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平行論壇一（實錄）

2012年08月22日 15:52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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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財經訊 8月22日，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本屆年會有超過40個的國家和地區人士參加。

以下為平行論壇一文字實錄：

主持人(盧琛)：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下午好！歡迎各位來到今天的平行論壇環節。說到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大家都知道，中央出臺了6項有關內地和香港的政策，其實從這6項政策就可以看出，內地和香港之間具有非常強的優勢互補的特點，同時這也對于兩地的發展有相互的促進作用，所以今天下午我們論壇的主題，就圍繞著拓展香港與內地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一起來探討中央挺港措施及CEPA9和如何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話題。首先有請香港貿易發展局周啟良先生。

周啟良：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好，我很高興參加今天的會議，我謹代表香港貿發局感謝香港中國商會邀請本局參與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并歡迎各位領導和企業的代表特別來到香港出席今天的活動，這一次的專題論壇可以向大家介紹香港作為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理想平臺。

今年，有不少內地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都很積極以海外并購的形式達到轉型升級的木，加上現在歐美市場經濟放緩，所以不難理解，中國已經在2011年躍升為全世界第五大對外直接投資國。隨著國家“十二五”規劃逐步落實，國家經濟將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香港于6月份與中央簽訂CEPA補充協議9，加強兩地在金融、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等領域的合作。內地也會在2015年前向香港的服務業全面開放。而將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實施的先行先試政策，也會進一步協助香港的服務業拓展到廣東省，為香港與內地的緊密合作創造有利的條件。

另外，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內地每年有56%的海外投資會流向香港，或者經過香港流到海外，足以證明香港在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趨勢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香港的專業服務公司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熟悉國際運作模式，擁有國際商貿網絡，在貿易、金融、會計、法律和其他專業的服務方面，可以配合內地的企業在海外并購發展中提供不同專業的意見和服務，包括融資，盡職調查，以及團隊融合、品牌管理等等，為內地和外國的企業合作起了良好的中介和溝通的作用。香港貿發局今年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通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向有意“走出去”的內地企業，推廣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專業服務平臺。另一方面，我們也協助香港的服務業界抓緊機遇，于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大趨勢下發揮關鍵的作用。

因此，貿發局將會在今年8月底在杭州舉辦第二次以升級轉型為主題的展覽會，向內地制造業、零售業、品牌企業及相關業界的人士展示一站式的專業服務，吸引更多的內地企業，利用香港各項的專業服務，提升企業的形象、管理水平、生產力和整體的競爭力，進一步拓展海外與海內的市場。今年5月份，貿發局也曾經與廣東省經濟與信息化委員會合作舉辦了一個赴德國的投資考察團，帶領了廣東省的企業、香港的中介機構前往德國，于當地4個城市尋找商機、投資對象、合作伙伴，并加強廣東省企業和香港的中介機構對德國自動化和技術企業發展的了解。本局也會定期在香港和內地不同的城市舉辦企業培訓班和研討會。今年的中國海外投資年會是本局非常重視的活動之一，我們貿發局很高興能夠作為這次年會的聯合主辦單位，并再次與年會的籌組會合作舉辦這次的專題研討會，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各方面的專家，分析香港于內地企業投資活動中能發揮的作用，我們期待通過這次的活動向年會的參與者，特別是內地和海外的企業推介香港的橋梁角色。此外，我們也希望大家在明年1月14到15號再來到香港，出席由貿發局和特區政府聯合舉辦的亞洲金融論壇，進一步拓展人脈、商網，深入拓展亞洲的商機。最后，我衷心祝賀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取得圓滿成功，也祝愿各位的更上一層樓。

主持人：謝謝周副總裁。下面有請國家外匯管理局委托貸款辦公室主任王燕之先生發言。

王燕之：謝謝主持人、謝謝周局長，很榮幸出席本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加快實施“走出去”是中國經濟發展到新的階段，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的要求。改革開放之初，國內企業不具備開拓海外市場的能力，上世紀90年代，隨著內地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經濟發展，國家明確提出了積極擴大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發展方針，內地企業邁開了“走出去”的步伐，在這段期間，國有企業是對外投資的主要力量，與此同時，集體、民營、股份制企業也開始憑借靈活經營的優勢探索海外市場，據統計，這個時期內內地對外投資累計總額226億美元。進入21世紀后，內地企業“走出去”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2002年，中央決定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類所有制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利用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企業“走出去”被提升到國家的戰略層面。2005年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全面上升和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內地企業“走出去”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在這個十年中，內地對外投資總額累計2001億美元，是前20年的10倍。截止2011年底，內地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入3000多億美元。近年來，民營企業發展較為迅速，其占內地對外投資的比重不斷上升。2011年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占當年境外投資總額的40%以上，民營企業有影響力的海外投資項目不斷出現，其中吉利成功收購沃爾沃、聯想收購IBM、三一重工收購德國麥斯特等，都在市場上產生較大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有影響力的收購中，民營企業與本土私募股權基金的合作更增加了海外投資的金融內涵，充分展示了企業與專業金融機構的合作，在“走出去”戰略中發展的潛力。

觀察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明顯的變化。首先，國家支持“走出去”的政策環境不斷優化，市場導向和市場機制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政府管理已從偏重審批向促進便利和服務企業“走出去”轉化。例如，發改委下放了境外項目投資審批權，外匯局取消了強制結售匯制度，并放寬了對外擔保和企業購匯用匯等政策限制，便利了企業對外投資用匯。其次，對外投資方式由初級形式向高層次發展，對外投資更加多樣化。從上世紀80年代主要為貿易服務拓展出口銷售渠道的方式開始，逐步發展為合資企業、合作企業、獨資或控股等多種投資的方式。目前，資產或股權投資等特大型項目不斷出現，企業的投資目標和形式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三，從沒有經驗向經驗不斷積累過度。經驗積累的過程也是思路和理念向國際化、市場化轉變的過程，而且這種經驗的積累和總結，在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同時發生。這個變化對實現“十二五”規劃所要求的，加速實施“走出去”戰略，具有深遠意義。第四，金融等專業機構在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在投資咨詢、資產評估、客戶盡職調查、融資等領域發揮了重要的專業服務作用，金融與企業的結合日益緊密。

當前，內地企業“走出去”也面臨一些新的復雜問題，除企業自身問題及經營風險外，地緣政治、法律文化、社會責任、國際關系等都給“走出去”戰略增加了新的因素，需要我們從更高的層面，更長遠的視角思考可持續的、共贏的“走出去”發展戰略。香港一直就是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橋梁，在改革開放之初，這個橋梁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們國家的綜合經濟實力和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與世界經濟相融合的需求方式、目標等都更加多元、豐富和復雜。這也給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走出去”與各經濟體共有、共贏、共同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在這個大框架下，如何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課題，CEPA9提出：支持符合香港上市條件的內地企業赴香港上市，為內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到境外市場直接上市融資創造便利條件。同時，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金融機構在內地設立合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這些措施的落實，有助于尋找聯合“走出去”的市場需求和結合點，實現政策層面推動和促進內地與企業聯合“走出去”的作用，同時也有助于推動專業投資機構在推動內地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聯合“走出去”是一個新的課題，有很多問題還需要各方面共同來探討、設計，我期待著就上述的問題聽到各位嘉賓的真知灼見。

主持人：謝謝王主任，請您入座，同時我們要請周總裁入座，有一些交流的環節，我們一起來互動一下。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進入一個輕松的互動環節，首先我想請問一下周總裁。說到香港的服務業，大家知道，是非常具有品牌性的，也看好香港服務業會給內地服務業帶來的一些啟發，CEPA9在這部分又有進一步的拓展，我想請教一下您，您覺得香港服務業的優勢和現狀是什么樣的？

周啟良：大家都知道，原來香港是一個制造中心，我們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香港拿了好多的冠軍，我們的服裝業、玩具出口都是第一的，隨著經濟的發展，香港把它的生產都轉移到了珠三角，把香港就發展成了一個重要的服務中心。到現在為止，香港的GDP有超過90%是來自服務業的，所以可以看出香港本身就是一個服務中心。我們在好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平，在國際上也很出名，比如說在設計方面，香港是亞洲一個重要的設計中心，以前我們做OEM，但是現在我們更多的是做ODM，是原創設計生產。當然，廠家本身帶有設計師，同時也會雇傭香港一些知名的設計師為他們生產。同時，香港也是個定潮流的潮流中心，亞洲很多不同領域都看著香港的趨勢來定他們的潮流，這樣也促使我們的設計界、品牌管理、市場推廣的業務做得非常好。另外還有專業服務方面，比如說法律服務，據我了解，香港每年法律服務的出口有幾億美元之多，其中30%是出口到中國內地，大部分業務是牽涉到商業的并購工作。同時香港在仲裁、和解等方面的法律服務做得也是不錯的，因為有時候香港和內地的契約爭議，最終的解決都會以香港的仲裁方式來解決。金融服務做得也非常不錯，現在在我們的主板上市的眾多公司里，超過一半是大陸來的H股和紅籌股，市場總值達到8萬億港元。CEPA9也是鼓勵有條件來香港上市的民營企業多來香港上市，這對于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另外，最近中央也把香港定位為人民幣的離岸中心，這些中央的政策對發展香港作用未來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主持人：謝謝周總裁。下面請王主任介紹一下“走出去”戰略。“走出去”現在可以說是中國的國策，但是從您剛才的發言中也了解到，目前全球的情況比較復雜，歐美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中東和北非的情況也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將會怎么發展？

王燕之：這個問題比較大，我從幾個方面來回應一下你這個問題。現在世界經濟的發展，對我們而言是有挑戰也有機遇，特別是有一些原來我們不可能進入的市場的投資機會現在已經出現了，同時另外一些市場，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在資源方面，他們自己開發的動力很強，機會也很強，這樣也給我們提供了“走出去”的機遇。所以在發達市場和發展中市場都有很大的機遇。但是現在的情況確實也很復雜，我們“走出去”的一些政治環境、輿論方面，各種各樣的聲音都出來了，我覺得這也是正常的，因為隨著我們的經濟實力上升，融入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程度和深度不斷加深，大家都有一個互相認識、互相接納的過程，所以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我覺得也是正常的。但是這些問題確實使我們企業“走出去”需要認真的考慮，外面的市場應該以什么樣的態度，以什么樣的思維方式走進去。我覺得還是應該考慮到怎么樣能夠真正的融入，融入過程中最好是有共同持有、共同經營、共同發展的戰略，這樣既符合我們的經濟利益，又符合事業發展的利益，也能被大家介紹。

主持人：香港貿發局主要是想讓大家走進來，而不是“走出去”，現在配合“走出去”大的戰略，香港和內地都在發揮相互的作用。我想知道貿發局如何理解兩地“走出去”如何配合？

周啟良：其實貿發局和其他的貿易促進機構不太一樣，很多的貿易促進機構只負責出口，我們這個機構既負責出口，也負責進口。在1996年開始，我們除了有形貿易的推廣，在無形的服務貿易方面的推廣工作我們也在做。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我覺得香港的服務業和貿發局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當然很多人會覺得奇怪，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大陸企業走出去跟香港貿發局好像不是很對口，其實我們在幫忙的過程中也是在幫忙推香港的服務業。因為很多時候內地的企業在出去并購的時候會出現很多的問題，比如說在契約的擬定方面，需要找一些可靠的律師幫他們擬定契約，或者是盡職調查，可行性研究，這些都需要香港的專業人士來幫忙做這方面的工作，香港跟內地也可以優勢互補，在國內的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我相信有很多工作是香港的服務公司可以幫忙的。

剛才王主任說得很對，共贏和可持續性的問題都要研究，不是并購完了就結束了，其實兩者像結婚一樣，一般是結婚以后才出現問題，怎樣把相互之間的角色理順，這個很重要，品牌怎么運用，是用你的品牌還是用我的品牌，或者開發新的品牌，這都需要研究。我相信未來香港的品牌運營專家、市場推廣專家等等方面都可以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

主持人：王主任，說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大家不僅僅在談香港如何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是要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您覺得現在內地和香港的相互促進發展，比如說香港的離岸人民幣的產品的創新等等，您如何定位目前香港的金融地位？

王燕之：我第一次聽你說要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詞，香港一直就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且現在它有獨特的內容，現在雖然世界上有一些競爭，但是誰想取代它，還看不到其他地方的優勢。內地企業“走出去”，香港這個渠道是別人不可替代的，特別是經濟發展的復雜性，和我們對專業機構的要求，對專業隊伍的要求，對法律制度的要求，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制度的了解，內地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取代的，所以對中國經濟下一步的發展作用是非常大的，潛力是非常大的，它的中心地位是不太會動搖的。

主持人：非常感謝王燕之先生和周啟良先生帶給我們精辟的論述。

接下來繼續今天的論壇環節，現在有請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先生。

薛榮久：大家好，我不是企業家，也不是政府官員，我教了一輩子的書，從60年代開始就在清華大學從事國際貿易教育，現在還在從事國際貿易教育，從事這方面教育工作將近50年。上世紀80年代我到了香港，9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搞了一年研究，最近清華大學和香港一些大學有合作關系，所以這次我參加第二屆中國海外投資年會，我想結合我本身的教學情況，講一講內地和香港高等學校的合作問題。

中國海外投資年會主要的議題是“走出去”，“走出去”最重要的是人才，而這些人才主要是高校培養的。在這方面，我覺得內地和香港的高校在人才培養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想重點講一講從CEPA簽訂之后，兩岸的高等教育合作的情況，合作的成果，以及現在存在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怎么解決比較好，這樣可以使得我們兩岸在高等學校合作方面培養出更多符合“走出去”戰略需要的人才。

CEPA簽訂之后，內地和香港高校合作的成績是相當大的，大概表現在這么幾個方面。

第一個是內地和香港高校相互就讀的學生數量大大增加。在CEPA簽訂以前，兩地的高等學校就讀的學生比較少，CEPA簽訂以后，兩地相互就讀的學生非常多，到目前為止，香港在內地就讀的大學生有一萬多人，內地在香港就讀的大學生也有一萬多人。內地有63所大學可以免試為香港的學生提供學習，香港每年也從內地招收3000名左右的學生。兩地學校的學生相互就讀越來越多。

第二，兩地的高等學校的合作方式多種多樣，打破了內地大學的培養方式，現在主要是2+2和2+1的模式。中山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等學校通過2+2模式聯合培養學生，合作辦學。所謂的2+2模式，就是本科一二年級在中山大學學習，經過考試合格，在大三和大四來到香港地區的大學學習。在內地打好基礎，然后到香港再進行進一步的學習。第二個方式是相互交換學生。第三個就是相互承認學分，在內地高校獲得的學分在香港獲得承認，香港的大學培養的學生，在內地也獲得承認，這樣為學生的相互培養提供了途徑。第四個方式是內地的學校聘請香港的老師進行教學，把香港的先進方法在內地進行傳播。第五個是加大成人教育，現在內地的成人教育比較發達，香港跟內地合作起來進行成人教育培訓。這一點我印象比較深，1995年我到中文大學搞研究的時候，中文大學就承擔了內地很多省市干部的培訓班，這樣的方式還在發展。

第三，科學研究合作成果在不斷加深。現在內地和香港合作大概在三個方面，第一個是科學研究方面，合作非常廣泛。現在兩地高校培養人才研究的領域包括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人文社科學、醫學生命科學。第二個是合作重點增多。以前是一些虛的合作，現在都進入的實質性的合作。第三，內地的一些比較強的大學和香港的比較強的大學合作起來，強強合作，形成優勢互補。我們在交流合作方面現在發展比較快。另外是學術交流互相向縱深發展。

另外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方向就是高等學校合作機制走向體制化。第一，香港和內地建立大學校長論壇，就兩地的高等學校的重大發展問題進行交流，提出改革的方案。第二，香港和內地大學的合作組織在各個高校紛紛設立。現在兩地把兩地合作計劃納在學校的發展里，這樣才能整體安排香港和內地高等學校合作的方式。

從CEPA簽署以后，兩按高等學校的合作取得了以上這些成就，但是現在看來，也面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5個方面。第一方面，重歐美、輕港澳，從內地的大學來講還有一種情況，他們愿意和歐洲、美國的一些大學合作，香港的大學也是希望跟內地的名氣比較大的學校進行合作。這種情況不利于兩岸高等學校的合作，特別是專業合作。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的話，將來合作的面是比較窄的。第二，重設想、輕落實。CEPA簽署以后，在政府的推動下，各方面都有一些設計，這些設計變成了設想，但是落實的還不太多。第三，重技術、輕理念。對于質方面的東西比較重視，但是在交流過程中，對學校的理念、對學校辦學的方式方法比較差。我自己覺得，內地跟香港合作過程中，在辦學的理念方面，內地還是比較差的，當然現在內地的一些大學也建了教事委員會，但是現在看來，這個教事委員會跟香港的包括發達國家的大學的教事委員會不太一樣，這是帶有內地特色的。因此，教授在學校治學的地位，包括學術資源掌握的情況，跟香港，跟其他國家還是不能相比。所以在教授治校方面還是有一些問題，在這方面，內地和香港學得比較差。學了其他的方面多一點，但是教學管理方面比較差。第四、重建立，不夠健全。計劃很多，但是不夠健全。雖然現在成績比較大，但是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這些問題。

接下來應該怎么辦？我認為，第一，應該很好的總結CEPA簽訂以后，廣東和香港高等學校合作的情況，因為CEPA建立以后，廣東省走在前面，并且向內地開始延伸。我希望香港和廣東省合作的很好的經驗向內地進行總結，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要認識到香港和內地高等學校發展的問題。進行CEPA簽訂以后，兩岸進一步整合，這方面需要高等的人才，這樣會有戰略意義。我剛才說了，香港和內地培養的人才，比如在大學方面，是有一些區別的。第三，在合作中，雙方應該確立一些必要的原則，并且逐步的推行。這個原則，第一個是要自主、自愿的，第二是要平等互利的，第三個是要循序漸進，要逐步往前發展。

現在在香港和內地的合作中，在我看來有一些問題，內地現在在管理上行政化的情況比較嚴重，現在一般的教授光教書不太甘心了，都想要當官，現在內地的官僚化、行政化比較重。出現這樣的情況有幾個原因，首先是高校的科研資金審批問題，如果他有了行政職務，就可以為自己的科研獲得資金審批。所以很多教授都想要當官。現在內地的高校有校長、副校長，還有了校長助理。而且這些人還把校長助理的頭銜印在名片上，在跟外界交往的時候，他還要強調說自己是校長助理，這意味著他將來的職位還可以升，校長助理將來有可能當副校長。這個情況對內地來講，對內地的人才培養十分不利。因為現在的教授地位不是很高，大家都想當官，爭取搞一些課題，拉一些資源，安安心心坐下來搞學問、教書的人很少。所以我希望內地要向香港學習，去行政化，提高教師在學校的地位，內地的高校和香港的高校合作，爭取上到一個新的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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