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鋼周冠五：國企承包制改革先驅(2)

利潤包干被逼出來的方案

“承包制”，是首鋼獲得企業自主權后，實行的另一項政策。說起來，這項政策的推出，有些“被逼無奈”。

1981年，國家對鋼鐵限產，首鋼的減產任務是36萬噸，占上一年度總產鋼量的9%.然而幾乎同時，北京市政府又下達了指令：由于政府財政緊張，作為北京市工業企業的“帶頭兵”，首鋼當年的上繳利潤要力保達到2.7億。

周冠五拿著紙和筆算給市長聽，“把首鋼的全部家底都抖出來，滿打滿算利潤最多2.65億元，都繳上去了，企業留成一分錢沒有，職工的福利更飛到天上去了”。可是，市領導也很坦白地說，要保證北京市的財政收支，必須完成2.7億的上繳利潤。

無奈之下，周冠五提出了“利潤包干”，即在保證完成2.7億元利潤上繳的前提下，超額的利潤由首鋼按4∶3∶3比例(40%用于生產發展；30%用于職工集體福利；30%用于工資獎勵)自主分配使用。

高伯聰說，“利潤包干”方案提出后，得到了上級部門的同意。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減產增收運動展開了，職工們一方面增加工作效率提高產量，另一方面，也為了節約每一滴油、每一把棉絲而努力。

當年，首鋼的利潤達到了3.1649億元。在上繳2.7億元后，首鋼第一次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4000多萬元。

嘗到了甜頭的首鋼，隨即在“利潤包干”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利潤遞增包干”的新的承包方案：以1981年上繳利潤2.7億元為基數，每年遞增7.2%上繳國家，超額歸首鋼。超額部分按照60%用于生產發展、20%用于職工集體福利、20%用于工資獎勵的方式，自主分配使用。

這一方案，獲得了國務院的批準。

對此，高伯聰認為，這是我國改革開放歷史上，“對計劃經濟體制的一次重大的突破和改革。”從此，首鋼由在計劃經濟體制中一個小有自主權的生產廠，轉變為相對獨立、有一定生產經營自主權的企業。

苛刻追效率

周冠五被貼小字條

和“三個百分之百”的政策一樣，承包制度，在當時，同樣遭到了部分員工的不理解。

陳生志回憶，當時首鋼推行了一個口號：“承包為本”，“完全是追求純粹的效益”。

張積武介紹，那時候，首鋼的干部每天都要寫工作日記，每天給自己打分，每月還要填考核表。而每個工人崗位都要簽承諾書，保證達到一定的生產量、質量，有一項沒達標的就要扣獎金。

“工人都沒日沒夜的干活，工作下班都不按正點”，陳生志說，以至于有一段時間，他很羨慕附近石景山塑料八廠的口號“以人為本”。

周冠五對于效率的苛刻追求，也為部分員工所詬病。

陳生志敘述了當年發生的一件事：有一個司機給周冠五家送東西，本來應該是6個小時的運程，為了提高效率，被要求4小時送達。結果司機為了趕時間，路上出了狀況。周冠五知道了之后，又把這個司機的當月獎金給扣除了。理由是“叫你加快速度，沒讓你出差錯。”從大鍋飯中剛剛走出來的職工們，顯然還不適應這種“苛刻”的制度。“那時候有不少人反對他的做法，但也都是私底下的。”陳生志說，在古城二小的巷子口，曾經看見有人貼小紙條罵他，說他太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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