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繼明：西部持續發展成都應成為面向歐亞的重要節點

2013年05月03日 14:16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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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5月3日訊 昨日，全球財富論壇系列活動之二在成都開幕。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出席開幕式并發表主題演講。蔡繼明指出，在沿邊開放戰略中，西部地區必然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其中，特大中心成都應當發揮更大的作用，成為“承東接西”的重要節點。

以下為演講實錄：

蔡繼明：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非常高興來到成都，成功之都，財富之城，也希望給我帶來一點財氣。

我今天借這個機會要和大家談兩個主題，其實是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用改革的紅利來實現發展的潛力。

我今天這個講座的內容分成四個方面。第一，改革的紅利。第二，發展的潛力。第三，以新土改促新型城鎮化。第四，成都經驗的啟示。

我們注意到李克強在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及在之前反復地強調改革仍然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今后的改革面臨著很多攻堅克難的任務，特別是政府要向市場放權，要向社會放權，政府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要有向自身瘦身的勇氣。另外一方面，改革35年，有些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會千方百計阻礙改革，而廣大人民群眾在醫療、教育、住房等等這些關系民生的方面，可能感受到并沒有和我們的經濟發展獲得同步的改善。因此，很多人對改革持觀望的懷疑的態度，遠不如35年前那個時候一提改革，大家都舉雙手贊成，所以今后的改革要想使人民能夠舉雙手擁護，那么就要使改革讓廣大人民群眾受益，李克強總理也特別強調，要用改革的最大紅利使廣大人民群眾受益。

我今年參加兩會就注意到，其實我作為政協委員15年，一直是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都是在聽政府工作報告以及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以及最高法、最高檢察院的報告。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政府工作報告的得票率，最后通過率總是最高的，最高法、最高檢察院報告的通過率總是最低的，而去年財政部的報告倒數第一，今年財政部的報告倒數第二。今年在換屆選舉當中，得票最少的幾位部長，得票最少的一個是環保部部長，其次就是住房城鄉建設部部長，第三是央行行長，第四是教育部部長。人大八個專業委員會最后得票最少的是環資委。這就反映了什么？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經過35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世界第二，財政收入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很多制造業的產品在世界都名列前茅，因此唱宏觀唱總量形勢一片大好，但是一涉及到企業微觀，一涉及到產業，涉及到市場，涉及到關系百姓民生的方面，住房、教育、醫療等等，不滿的情緒卻是與日俱增。這就說明我們改革成果還有待于進一步挖掘，向廣大人民群眾傾斜，籠統地談改革恐怕并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

下面我想結合國務院有關深化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等等方面的一些精神，談一下今后在哪幾個方面我們還能夠取得改革的紅利，從而使得這些紅利能夠讓人民群眾在更大程度上分享。首先，我們應該積極地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的改革，從而取得完善市場機制的紅利，35年的改革，雖然我們已經基本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我們這個市場經濟的制度還并不完善。突出的表現就是要素市場并不完善，甚至有的要素市場并沒有形成，比如說土地市場，我們的土地市場完全是由政府作為獨家壟斷的買方，其實不是買方，是征地的一方。然后還有作為獨家壟斷的賣方，向社會提供供給。所以土地市場幾乎是沒有能夠建設起來。那么我們其他幾個方面，比如說資本市場，資本市場也往往受現行政策，行政方面的干預。我們勞動要素市場還沒有能夠形成全國統一的以及城鄉統一的這種就業市場，因此完善要素市場，建立完整的要素市場體系，必將能夠在資源配置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從而能夠獲得更大的紅利。

1.2：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從而取得優化所有制結構的紅利。30多年來，我國所有制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其中主要是非公經濟，從無到由，從非法到允許存在到允許發展，從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共十六大保護私有財產的提出，到2004年新修改憲法，確立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不受侵犯，以及兩個毫不動搖。既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也要毫不動搖鼓勵和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還有國務院的老36條、新36條，等等等等。所有這些都標志著我國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在這35年當中，國有經濟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先是國進民退，現在很多區域出現了國退民進，現在又有提出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很多企業招商引資，過去重在外商、港資、臺資，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盯向了國企，特別是央企，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起著什么地位？如果國有企業地位不確定，我們民營企業的地位也不可能穩定，所以下一步改革恐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仍然是重頭戲。就要明確國有企業它的地位和功能是什么？顯然不能和普通民營企業擺在一個位置上，比如民營企業搞房地產開發，國有企業也搞房地產開發，特別是央企，多的時候90%的央企涉足房地產市場，也跟著在這里對房價推波助瀾，制造左一個地王，右一個地王，這是國有企業該干的事情嗎？國有企業享受了很多國家優惠政策，比如說土地、礦產資源，以及在很多經營領域是壟斷的。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在金融、保險以及移動通信、鐵路等等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政府行政壟斷。由于行政壟斷阻礙了民營企業的進入，從而你獲得的超額的利潤理應收歸國有，回饋廣大人民群眾。但是我們國有企業上交的利潤是極其有限的。國外企業還享受著使用大量廉價礦產資源，但是我們的油價卻是和國際市場接軌的，這樣來看，我們國有企業它一方面享受著國家很多特殊的政策，同時另一方面還按照市場機制，市場這個規則來規范它的行為，那么顯然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接下來國有企業它到底應該在哪些企業必須由國有，過去我們說國有經濟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國有企業是共產黨的長子，只有堅持國有制為主導，才能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那么這樣一來，國有企業的定位就很模糊，那既然是執政的基礎，那這個基礎越牢固越廣闊就會越好。但是我們有會拘泥于一些法律，前蘇聯國有經濟幾乎一統天下，為什么蘇聯解體的時候，共產黨下臺，國有經濟并沒有提供支持。你要說國有經濟是共和國的長子，哪里是上是這樣，新中國成立了之后，當然先有國有經濟，它是老大。但是你要說改革開放35年來，你還要分清誰是長子，誰是次子，誰是私生子，這恐怕就不公平了。按照我們中共十八大的精神，無論哪一種所有制經濟，都應該依法平等地使用國家各種生產資源，依法公平競爭。所以國有企業應該局限在哪些領域，如果某些領域必須實行國有，必須實行壟斷經營，那么政府也應該承擔起相關的責任，對國有企業的壟斷行為要加以管制。不僅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如此，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所以今后的改革還是要進一步地完善和引導各種所有制主體公平競爭、公平發展。這里面仍然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和兩個保護，我在這里強調大力發展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今天下午我們考察了三家企業，企業老總都在這兒，一會兒我們還要跟他們開展對話。中小企業在任何國家都是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一般90%以上的企業都是中小企業，在我們中國，這個數字可能就更高。目前就業在稅收的貢獻以及在創新技術方面，中小企業它所發揮的作用從總體上來看應該說都已經超過了國有企業。但是中小企業它所使用的國家的資源遠不如國有企業使用得多。尤其是中小企業里邊的小微企業，小微企業的發展，最近這些年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視，就是中小企業又劃分出小型企業，籠統的談中小企業，中小企業里邊有很多大企業，他們也許在融資這方面并沒有什么困難，籠統談中小企業，容易使政府擺脫對中小企業支持的責任。所以中小企業的發展，我覺得應該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因為它解決的是就業，而就業是民生之本，所以我一直主張能夠把支持發展中小企業作為我們國家的一個基本國策，從政府的管理機構來看，中小企業的管理機構應該分割，而不是單純的掛在國家發改委下邊的一個司。我考察了一些國家，很多中小企業都是部一級的部門在管理，因此很多國家，包括日本，包括德國，關于中小企業的立法是非常完善的。我們大概只有一個中小企業促進法，你必須有中小企業基本法，下邊再談促進法、融資法、反壟斷法，基本法是確定一個國家中小企業在這個國家它所占有的重要的地位。香港有一個基本法，我們國家有憲法，日本還有中小企業憲章，有中小企業基本法。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在清華大學最近這幾年一直也在積極的籌備組建中國中小企業學會，不是協會，是協會。組建學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依靠大學、科研部門，金合企業、金合政府，來研究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狀況，遇到的困難，以及中小企業需要什么樣的立法來加以促進它的發展，目前我們其他的協會和研究機構還很難承擔這方面的責任和工作。

1.3：推進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改革，實現人力資本和信息化獨立。人們常說中國是人口大國，曾經把人口當作負擔，但是我們30年改革，經濟高速發展的實踐，證明我們當年人口的膨脹也許并不是一件壞事，仔細想一項，我們這35年來的經濟發展，我們所謂依靠的這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恰恰是我們這一代人，就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們的下一代，如果50年代，如果不是因為批判了人口論，那么也許我們今天就沒有這么多充足的勞動力。我們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政策也許是到了該加以進一步完善和調整的時候，即使我們的簡單勞動力，廉價勞動力的資源這個優勢在減少，但是我們人力資源，人才資源，還有很大的挖掘的發展空間。近些年我們凈增人口大約6千萬，但是大學畢業生大概也是6千萬，如果我們把低廉低價勞動力，熟練的非熟練的勞動力加以培訓，發展我們的教育事業，那么我們的人才優勢紅利還是能夠煥發出來。去年我們國家行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重達到4%，這是實現了本應該在2000年，也就是12年前就應該實現的目標。我們常常說大國窮國辦教育難，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哪一個國家不是富裕了以后才辦教育，恰恰是比較落后，比較貧窮的時候，就要把主要的重要的資源用于發展教育，推進科教興國，才有以后的經濟發展，才有以后的繁榮富強。我們都知道這個道理，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父母勒緊褲腰帶也要讓孩子上學。所以這方面，我們人口大國的優勢要逐漸轉變成人才優勢，就能夠得到更多的紅利。

1.4：深化收入分配和財稅體制改革，完善激勵相容機制紅利。也就是說從總體上我們改革的成果，經濟發展的成果，是不是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公平的平等的分享，這是關系到我們改革的目的，關系到我們執政為民的理念，是不是落到了實處。最近國務院聽取了國家幾個部委關于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其中提出的總體要求就是貫徹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個從十三大就提出來了。但是到十六大有新的提法，就是要確立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這個原則的確定和我們在座的很多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家有著直接的關系。因為過去我們籠統的講按勞分配，以為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那么其他的分配呢？資本、土地、技術、管理這些非勞動要素如果要參與分配，它是什么原則？顯然按照過去的理念，它是憑借著這些非勞動要素所有權，是對勞動者創造價值的無償占有，因此你就擺脫不了你是剝削者的身份，你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財富，你的那些要素并沒有創造價值，你僅僅憑借要素的所有權無償占有雇傭勞動著創造的剩余價值。而中共十六大確立了這個按各種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原則，實際上就是承認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甚至土地，他們都共同創造了社會財富，只要根據各自所做的貢獻來參與社會財富的分配，那就不存在剝削。剝削是什么？剝削是報酬與貢獻不一致，如果你得到的報酬超過了你的貢獻，你肯定剝削了別人，如果你得到的報酬低于你做出的貢獻，那你被剝削了，如果你的報酬和貢獻相一致，你既沒有剝削別人，你也沒有被剝削，這不就是按貢獻分配嗎？確立了這個原則，才能夠對我們保護私有財產奠定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才能夠把保護私有財產不但當作權宜之計，而應該看作天經地義。私有制有剝削，公有制未必沒有剝削，反過來，公有制、私有制當中都有可能存在剝削，但是它和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不管剝削行為，無償占有他人成果的行為發生在公有制經濟中還是發生在私有制經濟中，都應該無條件的加以取締，但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反對剝削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所以這樣一個原則的確立，對于我們真正的保護私有財產，我想它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而且對于遏制當前大量的資金向外跑，為什么億萬資產轉移到國外，還不就是對于我們今后保護私有財產缺乏信心嗎！

1.41：總體要求，就是要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特別是要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的秩序，努力實現兩個同步，哪兩個同步，居民收入的增長與國民經濟的增長同步，勞動報酬的增長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保持同步。我剛才談到財政部的報告，為什么今今年不是倒數第一就是倒數第二的通過率，原因就在于，我個人認為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過快，不僅超過了GDP的增長，也超過了我們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每年保持20-30%的增長速度，而一些財政部官員還說國民稅賦不重，還說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不等于居民收入的減少，這也難怪人大代表投反對票投棄權票的增多。

1.42：主要的目標。就是到2020年城鄉居民實際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其實這個容易實現，大概6-7的增長速度，按照過去已經8-9%的增長速度，翻一番沒有問題。收入差距要逐漸縮小，這主要強調的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要逐步縮小，我們高興的看到最近這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9.9%，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8.8%，很明顯近五年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當然了，在成都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更快，所以成都式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恐怕也就是10年來推行新型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我覺得這已經見到了成效，取得了成就。收入分配只需要得到明顯改善，尤其是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護，過高收入要得到合理的調節，隱性收入要得到有效規范，非法收入予以堅決取締。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

1.43：具體任務。初次分配領域進一步完善分配機制，第一平等，講平等，平等有兩重含義，一個是機會均等，一個是結果均等，我們追求的是機會均等，絕不能完全做到結果平等，結果平等就是吃大鍋飯。在初次分配領域，所謂的機會均等就是前面所說的，要完善各種生產要素的市場，做到公平競爭。尤其是男女之間性別、年齡以及戶籍、學歷這些方面的歧視要不斷加以消除。同時在初次分配領域就應該貫徹按貢獻分配的原則，這樣就難免收入差距要拉大，初次分配領域不怕收入差距拉大，只要機會均等，該多大就多大，沒有必要限制，你億萬富翁和乞丐在初次分配領域都是合理的。但是到了二次分配，到了再分配，國家、政府、社會就要考慮公平，就要考慮從道德的角度出發，從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原則出發，還要通過再分配，把初次分配造成的那種過大的差距加以適當的縮小，我說的是適當的縮小，而不是全部都消除。否則的話，仍然會造成吃大鍋飯。因此在二次分配領域，我認為中共十三大以來確立的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平等，我改了兩個字，我這里寫的是兼顧平等，十三大報告里修的是公平。說兼顧公平容易被極左思想的人抓住把柄，公平的原則反而變成兼顧，所以我們說要兼顧平等，只要落實好效率優先，兼顧平等的原則那就是公平分配。完善政府財政收入的轉移支付以及它的規則和制度。第三就是建立健全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機制。三農問題一直困擾黨和政府的工作，始終把它作為重中之重，我們尋找了多種方式，包括大干鄉鎮企業，就地轉移，離土不離鄉，后來小城鎮遍地開花，然后又進廠不進城，進城不過戶，遷徙不定居，05年又搞新農村建設，但是新農村建設，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再次做出一個判斷，農業農村仍然落后，需要加快發展，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更需要加強，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所以后邊我要講的一個話題就是要加快城鎮化，這才是長效機制，而在城鎮化進程當中，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入又是重要的一個環節。重慶的農村土地大概價值20萬億，但是農民收入98%靠勞動，土地不能流轉，財富不能變成資本，不能帶來收入，所以不能說建立起了長效機制。進一步的要求就是要形成一個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直接關系到我們的改革能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進一步說，下一步的改革就是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嚴格界定哪些是應該政府關，哪些政府不要管，應該交給市場。

1.5：提出要加速政府行政體制的改革，通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來獲得紅利。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又提出大部制改革，29個部委縮減到25個，當然這僅僅是為了解決職能交叉，互相扯皮，對于政府的權力，對于職能的轉變，恐怕還要繼續做文章。這就要求我們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前面我說籠統談改革，如果廣大人民群眾不會受益，他不會擁護你，現在你籠統談改革，不談政治體制改革也無濟于事。因為鄧小平同志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講過，必須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深化，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兌付。所以今天我們在社會上遇到的所有問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乃至生態的，恐怕無一不和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相對之后有著直接的關系。所以今天說你是一個改革派，就要看你有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勇氣，如果籠統談經濟體制改革恐怕無濟于事。政治體制改革有風險，也有收益，也有紅利。有人說改了怎么樣，不改怎么樣，但是你不改，你改革有風險，你不改可能有危險。所以人民日報評論文章說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的危險。

政治體制改革哪一個環節是最容易入手，是能夠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就是能夠獲得一個最大的通過率呢？我認為是反腐敗。腐敗和共產黨的宗旨，執政為民的理念，格格不入，水火不容，腐敗嚴重到會威脅執政黨的地位，無論左派還是右派對反腐敗都沒有意見和分歧，左派說毛澤東時代也沒有這么嚴重的腐敗，右派說即使走資本主義也沒有這么嚴重的腐敗，所以反腐敗左派右派都能達到共識，而最重要的是反腐敗能夠贏得民心，能夠樹立政府執政黨的公信力。

我們現在有一些官員妻子兒女都在外邊的，大概有118萬，這些年帶走的資金4千多億。這是兩會期間清華大學西門公眾打出的標語，財產公開是正路，拒絕公開就是邪路。現在的互聯網統計手段，尤其是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完全能夠做到對我們共產黨縣處級以上干部的有效監管。普京說不愿意不敢公開財產的官員一定是貪官。梅德韋杰夫說人們過分迷戀國務院，青睞公務員這個職業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世界六個國家對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的態度，在美國只有3%，法國5.3%，新加坡2%，新加坡的公務員非常難做，而日本公務員排在就業棒上53位，在英國，公務員是最令人厭惡的20個職業，而在中國47%的大學生愿意報考公務員。習近平強調依法治國，強調憲法至高無上，把權力要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因為人口素質的問題，教育的問題，等等，地域的差別，我們不一定能實現全民民主，但是我們可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人民民主，這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小平同志講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么能不能讓少部分人先民主起來，13.4億人口，有8千萬黨員，8千萬黨員內部先實行民主？毛澤東講過黨外無黨那是帝王思想，黨內無派那是千奇百怪。事實上毛澤東執政那么多年，從來也沒有解決好，黨外允許有黨，黨內允許有派的問題。歷史上黨內的派別不是被打成極左派就是被打成極右派，打成左派還好，好事變成壞事，打成右派就是死無葬身之地。最近國民黨向我們叫板，能不能在雙方分別開放一家報紙，一家電臺，一家電視，或者說互聯網，能不能允許國民黨到福建，到廣東，到海南來建立支部？這就看誰強大。

第二，發展的潛力。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發展的潛力是什么？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話協調同步發展。這四化里邊關鍵是什么化？我認為關鍵是城鎮化。工業化我們已經進入中期，至少是中期，也許是到了中后期階段。農業現代化雖然落后，但是農業現代化落后的原因是因為大量的人口還滯留在農村，雖然相當一部分轉移到城市，但是并沒有真正切斷和農村土地的聯系，農村土地經營規模是世界上最狹小的，一家一戶平均7.5畝地，只相當于美國的400分之一，韓國日本的1/4，憑借這么狹小的土地別說實現現代化，連機械化也實現不了。所以農業現代化落后原因是因為城鎮化嚴重滯后，所以四化協調發展當務之急是加快城鎮化進程。正因為如此，李克強總理反復強調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最大潛力，是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是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難題，一個必經之路，是現代化應有之意和基本之策。這就是最近李克強多次講話，多篇文章當中反復強調要加快城鎮化進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將產生重大的影響，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勞動力，也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的根本途徑，最終會提升全體居民的消費水平。如果一個農民真正變成城市居民，他的消費水平會提高四倍，同時他也會為我們城市房地產的發展提供巨大空間。如果每年有一千萬到兩千萬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你想他需要多少住房？二三產業的發展也需要有強大的國內市場，農民進城就會開拓這樣的市場。21世紀是有兩件大事會改變世界的面貌，其中之一是美國IT高新技術產業，另一件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我國目前城市化的現狀令人堪憂，表面上看城市人口在迅速增加，城市化率大幅度提高，我們去年官方公布的數據，城鎮人口已經達到52.57%，30多年來每年提高1.02個百分點，有人很自豪地說我們用30年的時間完成了英國200年，美國100年，日本50年走過的路程，這似乎很值得驕傲。但實際上不能夠這樣看，中國的城市化進城是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1978年到2011年國內盛產最之年均增長9.8%，大大的高于同期資本主義國家，發達國家，以及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但是我國的城鎮化僅僅由1978年的19.72%提升到2011年的52.6%，這52.6%里面有3億農民工伴隨城鎮化，偽城市化，他們是城市工作生活六個月以上被當作城市人口，但是他們并沒有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我們現在處在的這個時代肯定不能和幾百年前英美國家這些城鎮化的背景，全世界已經進入城鎮化加速發展的時期，加速發展時期是什么概念？我們知道，韓國、日本以及代表地區他們在30年經濟高速發展期間，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2到1.9，近2個百分點。經過30年，我們城鎮化率是這樣的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52%，和我們同等收入的一些國家，包括菲律賓都已經超過60%。所以一個基本的判斷，我國城鎮化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今天我們講加快城鎮化進程不是認為拔苗助長，而是通過我們制度的變革，消除那些扼制城鎮化進程的障礙，讓它回歸到自然發展的渠道，這不存在過快的問題。城市數量我們看，城市數量，目前精確數字應該是670個，包括新成立的城市，千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只有3個，天津戶籍人口900多萬，強調戶籍人口，只有上海、北京、廣州。400到1000萬的人口城市只有11個。三大都市群占了全國2.8%的土地，創造了36%的GDP，但是要和美國的三大都市群，和日本的三大都市群相比，我們占用的土地還是多了，我們的GDP比重還是很低的。美國日本都達到了60%到70%。

人口城市化滯后于空間城市化。這30年來城市建設在不斷發展，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化就等同于城市建設，我們城市空間提高了，擴大了3倍到5倍，而戶籍人口只擴大了1倍，我們現在人均占有的建設用地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是142平方米，超過了發達國家，也超過了發展中國家，所以今后城市化的任務主要不是建新城，而是在現有城鎮規模基礎上把進城務工農民落戶，讓外來遷徙人口和務工人員定居，這才是今后城市化的主要戰略任務。由此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2.6億農民工，實在是不應該有這么大的規模，它如果在改革開放初期逐年逐年消化，就不會存在這樣的大肚子，我們今后要消化這2.6億的農民工，難度就非常大。那么因此同時這5800萬留守兒童，還有留守婦女，還有留守老人。現在從事農業生產的是靠386199部隊，還有1.66億的新生代農民，80后，90后，他們根本就不想再回去，他們既不懂農業生產，也沒有了土地，也沒有回去務農的愿望。城市又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民工慌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季節性的，往往在一些地方出現了常態，春運潮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現象，要是用我們的鐵路滿足2.6億農民工往返回家探親，我們鐵路的運力要增加10倍。要不增加，你讓農民就地過年，你就得把他們的家屬，把他們的家安在城市，所以解決春運潮的問題，最終還是要靠加快人口的城市化。

我們可以預測一下未來城市化的趨勢，我們提出用17年的時間，到2030年，有人說國務院發改委正在做全國城鎮化規劃，我聽說2020年達到60%，我說這個規劃用不著做。你那個60%是按照寬口徑統計的，現在已經52.6%，一年一個百分點，八年肯定能達到60%，但是你2.6億農民工是否真正變成城市居民，所以我現在講的數據，要解決半城鎮化的問題，2030年要解決4億農民工及家屬進城落戶的問題，使城鎮化率真正達到65%，而不是寬口徑帶有水分的。2050年如果要基本實現現代化，城鎮化率至少應該達到80%，意味著從現在起，未來40年將有4億農民變市民，這也就難怪中國城市化會影響世界進程。

中國的城市化到底走大城市、中等城市還是小城市，這始終有分歧，我后面再來結合我們成都城市的規模再來談。我主張的是優先發展大城市，優先發展大城市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我們人多地少，大城市比小城市，小城市比小城鎮，人均占用的建設用地一次是一樣的，大城市才能真正發揮城市產業集聚和功能。大城市大到一定規模，一二三產業才有市場。大城市大到一定規模，基礎設施才能達到一定經營，大城市大到一定程度污染才更能夠得到有效控制，所以這些都是我主張優先發展大城市的理由。下面就是一些相應的政策建議，我講的是城市化，官方講城鎮化，我主張用城市化取代用城鎮化。為什么？中國有660個城市，就是縣以上的城市，最少的是縣級市。真正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30多個，200萬以上的城市才50多個，千萬以上的城市只有三個，而我們小城鎮現在是1.9萬個，我們講城市化是什么目的？城市化主要著眼于離廠離鄉，遷徙進城，人口大規模集中。講城鎮化就意味著1.9萬個城鎮化也要發展，1.9萬個小城鎮里邊至多也就是要發展城關鎮1900個，小城鎮不能遍地開花。事實上當年小城鎮遍地開花的時候，政府并沒有支持，只是限制農民進城，農民剩余勞動力只能在鄉鎮就業，鄉鎮企業只能在鄉鎮發展，所以小城鎮一下多到6萬個。后來政府發現小城鎮是一件好事，小城市大問題，江澤民也講了小城鎮大戰略，一直講支持小城鎮發展，結果小城鎮在不斷萎縮，一直萎縮到現在的1.9萬個。所以無論主張大城鎮也好，還是主張小城鎮也好，最終老百姓還是清醒的，他有他自己人口流動的軌跡，他不向大城鎮轉移，你怎么發展小城鎮，小城鎮戶口放開他也不進去。所以我強調用城市化帶動城鎮化，不再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而應優先發展大城市。對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中等城市水平的鎮，盡快省紀委市。嚴格限制小城鎮的新建，控制已經在建的規模。

我們過去走過的城市化道路是政府主導的，城市做規劃，征地，七通一平，然后外地，然后大馬路，大房子，政府主導的城鎮化，城市空間不斷變窄，為后來的城市化造成了一定的基礎，但是往往造成空城、鬼城，抑制了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應該倡導的是政府引導、市場主導、農民自主，農民自主的城市化就是在集體建設用地上搞工業開發，搞房地產開發，搞城市建設，小城鎮建設，搞城市功能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像華西村、蘭街村，這是華西村，華西村這座大樓據說跟北京最高的大樓一樣高，戲稱和北京保持高度一致，這是江蘇的泳聯村，其實它們都已經城市化。

我下邊要談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如何用新土改促進新型城鎮化。我國現行土地制度嚴重阻礙城市化進程，征地范圍擴大，補償標準過低，侵害農民的土地權益，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造成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導致地價房價不斷高升，不說進城務工的農民買不起房，就是城市中低階層買住房困難，城鄉關系緊張，征地事件，拆遷事件往往造成群眾上訪，以及各種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提出一個新土改的頂層設計，首先修改憲法。因為憲法里邊一方面說成是土地歸國家所有，言外之意只要城市擴展，占用農村的土地就要變成國有，對嗎？但是憲法里邊還有一條國家，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農民的土地，那你建開發區，你建商品房，這不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你征地顯然違法憲法，不征地就要允許農村集體土地進入市場，這也違法憲法，因為憲法認為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這就是所謂的二論悖反。

接下來就要修改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更應該修改就是把政府征地的行為嚴格限定在公共利益，非公共利益就要允許集體土地進入市場。任何單位和個人搞建設必須申請國有土地這一條就要取消，可以使用國有土地，非公共利益完全可以使用集體土地，土地管理法當中的宅基地只能給農民集體組織成員使用，顯然成都就已經突破了。

修改土地承包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物權法和擔保法主要是禁止農民宅基地抵押，不抵押怎么能夠獲得貸款，財產怎么能帶來收入？要修改取消國務院的有關規定，就是禁止城鎮居民到農村買房。這樣就不僅限制了城市居民選擇居住點的人身自由，也遏制了農民他的財產收入的來源。

國有宅基地在70年之后我想應該是無償續期，就變成永久使用權，因為我們的國民為住房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下邊談一點成都經驗的啟示，大家都是成都人，成都十年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方面的感受比我要深，這些經驗，三個集中都已經在全國推廣，率先開展了確權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建立了農村產權交易中心，促進了農村土地產權的流轉，全國率先建立了耕地保護基金，加快農村金融體制的改革。通過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取消了城鄉的管制，也在進一步做到公共服務均等化，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我想談一點建議。經常聽成都介紹經驗，介紹完了就問，這么好的經驗怎么不推廣，誰來推廣，怎么推廣。我曾經在北京一次會議上，也是你們成都的同志去介紹，中國社科院的所長就問，我說我來回答，成都也好，重慶也好，這些改革很多好的經驗，但是多多少少都和現行的法律法規政策相抵觸。中央表態說你們的經驗很好，你要推廣一定是先修法，一個單位一個地區可以先行先試，可以違反憲法，違反土地管理法，違反國務院的有些規定，國務院授權你先行先試，你可以，但是你要在全國推廣，沒有相關法律的修改肯定是不行。

成都這邊率先推行了土地確權頒證，完成以后能不能進一步加快土地整合。有人說三皇五帝以來，中國土地分割是最零碎的，一畝地分成七八塊很常見，這樣嚴重影響農村土地生產力的發揮，你想實行水利化、機械化難以做到。我想借這個機會，在農村土地整合過程當中，真正18億畝耕地會增加，如果就是18億畝，這個道路渠道占用了很多，那么你把它平整之后會實際增加土地數量，怎么能夠加快這樣的整合呢？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機制。就是通過土地整合，多出來的土地允許拿出來一定比例讓你變成建設用地，這個建設用地就可以賣地塊，甚至按照今后改革的方向，那你就可以搞工業和商業開發。

第三條建議，就是城鄉居民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如何確保農民權益不受侵害，雖然有一部分土地增值，但是不是全部，大頭還是被政府拿走，所以我建議這種增減掛鉤，包括地塊的交易，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一種方法，在實施計劃經濟的力度管理，也就是還是要征地，你把地塊拿過來還是要在城市中間把農民的集體土地征收為國有土地，為什么不能讓偏遠的農民和城市周邊的農民交換地塊，城市周邊的農民拿到地塊直接用在房地產開發，城市建設？

對于城中村的改造，我不知道成都還有多少，廣州、北京、深圳都有大量的城中村，改造起來難度非常大，原因在于你想用以前的地價補償農民，給他那么低的補償標準他絕對不干。為什么一定要征收為國有呢？做了規劃之后，只要符合規劃，給農民按照市場規格進行產權交易，這樣就避免政府承擔更多的責任。

加快實現農村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城市化也還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我建議咱們不是有一個天府新區嗎？要擴大600平方公里的建設用地，而且一定要增加600萬人口，要這樣算的話難一點，我不知道成都更快躋身千萬人口的大城市，我說的是城市戶籍人口，沒有戶籍也行，但是一定要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但是你最好還是有戶籍人口，這樣我們就可以呼吁，凡是超過千萬人口的城市，有資格申請變成直轄市，變成千萬人口的城市里邊，成都恐怕是最有條件的。

小產權方的治本之策，賦予農村居民宅基地與城市居民宅基地同等的權利，允許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在不同集體所有制成員之間以及城鄉居民之間轉讓，農民的宅基地可以抵押。有償轉讓他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同時我們要鼓勵工業用地要節約，現在大量工業用地浪費，給它一個激勵機制。

對于成都來講，我很贊成周巡視員的意見，城市建設應該突出生態，突出環保，突出田園式城市建設這樣的特色。這樣就要求我們在城市建設，人口增加，汽車數量增加的同時，控制空氣污染，尤其是PM2.5，最近這幾個月來，PM2.5備受公眾的譴責和關注。解決PM2.5的重要途徑就是發展新能源汽車，電動汽車，因為電動汽車排放的PM2.5占1/3，當然還包括其他的有毒氣體。美國英國德國說純電動汽車目前沒有條件，他們改為混合動力，也建議中國發展混合動力汽車，我們千萬不能上當受騙，他們就希望我們跟著他的屁股走。現在混合動力的技術已經成熟，都在西方汽車巨頭里面，要想發展混合動力汽車，就要購買他們的專利，等到你發展起來了，他又推了電動汽車，你還得跟著他屁股走。正因為如此，我不甘寂寞，2009年我在清華大學成立了一個電動車實驗室。從0到50公里的加速是7.2秒，我改造的是三廂轎車，你跑500公里，我也可以跑，我裝一倍的電池，比亞迪的電池是700公斤，我的電池是400公斤。經濟指標如何？裸車不帶電池10萬塊錢，如果你要政府補貼，中央政府補貼是6萬，你可以想象便宜到什么程度？換電的成本如何？換一次電，百分之公里運行的成本比燃油便宜1/3，買車成本降低，用車成本也降低，換電，具不能由供電局來建，他們建也行，一投資就是4500萬，一占地就是10畝，耗不起。我們設計的小型換電站200萬，占地0.5畝，能為100輛車換電。這個模式是唯一能夠做到商電動汽車商業化運行的模式，我也希望把它介紹給我們成都。

這就是我今天講座的主要內容，班門弄斧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