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不要按階級利益角度看變革 否則會走進死胡同

2012年08月29日 18:59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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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資料圖）

2012年8月9日下午，首期財新《中國改革》讀書會在北京城市規劃館舉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作為特邀嘉賓參加了讀書會。張維迎圍繞“中國改革的全景和路徑”這一話題，闡述了自己的最新思考，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他還向《中國改革》的讀者推薦了五本書。

財新《中國改革》執行總編輯張劍荊主持了這次讀書會，并作為對話嘉賓，與張維迎進行了對談。

主持人：我國各級政府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出臺了很多惠民政策。但我們也注意到，圍繞改革的爭論還是比較多，老百姓對一些部門和領域的改革，還有意見。你覺得這是什么原因，是改革的步子太快還是老百姓的要求太高？

張維迎：首先問候大家一下，《中國改革》雜志可以說是體改委留下的一份遺產，希望以后越辦越好。

剛才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講，也許十多年前是對改革不滿，但現在我理解更多的是對不改革不滿，正是因為改革逐步停滯甚至在一些領域出現倒退，使老百姓產生了不滿情緒。

從過去十年來看，我覺得主要問題出在，我們在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式上存在問題，在滿足老百姓需求的方式上有問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有一句諺語：“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是用再分配的方式，還是創造財富的方式？如果在分配當中，又有腐敗，那大家意見就會更多。

另外，我覺得也與這種狀態有關，我用生活中的例子來講，“穿衣吃飯論家道，擦臉抹粉看人樣”。就是說，你應該吃什么、穿什么依賴于你的家庭收入狀態；應該打扮成什么樣看你長得是什么樣。也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你過高的給大家做一些承諾和許諾，而你實際上根本達不到的話，這也會引起好多人不滿。在過去十年看，為什么大家從不滿走向更大的不滿？我想，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說，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非常重要。

主持人：2004年是一個轉折點。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分量有了顯著的提高，人們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同時，圍繞改革的爭論也多了起來。你在剛出版的新書《什么改變中國》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改革的進退得失。前面我們提到人們對一些部門和領域改革倒退有意見，請你分析一下，為什么會出現這些現象？

張維迎：從2004年開始，改革在很多領域出現了停滯，這包括我們一般講的所謂“國進民退”，還有政府的產業政策，政府對企業進入一些領域的管制。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投資比例和國有企業的投資比例，有一些地方，比如山西，煤炭實行了國有化。

體制倒退跟老百姓的意見有什么關系？就像我前面講的，如果找到了方法解決他的不滿的話，他的不滿就會降低。但是，如果你的思維方向不對，他可能會越來越不滿。比如說，政府部門的權力越來越大，腐敗變得越來越嚴重，老百姓自然就更不滿。

我相信，現在很多老百姓在一些問題上的意見與腐敗有關。腐敗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有一部分人有特權，意味著對另一部分人不公正。同樣做企業，去找政府關系、賄賂政府的人可以很快賺到很多錢，而勤勤懇懇、為老百姓服務的企業賺錢非常難。一些民營企業也賺錢但不滿，因為他覺得這樣賺錢不公平。有的人賺的多不是他企業家能力高，不是他更勤奮，而是他去討好政府，有政府關系。

老百姓在這個過程中看到的就更不公平，憑什么一少部分人可以賺那么多錢？如果市場相對公平競爭的話我相信老百姓不會有那么大怨氣。舉個例子，李彥宏、馬化騰也很富有，但我確實沒聽到多少人抱怨他們的富有。 腐敗自古以來就有，我一直很關注這個問題。上世紀90年代我在英國的時候，與一些經濟學家討論過這個問題，我當時講過，只要腐敗增長的速度低于GDP增長的速度，這個社會就不會出太大的問題，因為我們一方面有不滿，另一方面我們的財富在增加。我現在覺得這幾年發生了一個變化，腐敗的增長速度可能已經遠遠超過GDP的增長速度，盡管我們GDP的增長還是蠻快的，但是它已經沒有辦法掩蓋或者平衡由腐敗增長帶來的問題，而且腐敗現在還有一種加速度的現象。反過來也可以說，如果我們不真正改革我們的體制，腐敗問題也不可能得到解決。

主持人：我知道你對凱恩斯主義是有看法的。但凱恩斯有一本書，叫《預言與勸說》，比較恰當地描述了經濟學家的社會角色，，經濟學家要不斷地對未來做出預測，要勸說政府、勸說老百姓。首先，假設下面坐的都是老百姓，你如何勸說他們支持改革？

張維迎：首先一點，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認識到，財富只能來自生產、只能來自創造，而不可能來自分配。如果我們按照市場的邏輯，我們每個人去追求幸福，那你就必須得給別人創造價值。

我們每個人有這個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腦子里總想著怎么去再分配，最后我們就會要求政府給我們一種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權力集中。而從歷史上各國的情況來看，如果老百姓腦子里想的都是平均主義，滿足平均主義唯一的方式就是權力更集中的政府。

我希望像類似這些觀點應該變成每個人的觀點。還有就是我們對企業家的看法。我們這個社會面臨著不確定性，怎么去判斷未來？我們需要那些有能力、有遠見卓識的人，這類人其實就是企業家。企業家精神對社會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每個人都要認識到對私有財產保護的重要性。人都有個特點，就是想占別人的便宜，但我們要認識到，如果我們都想占別人的便宜，那財富最終怎么來？誰會有積極性創造財富？沒有積極性創造財富，大家都去偷、都會去搶，到最后對誰都不好。

所以，每個普通人必須明白這些道理。大家一想到什么東西都喊政府、政府，這確實是中國的一個特點。我們以為政府花錢對我們老百姓是免費的，但經濟學一個最基本的，或者你要問我經濟學的一條最重要的定理是什么？就幾個字，“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我們知道每個人都希望吃免費的午餐。別人請你吃飯，你腦子里還覺得欠他一個人情，而政府請你吃飯你腦子不會有這種感覺，所以久而久之就給我們造成一個錯覺，財富可以不勞而獲，世界是有免費午餐的。最后這個關系就完全顛倒了，本來政府是老百姓養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資源越來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養活的，我們每次漲工資、分房子我們都要感謝政府，為什么？因為它已經把經濟關系的本質給掩蓋了，造成一種錯覺，最后的結果就是大家競爭花錢，而不是競相創造財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認識到這點，無論作為個人、作為整體，只有大家有積極性創造財富，每個人才能有希望活得更好。

怎么樣才能創造財富？前提是每個人的自由和安全都能夠得到保障。我這里特別強調一下自由，當我們說到“市場”兩個字的時候，它本質上和另外兩個字是一樣的，就是“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市場。反過來，如果一個人主張自由的話，就應該認識到，只有在市場的情況下你才能真正達到自由。

主持人：所以你一直都在呼吁按市場的邏輯而不是其他邏輯辦事。

張維迎：有什么樣的理念，就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提到仇富心態，為什么大家不仇視李彥宏、馬化騰？仇富里面有一部分因素是來自我們的體制導致的不公平，也就是有人用大家不認可的致富方式來致富。

有些壟斷國企攻城略地，沒有人能阻攔得了。有些重要產業規定只有國有企業能做，民營企業不能做。還有民營企業。有些民營企業不是通過討好老百姓，通過伺候普通人來賺錢，而是通過討好官員來賺錢，所以他賺的錢實際上也是財富的分配，而不是財富的創造。還有一類，是具有特權的人辦的企業，比如你要辦個投資公司，有人就要占股份，因為他有政府的關系。所以這都類似于強盜邏輯。這種邏輯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后果。

主持人：一個網友聽說了這個讀書會，委托我向你提一個問題：你曾經說過，上世紀80年代，是理念壓倒了利益，而現在則是利益壓倒了理念。他想請你解釋一下。另外，剛才你勸說了老百姓要支持改革，現在請你再勸說一下利益集團，如何說服他們支持改革、推動改革？

張維迎：勸說利益集團是比較難的，不是我的能力能達到的。大家不要以為利益集團現在才有，不要以為阻礙改革的官員現在才有，“文革”結束后改革的阻力也很大。但為什么改革能推進呢？因為有鄧小平、胡耀邦這樣有改革理念的人，這些的人的理念戰勝了一個個阻力。這跟領導力有很大關系。

農村“包產到戶”開始的時候，反對的人很多。

再比如沿海的開放，也不是簡單的事。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廣東比較早的一批領導人如習仲勛，都是很有改革理念和領導力的人。

我們怎么說服這些既得利益者？實際上，歷史上好多改革都是既得利益者干的，你們不要以為歷史上的改革就一定是受壓迫階級搞的。就像中國共產黨早期起來干革命的人，多出身于資本家、地主富農、知識分子等。這些人為什么要鬧革命呢？是他們的觀念，不是既得利益。包括中國的婦女解放，舊社會纏腳，讓婦女放開腳的人不是婦女自己，而是男人。滿清入關之后下了兩道命令，一道是婦女要放腳，一道是男人要剔發。再比如美國的黑人解放，領導人好多是白人，不是黑人。

所以，千萬不要完全按照階級利益的角度來看我們的變革，如果那么看的話就會走進死胡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個零和博弈，沒解的。特別是，處于重要位置的人，要有改革的理念才能推進改革。一個人要抵得住利益的誘惑是很難的，為了利益放棄理念的人我們說是“出賣靈魂”。

我們怎么說服既得利益者？有很多種理論，首先一點，大家談到政府，首先要有個觀念，我們要政府干什么？要政府就是讓老百姓活得更好，更自由、更幸福，沒有其它的目的。如果有了政府老百姓活得更不舒服、更不幸福、更不自由，那要政府干嘛？所有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包括政府官員。其實這就是鄧小平講的“三個有利于”，政府不要有獨立的利益，政府沒有獨立的利益，政府的利益都要拿老百姓的利益衡量，80年代好多的改革都是有這種理念的。

再進一步講，大家會覺得我說的有點玄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員也有他們自己的利益，為什么要為你著想？我要說的是，我們現在這種體制，其實對政府官員也不好。華盛頓，美國獨立戰爭之后又過了12年當總統，這段時間沒有總統，他當兩屆就不干了，回去種地去了。他為什么不當皇帝？那時候可沒有民主國家，每個國家都有皇帝或者國王，他有一種理念。他至今仍是美國歷史上最受人尊敬的總統。 并不是權利越大越好。對大人物是這樣，對一般官員也是這樣。你看現在一些官員，其實是有特權沒人權。特權是什么？特權就是你可以不守規矩，你可以獲得老百姓沒有獲得的好處。人權是什么？人權是對你的自由、安全的保障。有特權沒人權意味著什么你有今天沒明天，今天可以耀武揚威，站在臺上給大家講話，明天就可能“雙規”了。但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們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如果我們政府官員的權力受到法律的約束，他們還能這樣嗎？

我希望大家逐步的認識到，保護這種所謂的既得利益或者特權、人治大于法治，最后對每個人都是不好的。偉大的人物就看到了這點，所以鄧小平復出后就廢除了終身制。所以，鄧小平是20世紀全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而在中國，我想他就是最偉大的。

主持人：最后，我想讓維迎教授談一談，未來改革的重點應該放在哪里？要是從經濟學角度排個序的話，你怎么排？

張維迎：經濟改革走到今天，還有沒有空間？還有。但是這個空間已不像原來那么大了，已不像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那樣大了。

空間在哪？第一個是國有體制的改革，我算了一下，大概國有企業占整個工業部門資產的比重比產值的比重高12個百分點。這說明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即使沒有其它方面的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也是能夠增加財富的。我們上世紀80年代做過、90年代做過，為什么我們現在就不能做了呢？

還有，我們可以廢除很多審批。整個改革你也可以理解為不斷地廢除審批的過程，原來價格都是由國家定的，現在很多不是了，但現在仍然有很多這方面事情可做，像金融的自由化，使得民間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創辦金融機構，等等。

但確實有個問題，由于既得利益變得越來越強大，這時候如果我們沒有其它方面的改革，這些經濟領域的改革即使搞也會扭曲。好比說民間成立金融機構，弄到最后，可能都是有關系的人成立的，普通人找不著這關系成立不了。我國是有一些銀行是私營的，但50%以上的股票是被有特權的人持有的，他可能沒有出錢，但他可以拿到批件，所以別人就愿意給他這個股權。

我還是這樣認為：未來30年，前15年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建立法治社會，也就是說把政府的權力放在法律之下，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組織可以超越法律。這樣，我們的人權、我們的自由才可以得到保證，企業家創造財富就更充滿信心，因為他不害怕被人掠奪。

再下個15年，我覺得我們可以參照一下英國的歷史。英國大概在19世紀初期之前建立了憲政制度。從1215年的“大憲章”開始到1300年英國議會的建立，一直到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建立君主立憲制。這個過程一直是貴族與國王之間的斗爭，形成了憲政制度，就是把國王放在法律之下，原來國王是超越法律的，后來放在了法律之下。1832年，選舉權擴大到男性公民的14.5%，1867年又一次改革，選舉權擴大到公民的60%，1918年，所有21歲以上的男性公民獲得了普遍的選舉權，1928年，所有的婦女跟男人一樣獲得了同等的選舉權。這是個很長的過程。

我舉這個例子是說，人類的歷史給了我們一個參照系，人類有好多共同的東西我們是沒有辦法違反的。所以，如果你問我未來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覺得就是法治的建立。當然了，這需要很強的領導力，任何一個改革沒有很強的領導力是沒有辦法實施的，是沒有辦法推進的，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中國下一步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鄧小平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領導人，我認為他也是所有未來中國領導人學習的榜樣。

張維迎答問

問1：您剛才談到觀念對改革的重要性。我們知道，觀念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教育，，您之前在北大主持過一些改革。請問，什么樣的中國教育才能跟中國的改革相配？

張維迎：我對教育的改革總體上是比較失望的，當然這與這個國家氣質的變化有關，大環境會影響到每個部門。教育的“官本位”化或者“行政化”的速度，不僅沒有降低，而且還在增加。我們對教育的投資越來越多，今年要占到GDP的4%，大家認為辦世界一流大學、改進教育，好象有錢就行了，我覺得這完全是錯的。

如果我們的教育體制不能變革，大學錢越多反而越壞事。教育經費，包括科研經費，導致各種腐敗，比如有些部門，你申請一項目，可以給你，但是如果你不能夠留下20——30%的回扣，那他就給別人了。還有很多其它的腐敗。

問2：我是一名小公務員。就我所接觸的實際來看，我覺得政府自身改革的動力不是很足，請問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張維迎：這個也不是新問題，老問題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就是兩頭熱、中間冷。所謂中間冷是什么意思？就是官僚，兩頭熱就是老百姓熱，還有誰熱？上面最高領導人熱。怎么解決這問題？我覺得還是回到向鄧小平學習吧。

我的意思是說，好多改革的阻力，不是說大家沒有辦法越過的，尤其在我們中國現在這個體制下，真正有魄力許多事我相信還是能夠做的。主要還是看領導人有沒有這決心。

問3：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你覺得下一步應該怎么改革？

張維迎： 我還想講一個觀點，自由是第一位的，因為自由意味著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包括他的個人行動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追求他的財產安全的權利，如果大家形成基本共識的話，民主才是一個好東西，如果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共識，民主就可能變成民粹，甚至可能變成災難。很多人以為說民主就是多數人投票做什么就什么，這不完全對。多數人投票把你殺了行嗎？不能殺，好多事是不能做的，我們不能說投票把房子給大家分了，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只有大家建立起了自由的信念之后，我們在行使民主權利的時候才不會出現過度的濫用。

國外的經驗是，民主制度最大的挑戰就是暴民政治，所以美國制度的設計總是要防止暴民政治。如果民主制度不能和精英治理很好的結合起來，如果民主不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不是建立在人權的基礎上，那我覺得很危險。所以這也是我說，為什么要憲政先行、法治先行。

另外，我們還要看到，任何人類社會穩定的變革都是個持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得有足夠的耐心。中國很多歷史上的錯誤就在于我們缺少這種足夠的耐心。好比說辛亥革命剛剛搞完，還沒有幾年就覺得失敗了，就要找新的道路。現在看，那不能叫失敗啊，你看美國、英國的民主，都有個過程，都要打打鬧鬧。200年前美國就是這樣。所以，我們要學會妥協、學會溝通，最后形成共識。

在這個過程當中會有好多曲折，如果我們理想化，那么我們就會不斷地去重復這種錯誤。就像一個孩子去學體育，第一次沒拿到金牌，你爸說完蛋了你不適合學體育，那他從來不會拿到金牌。我們只有持之以恒地往前走，最后才不至于這么反反復復瞎折騰。

問4：你呼喚強有力的改革家。您覺得是不是需要外部強大的動力來推動改革進程？

張維迎：首先，大家不要誤解，我說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不依賴某一個圣人，我們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會可以不斷地發展。但是，你必須承認建立這個制度的過程，權威和領導力相當重要。

我希望未來是個凡人的世界，但我又必須說出來我的觀點，建立這樣一個凡人過程中需要有偉大的領導力，意味著他要有很強的理念，并且還要有一種意志推行這種理念，他還要有一些技巧怎么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怎么樣讓理念戰勝利益。這些人是比較稀有的。

問5：你怎么看全盤西化？

張維迎：說到“西化”這個概念我覺得就是語言腐敗。什么叫西化？我們的牛、羊、青銅器就是西方來的，不是現在啊，幾千年前，我們吃的西紅柿、小麥都是西方來的，人類的進步就是來自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區的人相互學習的過程，如果原來西方進來的東西抽掉以后，我們今天能坐在這兒嗎？不可能，我們不是原始狀態也是過去那樣最貧困落后的狀態。

走對路了以后，社會自然按規律運行，就象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指揮我們不斷地往前走。改革一開始就搞“包產到戶”，但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央文件明確說不允許搞“包產到戶”。我們為什么搞市場經濟？因為人類沒那么聰明，如果人類聰明到什么東西都知道就不用市場經濟了。

鄧小平講的“摸著石頭過河”，我覺得所有的改革都是脫離不了的，鄧小平腦子里有他的基本判斷，但你說鄧小平能寫出一個改革的規劃嗎？寫不出來。后來成立了一個體改委，辦《中國改革》雜志，都是慢慢摸索出來的。

問6：我現在還是本科生。您在前半部分講了一個觀點：在目前的中國改革來看，事實上創造新財富比財富分配更重要，我的疑問是，如果政府不把現在的力氣花在改革現有的財富分配體制上的話，那么事實上他就是在鞏固現有的財富分配體制。這樣的話就有個問題，如果我們創造了新的財富依然按照原有的分配路徑分配的話，怎么推動大家的財富創造呢？

針對您剛才說改革需要強有力領導的觀點，跟現在政府權力要受到限制是一個悖論。我們真的沒有其它的路徑進行改革嗎？

張維迎：從某種意義上講，財富的分配和創造其實是一個問題，為什么一個國家有時候創造財富的動力不足？就是因為它的分配方式有問題。一個好的分配方式一定是在財富創造之后大家都能得到公平的一份，而事實上目前來講最有效就是這種辦法。一種產品出來了，消費者得到好處、生產廠家得到好處，生產廠家要得到好處一定要使他的工人有積極性干好活，一定得有人愿意出錢投資。當然這個過程當中，有一部分人得到更多，這就是資源最稀缺的人。拍電影誰得到的最多？葛優這種人得到的最多，因為他這種人稀缺。

我們市場上接觸的企業家，他有能力、他有冒險精神最后拿得多，有時候可能也有運氣，這個你必須承認。如果有個好的社會體制，發財致富都是建立在這個好的基礎上。所以我們要找到一種正確的分配方式，讓大家有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如果我們過去的分配方式不更改，蛋糕就很難做大。

有沒有其它改革方式？就我自己來說還真想不出來其它改革方式，你還在上大學，希望你未來能想出來最好的方式。

問7：

剛才提到財富分配的問題。現在兩極分化非常非常嚴重，有點兒所謂的階層固化，很多底層的老百姓已經看不到能夠進入上層的空間和機會了，根據您說的效率和公平的問題，您強調效率，但我覺得現在好象公平這個問題也不能忽視。

張維迎：首先你別誤解，我強調市場不是強調效率，我覺得只有市場才會有真正公平，就像體育比賽，跑的快的拿冠軍，跑最后一名也拿冠軍，這顯然不公平的，真正的公平是跑的最快的，拿金牌，第二名拿銀牌。所以說，市場經濟才能保證真正的公平，我們現在之所以不公平就是因為我們特權太多，有些人不跑就能拿金牌。包括你說為什么有人感到絕望？是因為有一部分機會不向我們開放，只向別人開放，拿到這機會的人就賺很多錢，所以兩極分化關鍵是這部分的問題。

如果真正公平競爭的市場，財富有差距，但不會出現太嚴重的兩極分化，我們知道市場總會變化，你今天可能是老大明天可能破產，這樣的事兒太多了。我們過去幾十年這方面本來是有很多進步的，我們現在看到好多中國的有錢人，80年代、70年代都是弱勢群體啊，他們為什么做生意呢？因為政府去不了、國企當不了，只有當個體戶。所以，這個問題應該這么看更好一些。

問8：您剛才強調了法治建設的重要，你覺得中國資本市場上最欠缺什么？

張維迎：法治建設不是政府怎么管老百姓，法治建設是要規則透明、公平，法律面前沒有特權。中國資本市場之所以沒有建成法治，就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的審批，上市專門搞一個發審委，證監會審批，這可能有問題。規定只有幾年賺錢才能上市，憑什么我不賺錢就不能上市？我之所以上市是要用錢嘛，我現在以后能賺錢但賺不了錢才要融資嘛。我們就是靠政府這種強行規定，反倒大家不太重視聲譽，投資買股票的人，大家都不看真實面，都不認真去選擇，我認真這恰恰不是一個真正的法治。

在資本市場上我們的審批制真的太多，就像規定比方說長得漂亮才能結婚。長得不漂亮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我們出臺的文件說保護投資者，保護投資者是讓大家按照規則玩，而不是你虧了我保證你不虧，那不是保護投資者，那是強盜的邏輯。不要以為人多就不是強盜，人多也是強盜。我覺得這是真正在資本市場方面應該做的事情。

問9：中國改革的路徑，最理想的是什么？

張維迎：簡單地說，法治，民主和自由，人類大同嘛，現在都在往那方面走。我們應該怎么走？就像李寧公司原來的廣告詞一樣，“一切皆有可能”。

張維迎薦書

1、傅高義著，《鄧小平時代》

2、楊繼繩著，《鄧小平時代》，中央編譯出版社

3、金觀濤著，《觀念史研究》，

4、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

5、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

推薦理由：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的《鄧小平時代》，資料非常豐富，作為一個外國人，不會受意識形態和先入為主的影響，特別值得看的是，鄧小平在“文革”結束重新復出后怎么領導這個國家，一直到他1992年“南巡講話”。“南巡講話”中多次講到，誰不改革誰下臺！這句話對92年之后中國的改革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雖然與傅高義的書的名字一樣，但楊繼繩寫的《鄧小平時代》，側重在上世紀90年代保守勢力與改革力量博弈，上面和下面的互動，作為記者，他提供了很多鮮活的事實。

金觀濤的《觀念史研究》這本書，研究了100多年以來年中國各種觀念的變化，這特別契合我們剛才講的，我們看到觀念變了以后這個社會也會變。

托克維爾的兩本書，一本是《論美國的民主》，他對美國民主制度敘述最準確、最經典。從這本書中大家可以看到，民主的建立涉及到每個人的觀念，個人自治，地方自治，法治文化等。 他另外一本書是《舊制度與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發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知識分子把“平等”放在自由之前，這個平等又類似于平均主義，放在了自由之前，而英國人是把自由放在平等之前，平等跟自由有點不一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應該的，但如果把這種的平等放在自由之前就會形成專制，包括拿破侖當皇帝。這樣的教訓太多太多了。

我認為，現在我們應該讀一些西方一百多年前、兩百年前的書，因為他們當時面臨的很多社會問題跟我們今天非常類似。所以，我建議大家看看啟蒙運動時候西方的這些著作。

[責任編輯：yangm] 標簽：改革 政府 中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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