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富士康N連跳是產業(yè)時代繞不過的注腳

陳方(河北 媒體從業(yè)者)

一起又一起跳樓事件足以讓富士康的“精神世界”崩潰。但如果說富士康這一起起跳樓事件是一個“魔咒”，確實有些玄乎。它不是“魔咒”，但發(fā)生悲劇的根源何在，原因至今難以明了。

跳樓事件剛開始時，輿論指責富士康是“血汗工廠”。但把責任完全歸咎于富士康未免有失偏頗，相關調查指出：富士康是標準的代工企業(yè)模式，該企業(yè)從來不欠薪，加班費完全可以按時發(fā)放，員工每年有帶薪年假5天，甚至于患病親屬可獲慰問金。從這些福利制度中看，富士康并不能簡單被定性為“血汗工廠”，或者是被網民戲稱的“赴死坑”。

即便如此，富士康不可能沒有責任。有心人一定能注意到，每每有年輕人自殺事件的發(fā)生，媒體在報道時基本可以呈現出一個立體的畫面。從自殺者留下的只言片語乃至在對自殺者周遭人的采訪中，受眾大致都可以了解到自殺者簡單或復雜的人生故事。然而，在富士康這“九連跳”悲劇中，媒體呈現給受眾的只有自殺者的姓名和花一樣的年齡，很少再有其他信息出現。他們的人生故事都哪里去了？在富士康梁姓員工跳樓之后，記者從跳樓者的室友處了解到，他們在一個房間里住了一年多，但平時工作很忙，很少交談，相互之間并不熟悉。

用“熟悉的陌生人”來形容富士康員工之間的關系，再貼切不過。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場勵志交流大會上，有一個游戲，如果能說全一個宿舍的舍友名字，則可以拿到獎金，這個游戲遭遇到一些尷尬，遲遲都湊不齊三個人來參與這個游戲。由此可見，如果說硬性的工資福利制度沒有問題的話，那么富士康在軟性的精神建設方面對員工一定是有所“摧殘”的。

回顧富士康員工“九連跳”系列自殺事件，這些當事人多出生在1986年-1992年間，也即現在的年齡在18歲-24歲之間。不得不說的是，物質的實在已經不能滿足這些新生代工人的需求，他們之所以絕望，那是因為他們頭上罩著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他們心中隱忍的理想就在玻璃天花板之上，看得見，摸不著。這個玻璃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沒人能說得清。

富士康新聞發(fā)言人劉坤在回應“九連跳”事件時稱，“企業(yè)只是一個社會生態(tài)鏈條當中的一環(huán)，尤其像富士康在深圳有40多萬員工，這九名員工的墜樓事件僅屬個案，包括婚戀、疾病、家庭背景諸多綜合因素，同樣也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問題。”

當然，我們不應該把“九連跳”的罪過統統歸咎于富士康，但值得警惕的是，當我們把所有問題都“社會化”之后，有沒有意識到，“問題的泛社會化”也是一種病呢？如果問題都是“社會”的，那么單位和個體是否就無需擔當責任？這個“社會”的“惡”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只不過對這個“社會”影響更大的單位，應該比個體承擔更多“惡”的責任。

多少年之后，在回顧中國產業(yè)進程以及中國產業(yè)工人的精神危機時，富士康這“N連跳”注定是無法繞過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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