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詢:部門利益是中國改革的重大阻礙
美國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在其1982年所著的《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中提出了著名的分利集團理論。他認為,分利集團是指在社會總的利益格局中,為本集團獲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額而采取集體行動的利益共同體,對經濟增長率的提高起阻撓作用。奧爾森認為,這種特殊利益集團一旦形成,就會成為阻撓變革的力量,因為重大的變革會改變分利集團間的相對地位,甚至導致某些分利集團瓦解。即使它們接受了變革,仍將會阻撓資源的重新分配,阻礙資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
觀察時下中國的改革困局,奧爾森的先見之明不幸言中,部門利益集團正逐漸成為中國改革的最大阻礙。許多改革事宜,明明已不再需要做理論上的進一步論證,改革的時機也相當成熟,但就是局限于淺顯的部門利益,而難以推動。
比如大部制改革時期的鐵道部,在部門利益驅動下,頑固拒絕改革,并在4萬億刺激期間不斷做大,最終導致天量債務難以消化,直至山窮水盡時才重拾改革,又提“政企分開”與“網運分離”。但從時間來看,一個負債累累的鐵道部顯然已錯過了最好的改革時機,改革的難度倍增,效果則要打個問號。
同樣的部門利益,也可在企業債的“多頭監管”中探得。目前,中國債券市場的監管呈多頭格局,發改委主管企業債,證監會主管公司債,央行則主管中期票據和短期融資券。在這么多部門監管下,債券發行的隱性成本增加,也直接導致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割裂。這種多頭監管的弊端在理論上早已明晰,數年來一直傳要深化債券市場改革,將監管的職權統一到同一個部門中,以防止權力的重疊與真空,但到目前為止,仍是只聽雷聲,不見雨下,痛失改革良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日前忍不住發炮:“企業債券市場統一監管問題,其實在理論上根本不存在需要研究的空間,目前的現狀僅是歷史上偶然事件因素影響所致,現在卻大動干戈,反復討論,各部門據'理'力爭,使最高決策層遲遲難以決策。”夏斌指出,這種“多頭監管”,使中國企業債券市場分割、低效運行,發展嚴重滯后,遠遠滿足不了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其中的癥結就在部門利益作怪。
一行三會對于資本市場的監管效率也正受到部門利益的挑戰。隨著中國金融業的繁榮,各金融機構的業務逐漸融合,各類金融控股公司不斷涌現,以分業為基礎的監管體系實已捉襟見肘,需要改革。而從短期來看,調整金融監管部門成本較大,特別是當各監管部門之間又尚未形成有效的監管模式與固定方法時,更應著重加強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恢復一行三會的協調機制并下設常駐機構,通過協調會議下達各監管部門應落實的監管內容,就每一項功能監管出臺各部門都需遵守的規章制度或指引。但就算這一點,即使呼吁多年,也未見成效。不得不讓人感慨部門利益之強大。
這樣的例子并不鮮見。安邦曾多次呼吁要進行資本市場改革,減緩IPO速度,讓中國股市得以休養生息,在把市場做強的前提下逐漸做大,而非一股腦兒擠上破車,最終導致車毀人亡。但是,就這么簡單的事情,在央企及某些部門利益的阻撓下,寸步難進,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倒退之勢。先有擴容速度不減的表態,其后則是建成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推行國際板的消息。這種急于求進的心態恐怕將致中國資本市場長期處于低迷狀態,也顯然不符合全國一盤棋的思路。中國的改革應呼喚頂層設計,由上至下,向著統一的戰略方向前進,而非任由部門利益各干各的,分散改革的力量。
目前來看,部門利益是中國改革的重大阻礙。當部門難以超越自身利益的時候,決策就不應該因此而受阻了,高層決策層應該有所決斷。這并不是涉及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不需要下政治決心,為什么卻久拖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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