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2)

2012年02月14日 08:22
來源：《同舟共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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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川：所以，就像您在上世紀末期多次說過的，在這種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雙重體制下，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成為一場兩種趨勢誰跑得更快的競賽。

事實說明，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商品市場尋租的可能性大大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也居于支配地位。反之，當進一步的改革受到阻礙時，官商一體、“權力攪買賣”的尋租和設租行為得到加強，“官商”、“官工”、“官文”、“官學”等五花八門的“紅頂商人”和貪官污吏犯下種種罪孽，貧富差別因而擴大，社會上不滿的情況則會變得強烈起來。

吳敬璉：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丑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于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經濟活動，造成廣泛的尋租活動基礎的結果。大眾對這些丑惡現象的正當不滿，正可以成為推動改革繼續前行、填平陷阱、掃除腐敗的重要動力。然而，如果聽任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利用這種情勢蒙蔽和誤導大眾， 把反對的目標從權貴既得利益者轉移到市場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業家、專業人員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眾引向歧途。

近年來，在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社會腐敗蔓延加劇、貧富分化加劇等社會問題的討論中，一些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支持者極力要使人們相信，目前中國遇到的種種問題，從腐敗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都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張政府的權力，加強行政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工商業實行“國進民退”的“再國有化”；農業重新“歸大堆”，實現“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重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再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馬國川：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支持者雖然也與大眾一起聲討腐敗等丑惡現象，但是他們找錯了病根，也開錯了“藥方”，顯然只能適得其反。可是，借助于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言說，他們的主張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吳敬璉：這是最值得警惕的。如果任由這種思潮發展，中國社會也有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中斷現代化的進程，陷入新的混亂狀態。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良社會的歷史大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賢顧準所說，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法國大革命)—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娜拉出走以后又會回到原處。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的歷史怪圈里輪回。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復。但革命取得勝利后不久，中國又卷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人對人的戰爭”。用顧準的話說，“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為什么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卻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準的回答是：這一潮流的主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之類的終極目標，于是自認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極端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中國改革雖然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于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于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不同的解讀，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于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馬國川：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因為目前改革遲滯，所以這種悲觀論調很有市場。

吳敬璉：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傳統社會結構的產物。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正在中國迅速壯大。假以時日，隨著新中等階層的發展壯大，中國是有可能跳出歷史“周期律”，走上新的道路的。

馬國川：那么，可不可以這樣說，除了法治市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哪個跑得更快的問題以外，我們還面臨一個改革與革命(暴力革命)賽跑的問題？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沒有發生暴力革命的危險。而避免出現社會動蕩的唯一辦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吳敬璉：是的。當務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舍此別無他途。（原載于《同舟共進》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