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被公認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財稅改革是本輪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環。財稅改革牽涉到中央、地方政府、企業、民眾等眾多利益，事關中國經濟轉型及協調發展。
2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報告顯示，中國公共財政收入達到12.9萬億，人均宏觀稅負接近萬元。數據出來后，引起了各界爭論，中國稅負水平到底高不高？需不需要減稅？如何調整不合理的財政收支結構？鳳凰財經就此推出“國賦論”系列訪談，請財稅領域權威學者分析解讀中國財稅改革的緊迫性和改革方向。
本期推出周天勇訪談（上），從財政收入角度分析目前存在的問題，解讀關于房產稅等熱點問題。
周天勇，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1992年獲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94年調入中央黨校執教和從事研究至今。主要研究領域財政稅收體制改革、行政改革、宏觀經濟等。
鳳凰財經：前段時間社科院發布報告，提到中國的人均宏觀稅負已經到達了萬元階段，您覺得與世界其它國家比較，這個數字高不高？
周天勇：就這個數字本身講，比發達國家低，美國肯定要比這個高。但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包括預算內和預算外。公布的12.9萬億僅僅是預算內收入，平均到每個人，大概9000多元。
但是，政府全口徑的政府收入都是老百姓的負擔，不能按照窄口徑算。需要在12.9萬億基礎上加上土地財政收入4.1萬億，社會保險收入2.7萬億，一共19.7萬億。平均到13.6億人口，就是1.44萬元。這是每個人承擔的真實負擔。
此外，財政收入中，還有很多收費項目沒有進入預算，具體數字不清楚，估計有1-2萬億元左右。全部口徑的政府收入大概21.7萬億左右，占GDP的比重達到38%，人均達到1.6萬元，遠遠高于“萬元宏觀稅負”。
如果按照中央公布的12.9萬億數字計算，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2%，這個數字是合理的，發展中國家比例在18-25%之間。但是如果計算全部財政收入，占GDP比例達到38%，相當于發達國家水平。
財政收入不能去除賣地收入，因為土地收入很大一部分應該屬于農民，起碼一半多應該給農民，但是目前，基本上80%-90%被政府拿走了，之后高價轉給開發商，又推高了房價，讓買房子的人最終承受這部分負擔；另外一部分轉嫁到房價上，實際是買房人交的，成為買房居民的負擔。
鳳凰財經：中國目前大概有90%左右的稅收來源于企業，來源于個人的不到10%，您怎么看這種稅收結構？
周天勇：這個是不合理的，因為企業的稅收太重，就沒人去辦企業。我估計這兩年，稅費負擔太重，加上融資成本太高，如果國務院沒有有力的措施，中小企業會大量倒閉。
一個國家，相當一部分稅收應該是來自個人。國外大量的稅收收入來自于個人財產稅、遺產稅，個人交的社保稅，以及銷售環節稅。房地產稅比較多，美國大概七萬億美元的收入，地方財政可能在3.5萬億或者3萬億，3萬億里邊60%，也就是1.8萬億的稅收來自于房產稅。房產稅占美國全部稅收的1/4。
美國稅收中，銷售稅占很大比重，但是它銷售稅在消費環節征收，不從企業里面征收；銷售稅和財產稅占比比較大，美國的企業的所得稅特別少，負擔較輕；所以中國沒人辦企業，辦企業很容易垮臺。
鳳凰財經：這種不合理的稅收結構如何解決？
周天勇：我覺得可以從三個方面解決。第一，給企業減稅，把企業增值稅降下來。第二，擴大消費稅征收，現在煙草要改，消費稅原來從企業直接收，現在從銷售環節收。大量的商業環節的營業稅等都可以改為消費稅，直接從銷售環節征收。第三，開征房產稅，把企業的負擔轉到個人，增加個人所得、房產、遺產等收入征稅。增加這些環節征稅來減輕企業的負擔。
鳳凰財經：但如果這樣，卻增加了個人的稅負。
周天勇：只有企業輕稅，人們都去創業和就業，有利于人們去辦企業，人們辦企業，就業的人多了，社會財富才能增加，最后人們都富裕起來，個人所得稅就多，財產稅就多了。在合理的范圍內納稅。而現在是，企業稅負太重，沒有人辦企業，最后誰也富不了，政府收稅就處于惡性循環之中。如果把企業都征稅征死了，你怎么辦？
同時，從稅收總量來講，如果進行這樣的調整之后，居民的財富增加，稅收總量會增加，是政府和居民雙贏。
鳳凰財經：目前有一種說法，中國稅收制度不合理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就是征完稅后，貧富差距并沒有縮小，相比征稅前，是擴大的，沒有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您怎么看這種說法？
周天勇：中國是這樣的，對財富增長、房價增長，財富沒有創業勞動卻自然增值，有的辦工廠，虧損了，而投資了十幾套房產，卻成了千萬，甚至億萬富翁，這部分不收稅。一個人的工資才有多少收入？而對于農民呢？本來不應當剝奪的那么厲害，地方的土地出讓金那么高，基本上不給農民，從農民手中拿地很便宜。這樣就造成了兩極分化。
鳳凰財經：您是說對財產性增值收入收的稅不夠？
周天勇：投資房子比每年的工資的收入增長快多了，比辦制造業企業強多了，一個人要有十幾套房子，身價以億計，但是對他不征稅。而農民本身收入就不高，政府把他們的地征收來，一畝地最多給十萬塊錢，之后倒賣幾百萬，這哪能不兩極分化？
此外，政府通過過重的稅負，把許多中小企業征稅、收費收死了，沒人去創造財富，失業的人多了，不就拉大了貧富差距嗎？
鳳凰財經：這些年，有一些減稅方面的政策，效果如何？
周天勇：雷聲大雨點小，沒有實質性的減稅。
鳳凰財經：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周天勇：主要阻力在財政稅收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層面，地方政府肯定不愿意減稅，地方政府總是處于錢非常緊張的狀態，因為財政養的機構和人員太多了，他哪能減稅。土地出讓金多留給農民，給中小企業減稅，地方政府會這么做嗎？不會的。在沒有制約的格局中，政府支出需求的無限擴張性，與征稅的有限性一直是一對尖銳的矛盾。減稅清費了，地方財政會很緊張。
中央一直以來不讓亂收費，地方政府一直很難執行，一直在亂收費。中國亂收費部分只有5%是中央的，95%是地方的。
鳳凰財經：這種狀況沒有辦法改變嗎？
周天勇：到目前為止，我還沒看到有什么有效的辦法。
鳳凰財經：有一種財稅改革思路，要把地方的財權和事權上收。您怎么看？
周天勇：不可能，這可能是一種荒唐的做法，如果真正硬要實行，如果集中到中央，地方政府留的更少，中央收上來再轉移支付給地方，效率更低，管理成本很高，則地方政府更要跑中央，中央財政部門將更加腐敗，地方還更要亂收費。收入不夠還得找食吃。(文/曉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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