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需要找到社會改革突破口

2012年01月20日 02:34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盧麗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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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自此，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

在經歷了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二十年后，時間跨入2012年，中國面臨外部和內部局勢的多重變化。世界發展多極化，歐美債務危機陰霾籠罩，很多國家進入“選舉年”，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各國文化交鋒、碰撞、融合。中國國內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也進入關鍵期，對于改革的各種聲音再次出現交鋒。

中國是否又處于改革的十字路口？如何評價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下一階段的改革如何有效推進？《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帶著這些問題專訪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及東亞問題專家鄭永年。

日報：你如何評價鄧小平南方之行對中國改革的意義？

鄭永年：中國改革的真正突破口就是南方之行。1978年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開始搞經濟改革，從階級斗爭轉向經濟發展，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但是80年代中國的改革沒有取得突破口。無論是經濟的發展還是社會的發展，真正的變化是在南方之行以后。

通過南方之行，鄧小平要從沿海省份尤其是廣東的發展經濟中找到繼續改革的動力。

南方之行非常重要，它解決了誰來改革，改革什么的問題。南方之行以后，當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這樣就終結了當時“姓資”、“姓社”的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爭論，因為市場經濟只是工具，資本主義可以用，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可以。

接著，中國經歷了一波經濟制度建設的浪潮。現在所看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都是90年代建立的，分稅制，中國銀行制度改革，“抓大放小”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等。中國還克服巨大的困難加入了WTO，從制度上和國際經濟體系接軌。

同時，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南方之行不僅為國家經濟發展指出了方向，也為共產黨發展找到了出路。

南方之行給中國共產黨找到一個方向——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政黨。南方之行以后央地分權，1995年以后國企改制，產生很多私營企業家。執政黨首先修改憲法，民營企業合法化。再接著，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容許和鼓勵民營企業家入黨。后來的物權法確立了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日報：在南方之行二十周年的當下，中國改革似乎又面臨一個十字路口？

鄭永年：對，鄧小平說要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然后實現共同富裕。現在到了分大餅的時候還是繼續把大餅做大？在一些方面，左的思想抬頭，過分強調分大餅，想通過分大餅的方式來達到社會公平；同時很多地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敢提了，很多不好的現象都歸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又面臨一個十字路口。

近年來很多人覺得沒方向了。我認為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很多問題是中國的改革者在改革試驗過程中，沒有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分開，沒有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分開。

比如，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都是社會領域，但是在中國都看成是經濟領域，用經濟政策去取代社會政策，把這些本來應當是社會的領域成為產業甚至是主柱產業在發展。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就有人建議開放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的惡果到現在都沒法解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房地產又成為支柱產業。之前，醫院也成為暴富產業。中國的很一大部分經濟增長是政府為了追求GDP主義通過破壞社會而得到的。在經濟領域呢，應該是市場化的，反而體現過多的社會主義成分。例如國有企業改革沒有深入，搞壟斷，越做越大。尤其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國有企業大擴張，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空間。民營企業本來生存很困難，現在更困難，因此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企業家外逃。企業家外逃了誰來發展經濟？國有企業已經改變原來的設想。現在的國有企業不是國有的，已經成了國家政府代理人的企業了，賺錢自己分，賠錢了向國家要錢。國有企業內部私有化情況很嚴重。誰來監督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怎么建立？國有企業內部要不要引入競爭？這些都有待于解決。

日報：所以，你認為現在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的改革有些失衡？

鄭永年：以前公務員下海，現在大家拼命往體制里跑，民營企業在抱央企的大腿，社會已經失衡。當然，歐美國家，日韓都有其自己的失衡。中國的失衡在于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失衡。90年代改制后，基本上達到了國民經濟結構的平衡，現在國進民退。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失衡，大型國有企業搶占民企空間，必然造成此現象。歸根結底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失衡，政府力量越來越強，市場的力量越來越小，所以大家都想脫離市場進入政府。

中國的情況是市場長在政府里，西方相反，是政府長在市場里。中國的政治經濟都結合在一起，一旦經濟危機發生，就容易引發總體性危機。

日報：你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應該深化？

鄭永年：要繼續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里要分兩塊，一塊要強調社會主義的成分，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另一塊，在經濟領域要繼續強調市場經濟，深化國企改革，發展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在各類企業內部及其之間，引入競爭機制，不能走回頭路了。如果說把經濟政策濫用到社會領域是錯誤的，那么把社會政策濫用到經濟領域也是錯誤的。

如果現在有人說社會不公平，我們要共同富裕，就是要分蛋糕，那么窮人肯定支持。但是光分蛋糕能夠解決問題嗎？光強調分蛋糕的發展是不可持續。如果不能把大餅繼續做大，兩三年就分完了。上世紀50年代后也是要分大餅，消滅資產階級，消滅私有制，但是分了幾年就沒有了，國家很快演變成為貧窮社會主義。

正確的做法，不是光分大餅，而是要繼續做大大餅的同時強調分配公平。現在說社會改革，但社會改革不光是分配的問題，而是要為繼續做大餅打下制度基礎。中國要從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需經濟。中國人不是不會花錢，而是沒有錢花，或者不敢花。社會保障比較好的社會，上學、看病，住房都有保障，不消費干嘛？現在中國人因為沒有社會保障或者保障水平過低，只好存銀行，要為上學、買房或者生病作準備。這樣，消費社會很難建立。但是社會改革需要很多錢，社會制度需要錢來支撐。錢從哪里來？還是要通過深化國企改革，民企改革，加強競爭，產業升級，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等等。現在很多糾紛在于分蛋糕和做蛋糕，發展目標不明確。現在是改革方向最混沌的時期，類似80年代后期。聲音很多，中國又面臨南方之行之前的困局。

日報：按照你提的社會領域經濟化，經濟領域社會化了，在過去二十年發展中，出現了一些利益集團，如何突破既有利益集團，讓改革繼續下去？

鄭永年：南方之行的意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如何動員改革的力量克服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哪里都有。1978年時，黨內左派保守力量也很多。改革是否能夠超越既得利益就看改革者如何動員改革力量了。改革不是要消滅既得利益，而是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8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推行下去，是因為改革的策略正確。因為農村既得利益少，就先進行農村改革，再進行城市改革。在城市改革開始后，因為國企既得利益很大，所以先進行內部分權，同時在國有企業之外培養民營企業，用新的利益來克服老的利益。在國企改革和砸破鐵飯碗過程中，民企消化了很大部分下崗職工。當時改革條件很差，沒有錢，要借外國的錢，所以要通過開放吸引外資。現在改革的各方面條件好多了，就要看改革的策略問題。

現在黨內民主不夠，盡管黨內民主已經說了很多年了。在缺乏強人政治的情況下，要有黨內民主，但黨內民主不是大家各說各的話，而是要達到共識。客觀地說，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科學發展觀之后，社會保障、醫療、住房、教育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只是力度不夠大，沒有突破口。現在需要找到社會改革的南方之行。

日報：你認為，社會改革突破口在哪兒？

鄭永年：在于共產黨如何整合黨內的改革力量和社會力量，改革策略很重要。可以向地方尋找改革動力，允許地方有更多自主權。改革不是消滅既得利益，而是要給既得利益尋找出路，要雙贏地往前推進。

我認為，現在的改革路徑是找到社會改革突破口，一方面來深化市場經濟改革，另一方面為以后政治改革作準備。

社會改革就是要創造龐大的中產階層，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花二十多年時間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這些經濟體都是政府主導迫使企業產業升級，勞動技術提高。

中國改革三十年，中產階層越來越少，中國社會的大多數還在貧窮的邊緣。中產階層如何出現，第一是要社會政策保障，讓大家敢花錢，第二是要勞動工資的提高，要培訓，產業升級，提高生產率。這就需要改善企業家生存環境，不要讓企業家跑到海外。中產階層就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企業家跑掉了，中產階層就沒有基礎了。現在社會流動出現停滯，社會階層固化，很多年輕人缺乏希望。

日報：你提到從地方政府尋找改革動力，但是地方政府也面臨問題，比如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地方財政捉襟見肘。

鄭永年：我一直說要改革九四體制。九四體制把財權大量向中央政府傾斜，當時對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起到大量作用。現在大量錢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沒錢，不能光罵地方政府賣地，現在大量的政策要地方政府出錢，但是財政又是由中央政府掌握，這是不合理的。

現在國家能力提高了，但是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平，公務員亂花錢，有土地財政的地方有錢，沒有土地財政的沒錢。九四體制要進一步改革，要么藏富于民，要不把責任收到中央。如果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沒有了，其他稅收是不是要增加？廣東在搞小政府大社會，藏富于民，這是很有效的方式。

日報：中國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大量農民進城，但是也帶來一些問題，如何處理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

鄭永年：從歷史上看，城市化是能夠解決很多問題的。當然中國有中國的特點，城市化應該是自然的城市化，先是人的城市化，然后是土地的城市化。現在中國發展順序倒過來了，土地已經城市化了，人還沒有城市化。

第二代農民工想要融進城市，但是沒有保障，他們當然不愿意放棄土地。如果能夠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在城市找到工作，他就愿意放棄土地。要做到人的城市化，就是要把社會保障制度、戶籍制度解決了，解決了農民的后顧之憂，他們的土地就沒有價值了，這種情況下做城市化就比較好一點。

日報：對于下一階段的改革進程你是悲觀的還是樂觀的？

鄭永年：我感覺比較樂觀。中國社會各種力量都有，改革的力量，保守的力量，就看你怎么去動員這些力量，任何社會都一樣。確立了發展方向，接著就是動員的問題。

任何體制都需要改革。西方民主也有危機，也需要改革。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收獲90年代改革的果實。下一屆政府要重啟改革。不改革，社會越來越不穩定。從微觀層面，我會比較悲觀，因為看到很多危機正在發生。但從大歷史角度來說，我比較樂觀。中國社會是危機驅動的，沒有危機就沒有進步。任何政府沒有壓力，不會改革。改革是每個人的事情，要大家來推動改革。

[責任編輯：yangm] 標簽：改革 中國 社會 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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