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深富士康“九連跳”背后：青春的碎片

2010年05月17日 16:48中廣網【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5月14日晚，21歲的安徽籍男工小梁從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宿舍樓墜地身亡。盡管目前還不清楚死因，但這無疑為已經發生“八連跳”的富士康又抹上一層血色。事件讓公眾普遍質疑“代工之王”富士康的生產經營管理方式，并開始關注這類代工廠中的年輕工人。他們是一群壓抑而得不到自由舒展的靈魂，在工廠中日復一日地復制著動作、產品，同時也復制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顆顆即將被擰毛的螺絲釘。

富士康“魔咒”

14日晚間富士康一名梁姓員工墜樓身亡，這是今年以來富士康科技集團第九名墜樓的員工，共造成7死2傷。現場發現一把帶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處刀傷。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非正常死亡的員工的年齡和入職時間具有相當大的相似性。他們都是外地來深圳的青年打工者，分別來自河南、云南、湖南等地，年齡最大的28歲，年齡最小的僅17歲，并且都是入職不久的新人。他們被稱為“新生代民工”。這個群體因為與父輩民工的不同，一度被媒體和社會學家關注，但他們的處境并沒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富士康連續墜樓事件發生后，公眾視線再次聚焦于這些代工廠里的工人。然而，墜樓事件仍一件接一件發生。

這種悲劇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何時才能終止？盡管富士康表示，通過對員工自殺事件的調查，發現這些事件與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方式沒有直接的關系，但輿論的矛頭大多仍對準富士康為代表的代工廠的生產經營管理方式，以及這種方式所造成的工人工作環境和心理環境的雙重惡劣。

5月14日，一名自稱在富士康做過一線員工的網民在天涯論壇披露了自己的經歷。他總結說，從學生到工人其實是一道坎，需要關心和引導。學校和工廠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地方，在學校思想有包袱可以找老師談心和訴說，而在工廠，領導要的是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在學校犯了錯誤，老師給你指出還給你改正的機會，而在富士康，除了挨罵、罰款，就是威脅打包走人。

新一代打工者的焦慮

富士康“六連跳”發生后，為了揭開自殺事件的深層原因，《南方周末》實習生、21歲的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三學生劉志毅應聘到富士康，臥底28天，并寫出報道《富士康“八連跳”自殺之謎》。

“人被機器劫持”“碎片一樣活著”，報道中這樣寫道。劉志毅告訴快報記者，與富士康那些同齡人同行的28天，讓他感到“心酸而震撼”。“很多都知道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工人在流水線上反復擰螺絲釘的鏡頭，但富士康的工人比電影里多遭受的，還有心理的枷鎖。”

在劉志毅眼中，富士康擁有現代化的流水線，工人兩班倒，每班12小時。壓力來自這種工業化的生產流程，“尤其是夜間，完全是被機器劫持了。”劉志毅舉了富士康之外的一個例子。“工人腰上掛著計數器，工作時手舉一次，計數器上就多一個數字，人成了機器的一部分，但你無法逃脫。”但與父輩相比，這些工人更需要尊重，需要成功的感覺。在這樣的網絡時代，他們能看到周圍的環境和現實的巨大反差，但面對低待遇和惡劣的環境，以及知識水平的限制，他們無法改變現狀。“夢想和現實之間被撕裂。他們過不去這個坎，心里充滿焦慮和無奈。”

在富士康，工人的學歷從本科到初中都有，其中又以中專為主。低學歷的工人也知道，知識多少可以改變命運。“他們也想學東西，但基礎太差。有個工人想報名學英語，但去了發現根本聽不懂，就放棄了。”況且，即使拿到稍高一點的文憑，待遇也只比最底層高出一點點，還是無法改變命運。打工的人想的是多掙錢，掙錢多意味著可以改變生活，享受生活，人人都希望加班，但加班帶來的是更大的壓力。“這像是一個怪圈，你永遠走不出去。”

每天，工人們面對的是機器，看到的是戴著相同口罩、帽子和工作服的工友，“如果身材也相仿，你會以為看到了鏡子。”工人們像是富士康這臺巨大機器中無數相同的部件，永無休止地重復著同樣的動作，彼此之間沒有交集。富士康行政總經理李金明也承認，“不管是正式組織，比如工會，還是非正式組織，比如老鄉會、同學會，普通員工都找不到，所以壓力大，卻無法舒緩。”這顯然是一大群壓抑而不得自由和舒展的靈魂。

“個體的社會關系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在《南方周末》這篇報道中，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自殺論》中的這句話被提及。但沒被提及的是涂爾干另外一個判斷，“高自殺率伴隨著過度的個人自由和過度的控制”。“自殺事件發生后，富士康的心理咨詢師建議工人豐富業余生活，多外出，但實際上這并不現實。”劉志毅說，富士康的硬件條件非常好，有健身房、游泳池，但極少有工人能去。“12小時的上班，8小時睡覺，加上吃飯、走路等，你還有時間去那些地方嗎？”

“我覺得，工人自殺的根本原因，是資本運作方式，在這一代工人中，資本運作方式難以改變，同時企業又缺乏人文關懷。”劉志毅總結說。

“這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說，數十萬人口遷移，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樓’事件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面臨的一些迫切問題，外來打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

為尊嚴增加成本的時代已經到來

王麗娜是江蘇省律師協會維護農民工權益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師。去年10月至今，她為150多名民工打過官司，接受過800多人次的咨詢。“維權難”普遍存在于外來工中，導致他們遇到這類困難時，更多時候只能“認命”。在富士康這類代工企業，更多的情況是企業和員工之間并沒有明顯糾紛，而是一種讓工人喘不過氣的壓抑和深重的無力感。這甚至讓工人無法投訴。

“相比較他們的父輩，新生代民工法律意識有所提高，自尊心也隨著提高，但心理承受能力卻降低了。”王麗娜說。

在江蘇，尤其是蘇南地區，是代工廠的集中地。根據省統計局2008的統計數據，全省規模以上企業中，制造業從業人數為926943人。僅僅在常州，目前就有120多萬農民工，近半數是新生代農民工。

2009年，江蘇省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接受群眾投訴舉報4.48萬件。排名在前四位的案由——工資支付、社會保險、勞動合同和工時休假。幾年來，這些數字沒有明顯變化，一直處于高位運行狀況。“特別是工資類案由占比達四成左右，說明目前用人單位違法行為侵害的仍是勞動者的最基本權益。”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有關人員表示。

“而富士康‘九連跳’的悲劇更是提醒我們，為健康、幸福、尊嚴增加成本的時代已經到來。”有關人士呼吁。

■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員工“九連跳”系列自殺事件

5月14日晚，龍華園區福華宿舍一名梁姓員工從7樓墜樓身亡，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進入富士康，為一線作業員。

5月11日，龍華廠區女工祝晨明從9樓出租屋跳樓身亡，24歲。

5月6日，龍華廠區男工盧新從陽臺縱身跳下身亡，24歲。

4月7日，觀瀾樟閣村，富士康男員工身亡，22歲。

4月7日，觀瀾廠區外宿舍，寧姓女員工墜樓身亡，18歲。

4月6日，觀瀾C8棟宿舍女工饒淑琴墜樓，仍在醫院治療，18歲。

3月29日，龍華廠區，一男性員工從宿舍樓上墜下，當場死亡，23歲。

3月17日，龍華園區，新進女員工田玉從3樓宿舍跳下受傷。

1月23日，19歲員工馬向前死亡。警方調查，馬向前系“生前高墜死亡”。

■2010年前富士康員工死亡事件不完全統計

2009年8月20日，23歲員工鄭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25歲員工孫丹勇跳樓自殺。

2008年3月16日，28歲員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內。

2007年9月1日，21歲的劉兵辭工兩小時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一名侯姓女工在廁所上吊自殺。

悲劇屢屢發生與政府“寬容”有關

星期柒新聞周刊：有心理學家稱，富士康40多萬人才死了9個，自殺率低于社會平均自殺率，您對此怎么看？

毛壽龍：這個說法不對，自殺率是一個事實描述，但你要看它的動態曲線，尤其是它的密集度。

星期柒新聞周刊：您認為，在富士康連續發生員工墜樓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毛壽龍：這個是跟科學管理有關系的。從管理學上講，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具有劃時代意義。科學管理的中心問題是提高效率，要使工人掌握標準化的操作方法，實行刺激性的計件工資報酬制度，但也因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星期柒新聞周刊：請您具體分析一下。

毛壽龍：一個是跟工廠的性質有關。富士康工人工作的性質本身缺乏成就感，人的感覺是機械化的，人被機器化。但人是喜歡變化，喜歡成就感的。人不是機器，會抗拒，一旦爆發就會自殺。第二，工廠大規模管理會產生官僚體制，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人際關系需要金錢投入，也需要時間投入，可他們連時間都沒有。相比之下，小規模管理人際關系更密切，上班的時候，大家還可以相互說話，交流一下。還有，跟工廠競爭的激烈程度有關系，在中國大陸，勞動力很充足，工人們致富的愿望又很強，為了掙錢，可以放棄很多自己感興趣的事。

星期柒新聞周刊：這種問題在代工廠普遍存在？

毛壽龍：是的。目前，社會存在不平等性，尤其是對于低端的勞動者來講，包括一些大學生，沒什么選擇的余地。墜樓事件跟富士康本身管理的理念和制度有關，這本身是一個企業管理問題，但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之所以存在這種情況，跟政府的寬容有一定關系。另外，跟社會組織不夠發達也有關。應該有社會組織對于工人的生存狀況進行研究和干預。但目前，社會組織缺乏資金，政府也不夠重視，所以這些問題就不能以專業的方式暴露出來，而是以死亡的方式暴露出來，結果就很悲慘，很沉重。

星期柒新聞周刊：在代工廠，人抗拒被機器化，但往往是失敗的，這種沖突的結果會是什么？

毛壽龍：有人心理素質強，朋友多，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宣泄。心理素質不好的人，可能就會自殺。

星期柒新聞周刊：如何防止這種悲劇繼續發生呢？

毛壽龍：政府要加大扶持社會組織，提供資金，保障這些組織能夠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和干預。當地政府部門、勞動部門、人大政協委員也應該多點關注、多點投入，對工廠有沒有損害工人的基本權利，進行一定的執法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