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1日 15:03新華網【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二

1987年，胡舒立獲得美國事件新聞研究所(WPI)獎學金，赴美國做了歷時4個月的采訪，她的足跡踏遍了美國25個州，40多個城市。1993年，她再次隨中國記者代表團赴華盛頓接受外國記者中心(COEI)的專業培訓，趁此良機采訪美國社會問題，主題涵蓋民權、女權運動、同性戀、艾滋病研究等等方方面面。

1994年，胡舒立還有幸在美國斯坦福大學進修過發展經濟學和國際金融課程。憑她的資質、語言水平和本人的努力，完全有條件在美國做一名“安貧樂道”的中產階級，何況美國洛杉磯一家報紙曾邀她加盟，但她沒有這樣做。胡曾坦率地說過:“不是一點都沒有考慮過的。我也沒什么特別高尚的目的，當時也和別人一樣，沒出過國特想出國。”而最大的原因是她已經愛上了新聞職業，她說:想來想去發現自己最大的愉快就是將自己的東西變成方塊字登出來，讓許許多多人看見，要知道中國有13億人啊，而如果在美國當名中文小報記者，其價值是無法與之相比的。在胡舒立的眼里:“加州的陽光雖然溫暖，然而我們只不過是陽光中的一粒塵埃。”于是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回國。

三

1992年，胡舒立離開了任職10年的《工人日報》，到中國第一家民營報紙《中華工商時報》任國際部主任。她告別了黨報，選擇了一個能對經濟發言的小舞臺，成為“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

1993年，胡舒立受邀參加一個關于市場經濟的座談會，所有的人坐在原地，記者也不動，但不肯循規蹈矩的她，一個人在場中走來走去，把錄音機擺在每一個發言人的面前。事后，當座談會紀要被準確扼要地整理出來發表在報紙上時，反響不小，胡舒立的名字就此走入了關注經濟的人眼中。

但與學者直接對話能力的欠缺，仍然讓她在第一次訪問吳敬璉時顯得有些尷尬。由于她對很多問題的茫然與無知，讓老經濟學家談得素然無味，胡舒立只得硬著頭皮堅持。她有自己的辦法:“世界上最好的辦法可能是最簡單的辦法。與比你水平高出很多的學者訪談，一定要用錄音，我的辦法就是反復聽，逐字逐句地聽，只有這樣聽才能完整地理解學者所表達的意思，才能體會出當時的感覺。”胡舒立一直用這個“笨辦法”，一小時的錄音要用4個小時來整理。當胡舒立把采訪吳敬璉的文章拿給老學者看時，吳敬璉非常高興，他對一位記者的認真和深刻的把握能力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事后胡舒立說:“用這樣方式對學者采訪，不僅是我一個學習的過程，更是我建立信譽的過程。”

四

1998年4月，胡舒立創辦了《財經》雜志，自己擔任了雜志主編。《誰控制了馮明昌？》、《成敗陳久霖》、《瓊民源》、《君安震蕩》等一篇篇報道相繼問世。這些文章不但以其調查之縝密、敘述之簡潔而為世人刮目相看，更令人嘆服的是報道揭露了中國股市界的黑幕，尖銳地批評了證券市場那些丑惡的現象。

2000年10月，《財經》雜志發表了《基金黑幕》一文，矛頭直指中國幾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揭露了許多腐敗的現象，比如在桑拿浴間里頭接莊等等。這下可捅了馬蜂窩，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國證券報》等三大報上發表了嚴正聲明，對《財經》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甚至有人打來電話，意思是基金是改革開放的新生事物，我們要小心呵護它、愛護它。批評一個具體的事件或批評一家公司可以，但怎么可以針對一個行業。面對著重重壓力，胡舒立表現了女性那種特有的韌性，她絲毫沒有退卻，發表了《批評權、知情權和新基金使命》一文予以反駁，嚴正指出:媒體的批評權、公眾的知情權，遠遠大于利益集體自賦的或他賦的歷史使命。

胡舒立繼《基金黑幕》以后，又發表了《銀廣夏》的報道，揭露了寧夏一個上市公司造假的事實:他們不但改財務報表，生產線是假的，連海關報關單也是假的。胡舒立懂得“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為了這篇報道，廈門的記者整整跟蹤了一年多，才掌握了充分的事實，然后經過了嚴格謹慎的調查研究，才寫出了這篇力作。《財經》的文章斬斷了這家上市公司的財路，胡舒立卻說:“我們要保護的是更多人的財路。”

由于《財經》確立了“獨立、獨家、獨到”的辦刊方針，發表的報道又鋒芒畢露，從而引發了中國證券市場的大地震，同時《財經》雜志也一夜成名，胡舒立也因此被《商業周刊》冠以證券界“中國最危險的女人”。為此，圍繞中國股市的一場大辯論席卷而來。胡舒立又在《財經》推出了《莊家呂梁》等力作，揭露了中國股市的種種劣跡，這場辯論的結果:促使高層痛下決心整肅證券市場的違規行為。

2001年，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的“亞洲之星”近日揭曉，引人注目的是，這項定位為改革前沿領導者的稱號竟授予了一位財經記者——《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這是我國首位獲此殊榮的記者。

胡舒立的評論:

批評權、知情權，還有“新基金”使命

在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駕于市場“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開”居于首位 在10月份的中國財經界，眾說紛紜、而且持續至今仍為輿論重大熱點的事件，竟是本刊10月號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這是筆者事前不曾逆料的。由于各種議論中屢屢議及《財經》該不該刊登這樣的報道，事涉公眾有沒有權利知道已經被某項研究證明的事實，就有一些看法需要談一談。

這牽涉到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亦即在金融市場上媒體的批評權和公眾的知情權究竟應當被置于何種地位。

一種相當普遍的、似乎也算“善意”的看法認為，報道披露的事實在業內當然存在，“黑幕”比起真實情況還不算很黑，但中國的市場現實只能如此，《財經》硬將之揭出來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基金畢竟是市場上的新生力量，于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有諸多進步意義，其縱使有缺點也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至多不過是“三七開”，為什么發表這樣的報道使之“信譽掃地”呢？

還有一種看法與上述有相似之處，但更尖銳更決絕，是堅定地認為基金業成就昭然、不容否定亦不容“誤導”的。由此推理，《財經》的報道自然就是惡意之至了。

這樣的說法乍聽來相當鏗鏘，因為其立論的基礎都是在談基金于中國證券業健康成長之大局。但認真推想，卻又發現并不很通順。比如，基金業的出現和發展固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證券市場本身的存在和發展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有什么理由認為，媒體之于市場的批評權、公眾之于市場的知情權就是相對次要的事情呢？而且，就算已揭示的黑幕還不算很黑，或按另一種極端的說法，基金業成就昭然，為什么媒體就不能讓公眾得知一份研究報告所披露的、或許讓人不愉快的重大事實呢？--重復一遍，這份報告出自專業人員之手，其內容是對22家新基金在上海交易所大宗交易行為半年跟蹤研究的定量分析。

人們常說，世界上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這可能就是《財經》有關基金的報道刊出后，一些反對的看法大言炎炎，拼命想講出一些大道理的原因。其實，在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駕于市場“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開”居于首位。由于資本市場上信息不對稱性的特點，公開性的實現即使在成熟市場環境中也相當困難。因此，公開性這一最基本的原則，本是不可動搖的。媒體的批評權與公眾的知情權作為公開性的保證，其重要地位必然地優于市場上某一利益集團自賦或他賦的“歷史使命”。如果一定要援引國際慣例或“公理”，這才是無可置疑的公理。

今年是中國證券市場成立十周年，《財經》已經陸續刊登了一批第一代證券人回首當年的文章。從這些第一手的材料中，我們可以很深刻地體會到中國證券市場的創業艱辛，也可以進一步理解這個新生市場上種種缺陷很難以避免。然而，十年的里程并不算短暫，在急速轉型的中國尤其如此。如果說十年來的市場成長本來就伴隨著媒體監督的強化過程，那么在市場已經相對成熟的今天，就更沒有理由對于媒體的批評權提出任何質疑。

讀10月中證監會主席周小川接受三大證券報記者采訪的實錄，注意到周主席站在監管層的角度，也在進行各種比較。周主席認為監管層對于融資者和投資者，保護投資者更為重要；對于大投資者和中小投資者，保護中小投資者更為重要。基于此，周主席再次強調了輿論監督的作用。

無論如何，管理層這種鮮明的看法對于媒體行使自身的批評權、維護公眾的知情權，是一種很大的支持。可以想知，《財經》的《基金黑幕》其實只是走出了必要的一步。在未來的日子里，隨著市場的成長與成熟，中國的證券記者們在新聞監督方面定會有更多更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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