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36條”怎樣發揮藥效

眼下已經到了從根本上回答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屬性與定位問題的時候。

文/陳季冰，資深媒體人

國務院日前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再次重申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輿論旋即將這個意見稱為“新36條”，并將它解讀為：自2005年2月24日著名的“非公經濟36條”出臺5年之后，對民營資本放開投資領域的又一個“里程碑式政策”。

然而，“新36條”是否真的能夠達到中央政府預期的效果呢？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并不是僅僅憑借主觀期望或自覺努力就能夠輕易做到的，這里有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體現中央大力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非公經濟36條”出臺以來的最近5年間，中國經濟的各個領域卻出現了嚴重的“國進民退”大潮。這有力地證明了，中央政府的宏觀意愿并不總是能夠順利地轉化為經濟社會的現實。

問題的根源在于，在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的今天，在中國的政治層面，主流意識形態仍然將發展民營經濟當作實現某種其他目的——先是活躍商品市場、改善人民生活，后是擴大出口、解決就業問題等等——的手段，這種功利性的考量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后果，那就是我們的所謂市場經濟始終無法隨著經濟體量和活力的提高而更上一層樓，進入一個普適的法治環境。

在真正的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中，每一個社會主體和市場主體都應當是平等的參與者和競爭者。他(它)們應當遵守普遍適用的法律、制度和契約，享有普遍適用的權利，并最終憑借各自的天賦、能力、努力和運氣贏得各自應得的收益。在這種法治環境下，每一個社會主體和市場主體都是它自身的目的，而非其他行為主體(國家)實現其目的的手段。政府則是這一公平的法治環境的維護者和不同主體發生利益沖突時的仲裁者。我們深信，只要一日不樹立和真正落實這種理念，真正的市場經濟就一日不可能在中國建成。

那么，阻礙這種普適的法治環境落實的力量又來自哪里呢？

不久前在“央企地王”一發不可收的情況下，國資委下令，要求除了主業為房地產的16家央企，余下還有78家非房地產主業的央企有序退出房地產市場。然而，如果央企真的像許多政策宣傳里說的那樣，是與民企、外企等沒什么不同的市場競爭主體的話，它們為什么不能涉足房地產市場呢？

于是又有人說，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不是普通企業，它們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它們不應該“與民爭利”。注意，這里的“與民爭利”已經不再僅僅指政府與老百姓“爭利”，而是同時包含了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假如這種邏輯成立，則實際上國有企業就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換句話說，它們必須要退出的就不僅僅是樓市，而是所有的競爭性市場；它們應當介入的，是將盈利視為天經地義的“普通企業”沒有動力參與的社會公共品領域；它們實際上就成了所謂“服務型政府”在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時的執行機構，就像西方國家里的少數國有企業——如英國的BBC——那樣。但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國有企業扮演的絕不是這種角色。

所有這一團相互矛盾的混亂邏輯最終都把我們帶到下列這一組相互關聯的問題上：理論上，國有企業的性質究竟應該是什么(它為什么要存在)？現實中，國有企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它都做了些什么)？國有企業與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究竟是否相容？……

經過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摸索，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或許并不在于“大鍋飯”和“低效率”這些它們時常表現出來的表面病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在于它與政府行政權力的關系。過去的許多經驗告訴我們，國有企業經常利用與政府的特殊關系，通過后者出臺的傾向性、保護性和行政壟斷性政策取得競爭的優勢，從而擠壓民間的經濟活動空間。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往往是通過不公平的方式贏得所謂的“市場競爭”的。而正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無法成為一個公正的裁判。

因此，眼下已經到了必須要從根本回答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屬性與定位問題的時候。否則，不僅未來我們很可能重蹈上一個“非公經濟36條”頒布以來5年間窘境，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也終究難以繼續推進下去。-

［編輯 陳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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