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政府應該宣布土地國有化 使用權私有化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鳳凰財經訊 在3月23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稱,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的一個突破口,建議中國政府分兩步進行改革,第一步土地國有化,第二步,在土地國有化的同時,宣布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家庭化也可以,同時要給予給農民一個補償。
中國的改革處于關鍵期
鄭永年認為,因為中國從去年開始,經濟增長緩慢下降,高增長已經過去,開始進入一個中速增長階段,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中國今后十年、十五年能維持一個中速增長,比如6%到7%的增長,十年、十五年之間,中國可以成為一個高收入社會,高收入經濟體。如果中國能達到這個目標,中國有可能成為亞洲的日本四小龍發展經濟體,如果發展不好,中國可能無可奈何成為另外一個泰國,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出現中產階級過小,社會不穩定,社會暴力叢生。
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是最大的紅利
如何保證中國比較好的轉型?鄭永年表示,從世界歷史來看,除了經濟上的問題,一要是有效的政府,第二要有正確的改革策略。
現在都在講改革是紅利,最近國內也在討論,很多人把它理解為發展是紅利,強調改革非常重要,不是光強調發展,所以體制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但我覺得還應該加上一條,體制創新是最大的紅利,因為體制改革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每個體制背后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
“國有企業、銀行、公務員、大學每個背后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改革還是非常不容易,美國、日本都在改革,不容易,都是因為既得利益。”鄭永年稱,“為什么大家對美國的體制比較有相信,美國的民主制并不在于改革容易,而在于創新容易,所以創新與體制改革并存,我覺得需要多強調體制的創新。”
城鎮化不可避免
鄭永年認為,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就要改革,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的一個突破口,下一步城鎮化不可避免,中國所有社會主體里面,農民還是最大的弱勢群體,最需要體制保障。
城鎮化從結構上說,確實可以支撐中國比較長期的經濟發展。
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的一個突破口
鄭永年把中國社會稱為三流社會:城鎮居民、農民工、農村居民。農民工現在是第三人,非工非農,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的。
這三個都是土地問題,土地制度不改革,中國這三個群體的關系處理不好。
如果改革,有人提倡土地私有化,有的人提倡土地國有化,我覺得中國的政策環境里面,土地的私有化很困難,無論是意識形態的因素,還是一些傳統的因素。
鄭永年認為:“土地私有化也不見得能解決問題,我們要考慮到地方政府各種因素,但是土地是可以國有化的,土地國有化過程中,土地另一方面,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私有化。”
土地制度改革分兩步走
鄭永年提出,如果自主創新的話,同樣一個改革兩步走,第一步土地國有化,在土地國有化的同時,宣布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家庭化也可以,80年代承包制就是這么做的,如果沒有這樣一步走,城鎮化也好,城市化也罷,會成為新一波掠奪農民土地的運動,這是非常危險的,已經出現非常多問題了。
有的地方政府宣布我這里沒有農民了,都是城市化了,這是對農民土地的掠奪。
他認為,突然國有化以后,要給農民一個補償。臺灣和其他國家比較好的經驗,補償以后馬上就可以對土地使用權私有化、家庭化,這樣會比較順利的推行下去。
如果把土地改革作為一個突破口,就像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一樣,大大釋放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中國的農民工不放棄土地,成不了城市居民,就要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助于中國實現中國夢。
中國夢很大一方面,居者有其屋,中國如果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可以換來20年到30年的政治穩定、社會穩定,那個時候,中國可以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收入國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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