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表達觀點的時候喜歡帶著手勢，似乎為了增強力量，同時也控制節奏。

王永蘇慢慢理解了李克強的獨特思路：發展工業化、城鎮化，就是為了解決“三農”問題，而且是為了更徹底地解決這一問題。只是路徑跟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就“三農”論“三農”，現在是跳出“三農”說“三農”，把“三農”放在一個大盤子里，通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讓農民轉化為工人、市民，自己脫貧的同時，也讓農村土地適當集中，農村的現代化則指日可待。

李克強曾經測算過，在農村人均1.2畝地上做文章，不可能大幅提高農民收入，也不可能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即使人均5畝地也難以做到。必須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

河南省社科院城市研究所所長王建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家庭聯產承包確是一次對生產力的解放，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對生產力的抑制。

“他是個系統的思維，把所有的問題放在一個系統里，誰在哪誰在哪，看在哪個地方著力對整個系統最有效。”王永蘇說。

理論上是這么說，但觀念的轉變非一日之功。這時候，李克強表現出了足夠的耐心。《綱要》完稿以后，他不急著發下去，他建議王永蘇把理論界動員起來，讓他們的研究跟省委的決策有機結合。

農民進城，城里要有工作機會才行，這就需要招商引資。李克強提醒河南的干部，過去河南人老說自己人口多，基礎差，底子薄，人均水平低，這不利于招商引資，以后要換個說法。“人口多就是市場大，基礎差、底子薄都說明發展的空間大。中國叫‘發展中大國’，河南就是中國的縮影，為什么不可以叫‘發展中的大省’呢！”

換個角度想問題，對于長期以來信奉“中庸之道”的河南人來說，可謂另僻蹊徑。

鄭東新區建設，李克強又給了河南人另一個沖擊。此地原是一個軍用機場，占地兩三平方公里，后來要搬走，鄭州市有意引進港澳的資金，在原來的區域建一個“港澳新城”。向李克強匯報時，他覺得氣魄不夠，認為要建就要目光更遠大一些。于是，規劃重新修改，改名“鄭東新區”，占地150平方公里。如今，鄭東新區已成為鄭州的地標。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長劉道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李克強留給河南人的，是強化了城市意識。

農民進城與民生網底

而在遼寧，李克強給中國這另一大省帶去的新意，是在一個外界慣性認為的內陸省份，新辟了一個沿海開放帶。

2005年初，走馬上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不久的李克強，沿著海邊走了一圈后，得出了一個結論：遼寧是一個沿海大省，要“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遼寧省社科院副院長梁啟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李克強對“沿海”有一個新的解釋：不僅包括海岸線，還包括向內陸延伸最多100公里的腹地。“就相當于建一個距離較遠的碼頭。”

按照這個標準，分別離海岸線30公里、90公里和100公里的錦州、朝陽和阜新，都是沿海城市。

這是一份讓人羨慕的沿海資源：陸地海岸線占全國12%，14個地級市中，有6個在海邊，全省三分之二的面積距離海岸線不到100公里。更重要的是，在沿海一些省份遭遇土地瓶頸時，遼寧沿海卻存在著大片廢棄的鹽田和荒蕪的鹽堿灘。開發既不占用耕地，又成本低廉。

有人說，李克強給遼寧帶來了一雙“眼睛”。這雙眼睛里，有李誠早年的教誨，有東陵村4年的磨礪，有法律和經濟學的專業積淀，更有扎實的一線調研。

有時候，李克強會一個人坐火車去調研，連秘書都不帶。

2004年12月26日，撫順零下29度。剛剛就任省委書記12天的李克強到該市莫地溝棚戶區調研。他看到當地的墻體多處開裂，屋內的溫度都在零下20多度，700多人共用一個廁所。這讓他非常震驚。惡劣的環境讓外地人避而遠之，當地曾經連續5年沒娶進來一個媳婦。

當聽說79歲的全國煤炭系統“技術狀元”王文章已在這兒住了50年后，李克強熱淚盈眶。他說出了一句至今讓沈陽百姓記憶猶深的話：“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你們搬出棚戶區，住上新樓房。”

在今年3月17日的記者會上，李克強說：“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邊是高樓林立，一邊是棚戶連片。”

莫地溝調研4天后，李克強在省委九屆八次全會上提出，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完成全省5萬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連片棚戶區改造任務。這被列為該省“一號民生工程”。

不到兩年，遼寧省拆除棚戶區1212萬平方米，建設回遷樓1931.5萬平方米，安置棚戶區居民120萬人。“要住房，找克強”的說法不脛而走。

在3月1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克強說，要編織一張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網，兜住特困群體的基本生活。這一方面是為社會穩定考慮，同時也是降低城鎮化的門檻。他承諾，本屆政府下決心再改造1000萬戶以上棚戶區。

按照社科院在2011年發布的報告，中國已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后，很多人擔心，中國會步拉美國家后塵，落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城鎮化的速度超過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出現了很多貧民窟。

遼寧省一位退休官員說，城鎮化與基本保障，代表了政府的兩個執政方向，前者代表發展與效率，后者代表穩定與公平，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平衡，是擺在李克強政府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實習生劉蔚、孫曉磊對本文有貢獻)

李克強的北大印記

在北大法律系77級的昔日同窗眼里，李克強是個低調的同學，沉默寡言，上大課時喜歡坐在后排。他學習刻苦，勤于實踐。在北大學習法律、以及從事經濟法教研這段經歷，對李克強日后引領一個大國的經濟工作頗有影響

本刊記者/申欣旺

看完新任總理與中外記者見面會直播后，陶景洲說，“很真實，克強一點都沒變。”

在陶景洲眼中，克強還是那個克強，自信、真誠。

1977年，北京大學法律系恢復招生，83名出身各異、年齡不一的學生通過高考從全國各地匯集到北京。分高學優、根正苗紅，是當時北大法律系選拔學生的標準。日后這一批學生走向社會，可謂群星璀璨，其中有行政法學家姜明安、刑法大師陳興良、民法權威郭明瑞、國際上頗負盛名的大律師陶景洲、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著名政治學者王紹光……

當然，最令人矚目的，是2013年出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

夢想與抱負

1982年1月10日，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畢業前夕，李克強曾為班上年齡最小的一位同學寫下臨別贈言：“純真而不欠聞達，善良而不失堅強，把生命高舉在塵俗之上，又融化于社會之中，這應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陶景洲認為，這種抱負，應該是李克強從政的精神動力。

其實，夢想在大時代面前，顯得神秘渺小而不可捉摸。畢業之時，法律系三位同學通過考試獲得出國資格，現在是美國德杰律師事務所駐北京代表處管理合伙人的陶景洲，最初就想去美國，卻因為年齡最小被安排去了法國。

剛開始，李克強也想出國，也有學業優勢。他和姜明安是同學們公認的學習特別刻苦的兩個人，后來又成為法律系僅有的兩個校級優秀畢業生，這在當時全校畢業生中也只有20多人。何勤華曾回憶李克強學英語的情景：“小本的正面寫英文，背面寫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隊時也背。”

畢業前的兩個月，李克強復習了留美資格考試的相關課程，被老師和同學們認為十拿九穩。但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后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看中了他，要他留校擔任團委書記，并且鍥而不舍地找他談了十多次話。陶景洲認為，這個時候，李克強的黨性原則就體現得很好，聽組織的安排，正如李克強自己所說，“融化于社會之中”。

其實當時還有很多夢想。畢業之時，李克強、郭明瑞、姜明安、武樹臣四人曾約定，合寫一本叫“法律文化”的書。不過，約定還沒有來得及付諸行動，大家就各自忙開了。全班83人之中，他們四人被留校任教。文革之后，各大學的師資隊伍面臨青黃不接的局面，選擇優秀的本科畢業生充實師資力量成為最好的辦法。

“我們四個人方向都不一樣。我本人從大二開始就對行政法感興趣，李克強選的是經濟法方向，武樹臣主攻法制史，郭明瑞則選了民法作為執教領域。”姜明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日后李克強又回母校北大攻讀經濟學碩士和博士，這對于他在未來領導中國的經濟工作奠定重要基礎。

留校當年，李克強出任北大團委書記，漸離教研一線。陶景洲說，“越來越多的團委工作占用他的時間，經濟法教研室的一位老教授惜才，說共青團工作是不務正業，勸李克強繼續經濟法的教研工作，勸他不要走。”

但北大團委工作有聲有色，引起團中央的關注，李克強很快就被調往團中央任職。走的時候，姜明安騎著自行車到派出所，為他辦理了糧食戶口關系。

法學背景

何勤華曾撰文回憶，大學期間，武樹臣、李克強等都是系主任張國華老師的崇拜者。“老武最終走上了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道路，與張老師不無關系。克強也曾一度想郵輪泄傷枷朧返慕萄Ш脫芯俊饈撬卓詼暈宜檔摹！

陶景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雖然當時處于改革之初，大規模立法剛剛開始，但對法律主干課程的學習并未耽誤，走過這一段時期的法律人都有深厚的知識背景。陶景洲特地將李克強在記者見面會上的回答仔細看了一遍，“他的回答中充滿著很強的法律味，憲法至上、法治精神、法治政府、法律神圣這樣的表述很多，尤其是類似‘有罪推定’這樣專業的詞語，不學法律的人，不可能那樣自然地說出來。”

說到這些，陶景洲回憶起李克強亦曾有過出庭辯護的經歷：1980年12月，班上不少同學在南京法院實習。陶景洲在南京中院，李克強則在一個區法院實習，主要當陪審員，有時也當辯護人。他們曾代理一個四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件，法院指定了4個辯護人，李克強是首席辯護。“他認真查閱卷宗，做了很多準備工作，記得開庭的前一天，他組織我們幾個人討論到很晚。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法庭辯護經歷。在法庭上，他說話比較慢，還帶點合肥口音，表情很嚴肅。”

3月17日記者會上，李克強說，“建設法治政府，這尤為根本，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無論任何人、辦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權限，我們要用法治精神來建設現代經濟、現代社會、現代政府。”

陶景洲認為，對于法治，李克強顯然有著比一般人都深入的思考。

何勤華回憶，李克強刻苦學習英語，大三以后就開始翻譯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獻。何勤華在1980年5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克強同學真不簡單，他翻譯的《英國憲法資料》已被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錄用，共一萬多字。他另外翻譯的兩篇文章，也初步為我系雜志《國外法學》看中。他寫的《信息控制與法學》的論文，已由系里打印，送交《法學研究》。他與周振想(注：后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刑法教授，已過世)同學合寫的報道《法律系學生五四科學討論會》，也將被《光明日報》錄用。”

李克強與同學合作翻譯了幾部西方著名法學家的名著，最令人稱道的莫過于英國丹寧勛爵的《法律的正當程序》。該書于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即便在10多年后的今天，“程序治國”仍然是姜明安等行政法學者著力推動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十幾年前，姜明安以及中國行政法學界便力推統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以促成政府行為合乎正當程序，而近二十年來，與正當程序相關的《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已經成為規范政府行政行為的最重要立法。

陶景洲認為，李克強當年讀書最大的特點，是著眼于社會。“大二時開了一門選修課叫經濟法，我感覺李克強從那個時候起開始對經濟發生興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個更加注重市場經濟的想法。那個時候盡管已經開始主張市場經濟，但什么是市場經濟都說不清，(李克強)能有這種想法已經很難得了。”

彼時，“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創建了中國國際信托公司。中信聘請了哈佛大學一位法學博士任顧問，這位博士同時在北大開講國際法，他帶了十多名學生去中信實習，陶景洲和李克強都在其中。

“我們在中信實習了一個多月，每天都去中信總部看材料。當時北大的國際法水平可以說是全國第一。這次實習對我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從中信公司的案例材料中，我們學會了如何用法律規范投資行為，如何用合同來約束企業行為。這對我們掌握中國未來的外商投資政策很有幫助。”陶景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時隔不久，1979年7月，中國就出臺了第一部外商投資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盡管僅有15個條文，卻將改革開放實質性推進了一大步。

“不事張揚，穩扎穩打”

在陶景洲眼中，李克強謹言而慎行。“他在班上一直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我們上大課時，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課堂表現也不算活躍，并不顯眼。”

尤其是照相的時候，李克強要么站在后排，要么站在一邊，不事張揚。陶景洲說，“他從團中央調到河南工作以后，我們聯系少了，不過他對我們仍舊沒有官架子。我們同學聚會，就數他級別高，大家都推他坐中間，他卻總是推來推去不肯坐。記得唯一一次例外，是2002年的同學聚會，他已經擔任河南省委書記，是主政一方的大員了，合影時幾個人硬拉著他坐中間，他才坐下。這是我見過他唯一一次居中合影。”

在他們那個班上，同學之間感情都很好。李克強和姜明安因為常一起去龔祥瑞老師那學習，關系就更密切了。

有一次，姜明安看上了中文系的一個女孩，但是羞于開口，就請李克強出面說媒。他去了，幾天后回來說：“哎呀，中文系的女同學都很開放，說‘既然姜明安看上我了，你就讓姜明安過來談，你來干嗎？’”于是，李克強少有的做紅娘的經歷，最終沒成功。

在同學印象中，四年多時光，李克強不僅學習刻苦，還勤于社會實踐。陶景洲還記得，因選修課“海商法”，自己曾與李克強等同學去天津港做過實地考察。“這門課由外籍老師主講，用英文授課，僅限英語好的人選修。因為涉及海上事故處理等實際問題，我們十幾人一起去天津新港考察，上碼頭，登輪船，專門看了卸貨區，了解貨輪裝卸貨的各個環節，內容很細致。在這個過程中，李克強表現出很強的工作能力和語言溝通能力。”

組織能力也是李克強的長項之一。陶景洲回憶說，畢業那年，李克強作為主編組織了二十位同學翻譯《牛津法律詞典》，前后用了一年時間。在陶看來，沒有很強的組織能力不可能在一年時間內完成這個項目。

“他是一個穩扎穩打，吃苦耐勞，胸有乾坤的人，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今天成為國家總理，我不是驚喜，而是只有喜，沒有驚。”陶景洲說。

2008年奧運會期間，李克強回到北京大學法學院，請昔日的老師和在校的同學看了一場乒乓球賽。“他和我們說，時常想念大家，只是到中央工作后，見面就沒那么方便了，請大家諒解。”姜明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同學之間常有電話、短信往來。但自從李克強成為政治局常委后，警衛工作繁重，他又希望盡量減少擾民，便用這種方式表達了歉意。

于同學而言，除了祝福，還有期待。陶景洲的話很有代表性：“我只希望他好好為國家做事，解決老百姓的住房、醫療、養老和孩子們的教育問題，真正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當然，還包括環境和食品安全這些最基本的問題。”

[責任編輯：wanggq] 標簽：李克強 中國 改革 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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