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10日 19:06東方網【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達沃斯的中國圖謀(圖片來源：中國企業家)

一個用思想“征服”世界的小鎮，為何沒能“征服”中國？

中國距離世界有多遠？

7971公里。這是北京距離瑞士小鎮達沃斯的飛行距離。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舉辦地，一個用思想征服世界的小鎮，如今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一個符號、一個隱喻。

《中國企業家》：自中國打開國門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與達沃斯便建立起了某種聯系。早在1979年，達沃斯論壇主席施瓦布就向中國發出了“熱情的邀請”。此后這根線一直沒有斷過，80、90年代，中國企業聯合會曾組織一些知名的國有企業老總參加達沃斯論壇，中國政府也數次在達沃斯論壇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達沃斯于中國商界，還是若即若離。迄今為止，有心前往達沃斯聆聽世界心跳與脈搏的中國企業家、能夠被達沃斯邀請前往的中國企業家，其實仍然屈指可數。2007年，達沃斯參會人員總計2000多人，而與會的中國人不超過50個。當那幾個中國商界的“達沃斯人”，如馬云、田溯寧、潘石屹等興奮地在自己博客、在各種論壇里談論著那個雪國小城給予他們的腦力激蕩時，可能相當一部分聽眾，如讀者您，并不以為然。畢竟，天天發生在中國這片熱土上的事兒比遙遠冰冷雪城里那些高遠虛空話題看上去更加令人興奮。

但是你可能錯了。世界在一個坎上，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達沃斯論壇上所講：以歐洲為中心的時代，行駛了200年后結束了。而社會批評家杰里米·里夫金則認為，“美國夢”正緩慢死亡，新“歐洲夢”正在形成。但他們都沒有勇氣指出，“中國夢”的輪廓將自東方呈現、日趨清晰。那一小撥年年去達沃斯觸摸全球化神經的中國人，正是追尋“中國夢”的前鋒。達沃斯與西方需要把目光投向中國，以求汲取全球化巨變下的靈感和引導；同樣，中國必須躋身到這樣一個全球化俱樂部里，跳上舞臺告訴世界，“我在這里”，甚至參與到趨勢的掀動、規則的制訂中去。

在本期封面中，《中國企業家》采訪數十位跟達沃斯有過直接關系的人，他們有經濟學家，有商業領袖，有所謂的“達沃斯人”(Davos man)，也有反對達沃斯的人。通過圍繞著達沃斯展開的種種沖突、疑問、交鋒，展現中國企業乃至中國力量融入全球化的一個個“蝴蝶效應”。

這30年來，達沃斯與中國的錯失與誤解是相互的。自1981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就落地中國，令人遺憾的是，達沃斯論壇連續26年在中國聯合舉辦的“中國企業高峰會”聲譽平平。而《財富》全球論壇、《福布斯》論壇這些后來者反倒在中國名聲鵲起。2007年9月，夏季達沃斯論壇“新領軍者年會”在中國大連召開。達沃斯在重啟中國戰略嗎？“中國夢”能否通過達沃斯找到通往世界的出口？無論如何，兩者的擁抱應該是長久的。

剛剛被中國企業家“發現”的達沃斯論壇，已經令全球各界領袖激動了多年。由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于1971年創立的世界經濟論壇，每年1月在瑞士滑雪圣地達沃斯(因此更多被稱作達沃斯論壇)召集政界、商界、學界和媒體界，從“為全球公眾利益而奮斗”出發，對全球、區域和行業議題展開討論。

在西方，收到達沃斯的邀請函是一種榮耀，代表著你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千人之一。而達沃斯也因為擁有全球1000強企業的會員社區，而固化了它不可取代的第一經濟論壇的地位，被稱作“民間聯合國”、“頂級CEO俱樂部”。

但是，在西方世界呼風喚雨的達沃斯，在中國的拓展與影響并不盡如人意。就中國市場而言，達沃斯的會員企業僅有20多家，達沃斯所引發的震撼與討論也不過是在一個小圈子里。這與中國經濟作為全球最熱話題的現象形成了對比強烈的反差，也讓人疑問叢生——達沃斯為何沒能深深地抓住中國？

中國“達沃斯人”的激動與迷茫

“交通不便，一路輾轉16個小時，去時想著以后再也不去了。”2001年，阿里巴巴董事長馬云初次到達沃斯的路上則是滿腹抱怨，但是，在達沃斯論壇上他被迷住了，接連去了六次。“達沃斯是一個說狂話、空話的地方，總是能夠給我方向感。”

“達沃斯是思想匯集的地方，是思想的假日、思想的節日，是啟發心靈的地方。只要你有想法，交流起來就能獲得認可。”中國寬帶產業基金董事長田溯寧1997年第一次參加達沃斯，達沃斯甚至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田加入網通前就受論壇上電信業“放松管制”話題的啟發，田現在主做的寬帶產業基金則是發軔于2005年論壇上的“數字生態系統”。

“達沃斯論壇是有影響力的企業、有影響力的人發揮其獨特的影響力來影響世界的舞臺。已經過去半年了，達沃斯引起的震撼在我的心中一直沒有停止。”2007年首次參加達沃斯論壇的中國移動總裁王建宙，在一篇文章中吐露心聲。

“達沃斯是形成全球共同價值觀的地方。”在2007年對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舉辦的對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的歡迎晚宴上，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劉東華這樣總結。

中央電視臺“贏在中國”總制片人王利芬在第一次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描述了那個被稱為“有一種失重感”的瞬間，“2005年1月，我第一次去達沃斯。在主會場的一個并不大的咖啡區，我看到索羅斯與人交談，邁克爾·戴爾抱著他的筆記本電腦匆匆上樓，美國參議員Mc Cain坐在沙發與別人聊天，管理學家哈佛教授邁克爾.波特正在電腦上查閱他的日程，Google的CEO施密特在與《數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龐帝交頭接耳，遠處一群保安和媒體記者簇擁著英國首相布萊爾向主會場走去，還有數不清的全球500強CEO穿梭其間。”

在調查中，“趨勢”是中國企業家們提及最多的一個關鍵詞。馬云稱他在達沃斯找到了很多“趨勢性”的理念。“‘全球化’、‘企業公民’、‘環保創新’，這些概念基本都是在達沃斯首先提出的，3年-5年之后中國才開始討論。”更為關鍵的，這種趨勢也帶來方向感。“2001年互聯網大勢不好，該往哪里去？當時聽到克林頓有關美國‘9·11’之后應該往哪里走的演講，他講到了使命感驅動，我茅塞頓開。”而阿里巴巴的“誠信通”則是馬云在達沃斯上受窮人銀行家尤努斯的啟發。

“氛圍”則是另一個被較多提及的詞匯。在田溯寧看來，“全球化、互聯網，替代不了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達沃斯有其他論壇上很少有的氣氛：每個人都在走動、每個人都在交流、每個人都想見別人或者是被別人見，讓所有的溝通變得更加有效。”而馬云則認為，“在達沃斯沒有人會覺得你在說大話、空話，6年前尤努斯還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在全球最富有的人面前說‘窮人比富人更有信用’，并沒有人把他當作瘋子、狂人。”

中國企業家參與達沃斯論壇，中國企業聯合會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陳英回顧道，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企聯組織中國企業家參加達沃斯，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董事長田源、中遠集團總裁魏家福等都是早期的參與者，企業家們的統一的反應是“信息量大、層次高、討論的問題比較超前，能給出方向感，看出世界未來的發展趨勢。”

但是，這些“達沃斯人”的震撼，卻并沒有在中國產生廣泛性的影響。中國1979年就開始派團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中國人在達沃斯論壇一直少之又少。2007年，在達沃斯出現的中國人不超過50個，而參會人員總計2000多人。在論壇設定的228個議題當中，中國人參加主要討論的則不到30個。雖然中國話題在達沃斯逐年升溫，但改變不了“去了的還去，不去的還不去”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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