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田、惠普背后的江湖

2010年04月01日 15:36法人【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消費者在維權過程中獲得公正待遇的權利須有個人、集體、國家三個層面的執法配合，形成鮮明有效的張力。而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質量問題事件中，行動滯后的往往是國家層面的執法力量

文本刊記者馬麗

對中國消費者來說，“惠普質量門”和“豐田召回門”印證的是同一個事實：我們被歧視了。

過去四年惠普在全球屢次因質量問題召回產品，而這次面對中國消費者的眾多質量投訴問題，惠普公司的態度卻截然相反。盡管它已經向中國國家質檢總局親口承認，在中國大陸銷售的部分筆記本電腦存在質量問題。

有人將原因歸結于中國在電腦領域尚缺乏召回制度，但是我們在汽車領域的召回制度已經實施六年了，結果一樣要面對豐田的“差別待遇”。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在3月14日的專項整治通報會上，把豐田公司對中國消費者的歧視分析得相當到位：“同聲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損不同賠”、“同命不同權”。

是誰制造了中國消費者被跨國企業歧視的心酸境地？跨國企業不厚道，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卻是中國的土壤醞釀了他們的不厚道。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峰教授指出，相比立法的不完善，中國的執法環境更令人堪憂。

立法缺陷不是癥結所在

中國大陸一出問題就把責任推給法律不完善，但是法律完善了又怎樣呢？《食品安全法》出臺了，問題奶粉卻依然流入市場。林峰認為，“中國的法律很齊全，問題的癥結出在執行層面。”

當然不可否認，中國消費者在維權中的被動與立法上的缺陷不無關系。“惠普質量門”清楚地指向電腦召回制度的缺失，而“豐田召回門”則凸顯了處罰力度過輕。

我國的《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于2004年出臺，隨后兒童玩具、食品、藥品的召回管理規定相繼出臺，目前只有上述四種產品有召回的法規依據，而上述依據對缺陷產品生產者的處罰金額最高只有3萬元人民幣，與美國1500萬美元的天價罰金顯然不能相提并論。

在豐田召回事件中，美國檢察機關已經介入600萬原告提起的近百起集體訴訟，紐約州南部聯邦地方法院聯邦大陪審團也向豐田發出了傳票，這意味著豐田也要面臨嚴重的刑事處罰。

中國《刑法》第146條一樣有對缺陷產品生產者的刑事處罰規定，而且情結特別嚴重的，可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但是中國可能對豐田提起刑事訴訟嗎？

在林峰看來，不是中國的立法不需要完善，他本人就非常支持對缺陷產品的制造商、銷售商苛以懲罰性賠償。但是立法缺陷不是中國消費者被歧視的真正原因，如果揪著立法問題不放，那就掩蓋了實質問題。

林峰教授向《法人》記者介紹，豐田在香港也召回了部分汽車，車型和召回數量也都很少，香港也有媒體發出了質疑聲音。但是這種質疑并沒有形成主流，香港居民也沒有像大陸居民這樣如此哀怨和委屈。

香港的豐田車從日本進口，而美國是本土化生產的，在美國生產的豐田汽車存在的問題，不一定會出現在日本產的汽車身上，這是香港居民淡定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還是，香港居民相信如果真的存在問題，香港政府會嚴格執法，而消費者保護協會也會為自己撐腰。

國家層面執法無力

美國國會介入，讓原本打算在國內解決問題的豐田章男乖乖地出席了聽證會。林峰認為，這一點能說明消費者權益的訴求雖然可以從個人、集體和國家三個層面提出，但是在與跨國公司的對峙中最有力量的還是政府，政府有確保國民利益的責任。

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家的作為決定了國民的權益被保護程度。所以我們不能只看到美國消費者享受了什么，還要看人家的政府做了什么。

從2月24日到3月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商業、科學、交通委員會等重要部門先后舉行了三次聽證會；美國司法部反壟斷部門、聯邦調查局、紐約南區檢察部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洛杉磯市檢察部門等執法機構相繼展開了一系列調查和審查；美國的民眾或單獨或集體起訴豐田，檢察機關也參與訴訟，有的甚至要求上升到國家訴訟。

反觀中國，只有主管產品質量的國家質檢總局以觀望者的姿態，兩次發布了風險預警信息，提示我國境內消費者注意豐田汽車的相關風險；五次召見豐田汽車在中國的相關管理層了解相關信息。而中國的“議會”——全國人大委員會及其常委會、其各專門委員會在這一具體事件中則完全缺位。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針對豐田召回事件發出的最強音來自于一個地方機構，也就是上述發出“四同”通報的浙江省工商局。

在“惠普質量門”中，質檢總局算是強硬了一回。3月18日，質檢總局首次公開表示已責令惠普公司嚴格按照中國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嚴格執行“三包”規定，負責任地解決好部分筆記本電腦的質量問題。但是此時的消費者已經不買賬了，事情從2007年爆發，質檢總局今天才發威，是不是有點晚了呢？

搜狐陜西省西安市一位網友的帖子很有代表性，“那些納稅人供養的所謂公務員們，為什么任何你們份內的事情都要等到全國人民都知道后再去做呢？為什么你們不承擔責任呢，又為什么沒人對他們(惠普)追責呢？”

這里我們可以對比一下美國。豐田門事發之后，美國汽車行業的政府監管部門，即美國運輸部和美國全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委員會，因監管失職受到了消費者和國會的雙重指責，被認為其對有關豐田汽車意外加速的投訴反應得“嚴重不足”，甚至還受到瀆職等方面的質疑。

對此，林峰總結，消費者在維權過程中獲得公正待遇的權利須有個人、集體、國家三個層面的執法配合，形成鮮明有效的張力。而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質量問題事件中，行動滯后的往往是國家層面的執法力量。

消協功能先天不足

作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專門公益機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在消費者維權過程中本應該發揮積極作用，但是在“豐田門”和“惠普門”中，我們看到了消協的先天不足。林峰指出，這種不足就表現在消協只有輿論監督的功能(雖然在“豐田門”中我們連這點功能都沒有看到)，缺乏執法能力，不能代表消費者通過法律途徑實現權利，包括必要時提起集體訴訟。

3月16日，中國消費者保護協會有關負責人對媒體表示，“中消協和各地消協收到了大量關于惠普筆記本的投訴，惠普筆記本電腦的問題，涉及到眾多消費者的利益，我們消協會根據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和《民法通則》保護好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在發表這番言論的時候，不知道消協是否有所愧疚。此前170名消費者在公益律師的幫助下聯合向質檢總局和工商總局投訴惠普，發動集體維權，這樣的集體維權竟然沒有消費者協會的參與，這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林峰對上述民間維權行動持肯定態度。“這是好事情，尤其是在國家、地方沒有形成強有力的消費者保護協會的情況下，民間維權行動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最有效方式。”但是這種民間維權行動在香港并不多見，很大原因要歸功于香港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的存在。

據林峰介紹，香港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接到消費者投訴后，會主動跟進調查，根據調查結果，消費者保護協會在認為消費者有法律依據，而生產商、銷售商不予解決的情況下，代表消費者提起訴訟，訴訟費用來自政府投入。

不只是香港，很多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都有這種功能。“豐田召回門”中美國600多萬消費者提起的集團訴訟正是消費者協會在發揮積極作用，我國消費者協會在成立之初就沒有被賦予這種職權，也沒有獲得政府在這方面的資金支持。

作為經同級人民政府批準成立的法定機構，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在執法職能上的缺陷也是政府執法不力的一種反映。在中國消費者被歧視問題上，“最需要反省的是負有監管職責的政府部門，因為他們是榜樣。”林峰說。

中國首部《侵權責任法》即將于2010年7月1日生效，而《缺陷產品召回管理條例》也正在籌備中，兩部法律法規將召回制度擴大至包括電腦在內的各種產品，而且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

對此有評論指出，上述法律法規的正式施行、出臺，不僅是惠普問題電腦用戶的期待，也是所有中國消費者的共同心愿。

中國消費者的共同心愿不是出臺一兩部法律，而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保衛自己國民正當利益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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