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七千萬海南嫁女,再一次激起我們對仇富的討論熱情。經過了改革30多年,類似于“剝削”、“資本家”、“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早就失去了曾經的話語市場,而原教旨的單純對于財富恐懼和怨恨的仇富也隨之失去的道德合法性。但是仇富現象并沒有從此銷聲匿跡,尤其近些年來有愈演愈烈之勢。不能簡單的歸結于眾人對富人的羨慕嫉妒恨。
七千萬嫁女當事人邢利斌
仇富不仇袁隆平
袁隆平先生為自己老伴挑選座駕,并透露“家里已經有六七輛車”的信息。針對袁隆平老先生坐擁六七輛車的新聞,在網上也掀起一番熱論,但出乎意料的是網友們對袁隆平并沒有口誅筆伐,而呈現眾口一詞的支持態度。[詳細]
仇富就變成了一種落不到實處的指責
常見的對仇富指責的回應,是我們并不無端地仇視財富,我們仇的是腐敗、官商勾結、財富的來路不正。如此這般,仇富就變成了一種落不到實處的指責。沒有人覺得這個指責跟自己相關,沒有人承擔責任,更沒有人去反思。[詳細]
重新定義仇富
或許應該重新定義仇富的含義:不是指無端地仇視財富,而是在沒有任何調查結果之前,就無端的把別人財富與腐敗、官商勾結等掛鉤起來。對未經證明來路正當的財富都帶上有色眼鏡,做來路不正的有罪推論。仇富的心理本質,看著誰富了就覺得這人肯定有問題。[詳細]
胡釋之說:
朋友問我怎么看山西煤老板辦春晚嫁女遭討伐,我說是仇富。立馬就有另一個朋友反駁說,這不算吧,如果是靠違法犯罪致富的,總不至于要保護吧。我說沒看到任何人拿出違法證據,無非是大家都武斷覺得發財必不義,這就是仇富的心理本質,看著誰富了就覺得這人肯定道德有問題。
對未經證明來路正當的財富都帶上有色眼鏡,做來路不正的有罪推論,其實是基于企業家的原罪論。特別是貧富差距的逐漸拉大,人們也同時開始質疑財富聚集的正當性。在一個制度漸變的轉型國家,任何商業上的突破和創新都意味著與現行法制的沖突,因此便存在著無數的“灰色地帶”,幾乎所有的企業家在創業的原始積累階段有過種種的灰色行為。很顯然,對原罪的質疑,既是部分的事實,也是貧富差距拉大后的公眾心理失衡的反彈。 胡德平:民企無原罪 改革必須吃禁果這樣的說法就是對民營企業歧視的一種意識形態。有個企業家說得好,他說我們是企業家,我們是最先吃到禁果的人也是吃到甜果的人。我覺得他說得就非常好。[詳細] 茅于軾:不保護富人,大家就都是窮人企業家是中國改革的功臣,他們不但沒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偉大的功勛。大家知道,改革開放20多年來,他們對國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詳細] 吳曉波:企業家原罪是制度性原罪企業“原罪”是一個變革時代的必然現象,在一個轉型時代,任何變革便意味著對現有體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帶有違反現行法規的性質,這其實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原罪”。[詳細] 任劍濤:權力原罪導致財富原罪資本權力經常不得不依賴于行政權力,行政權力和經濟行為的正當性是勾連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無法從制度上遏止錢權交易,甚至發展就依賴于這種不公平。在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權力原罪”導致了“財富原罪”。[詳細] |
其實,企業家原罪與否已經不重要,作為上一輪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已經是我們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我們要明確這樣一個概念,改革不是消滅既得利益。消滅既得利益是革命,不是改革。改革不是打既得利益者的主意,而是培養新的利益階層。在這個意義上,改革永遠不應終結。除此還有一個改革策略上的考慮,只有尊重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才會遭遇更小的阻力,取得更大的效果。
張五常:對既得利益受損階層予以補償
從一種制度轉型到另一種制度,對以往的既得利益者不能太絕情,因為假如他們激烈反對,不但改革受阻,難以進行,還會發生預想不到的很多事情。尊重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并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階層予以補償,這是一個不應該回避的問題。 我建議用錢贖買他們的權力,但有人說情理、道義上說不通。[詳細]
張維迎:改革中的利益補償問題
如果具體的改革措施會帶來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但同時會導致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利益受損,此時,受益者有責任從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補償("贖買")受損者,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改革。[詳細]
鄭永年:改革不是簡單打倒既得利益
先不要急于不切實際地觸動既得利益,期望一下打倒既得利益者,甚至斷了他們的后路。任何一個層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這種思維的話,改革注定要碰壁。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詳細]
在這里我們推出幾位榜樣級的企業家,并不是為了對企業家的原罪的反證:世界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黑暗,原罪論可以休矣!更重要的是,在這里我們試圖去定義和提倡一種善的財富觀。還有,在另一個層面上,或許在某一方面為我們改革提供信心:在規則中,中國人也可以做的很好。 蔣錫培:夢想的"N+1"次轉移蔣錫培說:“有錢只為自己謀幸福,幸福就會變得狹小。”遠東集團先后招聘數千名殘疾員工,目前在職殘疾員工就有1000多人。2007年5月17日,遠東集團成立遠東慈善基金,專業為殘疾人士提供幫助。這是蔣錫培的第五次轉身。[詳細] 曹德旺:無中生有有還無對于富豪與企業家的區別,曹德旺認為,“富豪是有錢就毫不保留地追尋享樂,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有錢。總之,享受是富豪們生存的目的。企業家考慮的是如何把企業做大做強,讓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對個人生活享受看得很淡。”[詳細] 何享健:"第五級"領導者2009 年,何享健功成身退,將美的電器完全交給職業經理人團隊。“美的是上市公司, 不是我個人的。”美的集團決策層沒有一個何享健的親屬。何享健的太太作為當年的創業者之一,1993年被勸退時還只是一個倉庫管理員。[詳細] 李書福:該受的苦我來受,該走的路我清楚擁有巨額財富的李書福住的是十多年前的舊房子,吃的是職工食堂,開的是吉利汽車,穿吉利皮鞋和吉利工作服,他的西裝價格不超過300 元。李書福說:“我感到幸福,不是因為有錢,而是因為我的理想正在一點點變成現實。”[詳細] |
民間對山西富豪奢華嫁女口誅筆伐,仇富心理可見一斑。然而在中國歷史上,比起民間仇富,國家仇富的副作用更甚,無論是晉徽商人還是海商粵商,無不在專制和動蕩的社會里,在財富積累與財富歸零間反反復復。這難道是中國商人的宿命?對于這段歷史的回顧,希望我們能打破這樣的宿命,因為企業家的命運關系到一個國家能走多遠。
晉徽商人:危險的生意
他們都是國家政策的受益者。鹽業政策的國退民進是鹽商創富緣起的必要條件,但在創富過程中,鹽商日益滑向了對官權的依賴。對官僚千絲萬縷的勾搭讓中國商人不具有建構獨立人格的機會,盡管他們在商場上長袖善舞,但不能獨善其身。[詳細]
山西票商:政商之間界限被打破
山西票商開始比較純潔,進入發展快車道是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后。在官府財政捉襟見肘之時,正銳意進取的山西票商在不經意之間與官府搭上了肩背。當這種不經意愈日演變為一種行為慣性時,政商之間應有的界限被打破。[詳細]
亡命海商:走私與開放的掙扎
絕大多數時候,海商是以非法的角色活躍在海外貿易中。 這些中國海上走私商人集團的存在,不經意間結成了一張遍及東亞、東南亞的貿易網絡,但他們寄希望于海外貿易的開放而不得,最后一個個身首兩端,書寫了魔幻般的宿命人生。[詳細]
世界首富:灰色的十三行商人
1760年,由九家十三行行商共同倡導,十三行公行團體成立,一切外國進口貨物,均由十三行承銷。潘啟成為復設的公行首任商總。以公行的再次成立為標志,廣州十三行商人真正進入產生巨富的時代。之后,潘啟成為廣州首富。[詳細]
保衛社會:最后的輝煌
九一八事變”后,政府開始轉向戰時體制,重點發展國營企業。“七七事變”后,對金融實行國家壟斷。1939年國民黨五中全會后,民國政府正式確立國營工業的中心地位,國家資本全面進入原來民間資本的傳統領地,并迅速占據優勢。[詳細]


鳳凰調查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鳳凰網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