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央行舵手十年

2013年03月14日 03:31
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嚴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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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2年12月走馬上任，周小川在央行行長的位置上已逾十年。

雖歷經各種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但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任期最長的央行“舵手”，周小川任職的十年，是中國過去30年中通脹水平最低也最穩定的時期。正是如此，從歐洲、亞洲到北美，多位業界人士稱贊他是一位世界級央行行長。

“單看這些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和低通脹、金融改革的穩步推進，毋庸置疑，周小川與央行的這十年，值得高度評價。”對于媒體將周小川稱為“人民幣先生”，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認同。

十年來，從國有銀行改革，到人民幣匯率改革，似乎每一次都如在驚濤駭浪中行船。然而一路走來，迎接周小川的并非只有鮮花，謗亦隨之。他在任央行行長期間，央行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他也因此背負了“貨幣超發”的指責。

3月11日，周小川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在汪玉凱看來，這顯然是中央政府對其十年工作成績的高度肯定：“在中國經濟融入國際一體化情況下如何防范金融風險，成為中國宏觀經濟中最重要的關鍵，央行行長的責任很是重大。”

“學院派”行長

今年兩會期間，周小川絕對是會上被記者圍追最多的人之一。中國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城鎮化融資、人民幣匯率……記者們拋來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

其實，記者們最為關心的還是他是否留任的問題。在3月13日的兩會記者會上，在被記者詢問是否留任“央行行長”一職時，周小川露齒而笑，卻笑而不語，只說一句“到目前為止，我自己還不太清楚，是否留任有一個程序的問題。”

資料顯示，周小川出身江南望族，1985年獲得清華大學經濟系統工程專業博士學位—實際上，他是央行第一位具有博士頭銜的行長。

在很多人眼中，這位能講流利英語的行長身上，有著深刻的學院派氣息，與其說是一名高官，不如說是一位經濟學家。

據曾經進入周小川這位中國金融巨擘的辦公室的記者吐露，與想象的不同，他的辦公室并不華麗非凡，反而顯得有點擁擠，“三面墻擺的都是書，案頭的名片上，只有‘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等字樣，儼然是一學者的辦公之地。”

多年的研究使周小川在學術上頗有建樹，也讓他時刻保持著“思想者”的嚴謹態度。1995-2013年周小川歷任外匯局局長、建行行長、證監會主席、央行行長。一路走，一路行，他在改革與決策中一直貫徹“市場化”的理念。

周小川英文流利。他平時閱讀的基本都是英文文獻材料，在車上、在機場、在無聊的會議上，隨時會掏出一篇英文論文來研讀。

周小川的每次公開演講都備受關注。市場竭力挖掘、揣測他一字一句間可能蘊含的信息，力求追得上他的思維。2012年兩會期間，在央行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人民幣升值是否已經結束”這一問題，周小川回答了兩段話。他總結說：“我想這個事主要取決于市場供求關系，不會那么簡單。”

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周小川的新書《國際金融危機：觀察、分析與應對》全面上架。他撰文回顧了10年的金融宏觀調控政策：這10年，為應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風云變化，央行的調控針對不同時期經濟金融運行特點，也注意在不同階段把握好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也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良好的金融環境。

“解放人民幣的人”

“實際上，今天他(周小川)已經走向了國際舞臺，和各大行長的接觸中，大家對他的評價是非常正面的，利用他的國際影響力，在今天非常不確定的貨幣大環境下，保持非常明確的中國聲音。而且，就平衡外部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沖擊來說，中國非常需要有這樣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如是說。

在孫立堅看來，周小川是一個非常懂得貨幣政策的人，“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持續多年的高增長，低通脹。這期間，中國不但承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余波，而且安然渡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央行的貨幣調控，立下了汗馬功勞。”

有統計顯示，2003-2012年這10年間，中國的年均9.9%以及1983-1992年的年均10.3%。2003-2012年這10年間，中國年均CPI增速僅為3.0%，顯著低于1993-2002年的年均6.5%以及1983-1992年的年均7.8%。

自2002年出任央行行長時，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即正式啟動，周小川親自擔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2004年1月，注資國有商業銀行方案出臺，令業內人士大為吃驚的是，注資動用了國家外匯儲備，而不是此前傳聞的所謂財政部發債1300億元直接注資，這引來一片質疑聲。

“注資是國有銀行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但他繞過了財政這環，用外匯儲備注資，這點體現了他的靈活，他是一個很現實的人。”市場人士如此評價。

實際上，在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還不時傳來“賤賣論”、控股比例多寡等爭議，但周小川態度非常堅定。他表示，國有商業銀行之所以選擇“股份制改革和發行上市”的改革路徑，是經過一系列慎重研究才選中的，主要是參照了國有工業企業實行股份制改革和公開上市的成功改革經驗。

“2002年，境外媒體對中國金融業有很多批評。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個大定時炸彈，也有人說，中國的金融體系技術上已經破產。那時的銀行業不良貸款率高達25%，由于統計口徑的原因，實際可能25%都打不住。”關于這段歷史，周小川自己后來多次提及。

經過股改，國有大行全都走出“技術性破產”的困局，工行、建行、中行進入全球市值最大銀行前10名的行列。對此，英國《金融時報》稱，如果2008年危機來臨之時，中國國有銀行改革的背水一戰尚未取得進展，后果將完全不同。

關于周小川，更為外界稱道的是2005年至今，央行成功地推進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積極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

2003年，周小川上任不到一個月，日本和美國相繼施壓，人民幣被嚴重低估的聲音不絕，周小川在國內外各種場合始終傳遞著同樣的聲音：穩定的人民幣匯率對于世界經濟是重要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應該循序漸進。彼時的他，最大的顧慮是尚在修復期的中國金融體系還沒有準備好。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開啟匯改，核心內容有三條：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根據市場供求關系進行浮動；匯率將是浮動的，但設定了合理區間；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

盡管在2008年下半年以后的大約兩年時間內，受次貸危機造成的外部沖擊影響，人民幣匯率重新盯住美元。但從2010年6月起，央行宣布重新啟動匯改。2005年至今，無論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還是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幅度均超過30%。

一位了解內情的人士稱：“周小川對于匯改的準備已久，他推動這一改革的勇氣和力度遠大于外界的了解。”周小川本人也承認，國有銀行改革、利率市場化等動作在先，一定程度上都是為了給匯改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隨著人民幣對主要貨幣日均波幅的放開，以及央行對外匯市場干預程度的下降，未來人民幣匯率將會呈現出更加明顯的雙向波動，匯率也將更好地發揮其在中國與全球之間、中國的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配置資源的作用。”有分析人士評價。

難怪有人說，人民幣為中國打開通向世界財富的大門，而周小川就是那個開門的人，正是他“解放了人民幣”。

事實上，也正是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讓其贏得了“人民幣先生”的稱號。

貨幣超發爭議

在同事眼里，周小川具有親和力，溫文爾雅，很有風度。時代周報記者曾在2012年的陸家嘴金融論壇上近距離聽過他的講話，極富有理性色彩和專業水準。

事實上，周小川是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而最能說明周小川經濟學家本色的是，在屢獲升遷的同時，周小川所著《走向開放型經濟》一書獲1994年度“安子介國際貿易著作獎”，論文《企業與銀行關系的重建》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與政策建議》分獲1994年、1997年度中國經濟學界最高榮譽獎“孫冶方獎”。其間，周還以英文形式在國外發表了一些論文。

“這十年來，從亞洲金融危機的余波，到經濟迅速上升，再到金融危機，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以往都不曾遇過的時代。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操作手段逐漸完善，操作力度漸趨精準，操作成效日漸明顯，對于穩定經濟發展起到良好作用。”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對時代周報如是表述。

正是憑借著深厚的理論功底和獨特的踐行力，2009年12月，周小川入圍《時代》人物榜。《時代》雜志認為，周小川領導的中國人民銀行，地位與美聯儲一樣，對國際市場有非常大的影響力，《時代》還引用業內人士的話說，周小川“聰明好學，且說話坦率”。

這一年，美國《外交政策》雜志選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為“警醒國際不應再倚賴美元”列第9名。

2011年，國際金融領域權威雜志《歐洲貨幣》把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授予了周小川。周小川在頒獎典禮上致辭稱：“中國堅定推進金融改革，及時補充銀行資本和處置不良資產，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一年，《福布斯》的全球權勢人物榜中，周小川排在全球權勢人物榜第15位。

然而十年下來，迎接周小川的并非只有鮮花，謗亦隨之，爭議的焦點在于大大降低貨幣購買力的通脹危害，而通脹的源頭則歸結于“貨幣超發”，即貨幣發行量超過真實財富的增長量。

自2008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的信貸和投資進入高速擴張期，地方政府的債務杠桿快速上升。面對高通脹，又無法貿然加息，央行的貨幣政策被擠到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21.5%—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高度。

有統計顯示，2001年末中國外匯儲備為2121億美元，2011年末增加到3.18萬億美元，十年間絕對量增長2.9萬億美元，漲了十倍多；2001年末廣義貨幣(M2)存量15.28萬億人民幣，2011年末則達到了85.15萬億人民幣。2011年比2001年凈增了69.87萬億。

換句話說，在周小川任職期間，央行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2012年M2廣義貨幣總量逼近100萬億大關，而在其剛接任央行行長的2002年，這個數字僅為18.3萬億元。十年間，中國的貨幣總量翻了5倍，中國央行資產超過美聯儲成為“全球第一大行”。

北京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朱海就對“貨幣超發”質疑頗多。在他看來，過去十年，盡管中國保持10.5%的GDP增速，但是這是以“通貨膨脹”換來的“經濟合理增長”、“較為充分的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因為很大程度上正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了經濟增長，“低通貨膨脹”的目標并沒有實現，無論是從信貸擴張的程度和物價上漲的程度看，都沒有實現。

“盡管央行成功地避免了通貨膨脹的惡化，但國內資產市場(包括房地產市場與股票市場)出現了幾次價格飆升，甚至出現了資產價格泡沫。這固然與資產供求、經濟增長等實體因素有關，但也與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有關。與此同時，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如何保值增值也是令中國政府頭疼的問題。”朱海就認為，“經濟的繁榮不能靠貨幣發出來的。”

對此，周小川本人并不認同，在之前接受采訪時，周小川指出“面對嚴重沖擊時，刺激政策的力度寧肯大一些，以便穩住信心。相比之下，一些國家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的刺激政策可能力度不夠，經濟復蘇情況不理想，事后還得進一步加大力度。”

周小川坦言，“是藥三分毒”。在13日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周小川指出，中國的M2高，還在于中國是亞洲這個儲蓄率比較高的地區當中最高的國家之一。

不過，周小川也承認：“現在回頭看，適時退出還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鮮明一些。”

未完成的改革步伐

周小川是江蘇宜興人，其父周建南曾任一機部副部長兼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副總局長，1960年代初，曾組織領導編制機械工業科技發展規劃。上世紀80年代，周建南還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顧問。

青年時期，周小川曾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鄉，后來成為北京化工學院的“工農兵學員”，日后他自己坦言，走上經濟管理的道路，多受父母的影響。

“他是中國經濟界一位杰出的思想者，總能將目光投向中國經濟的邏輯深處。”在時代周報記者接觸的經濟學者中，有不少人如此評價。

對于過去的十年，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至少在兩個方面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其一是國有銀行改革上。2002年底，周小川曾指出，國有銀行出于亞健康狀態—“有一些毛病，但總體而言不影響正常的工作、生活，需要吃藥或者保養，邊工作邊修理。”周小川帶領的央行就充當了“在線修復”中國金融體系、維護金融穩定的角色。

周小川把這種“修理”叫“在線修復”，這是因為經濟運行沒法中斷，金融體系卻亟待改革。

如今十年過去了，工行、中行、建行等國有銀行都已建立起現代公司治理架構，并先后成功上市。

但是，上市僅僅是處于整個改革過程中前半階段。周小川2004年曾說，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場激勵和約束機制，徹底打破國有商業銀行的“準官僚體制”，將其變成真正的市場主體。

顯然，前十年距離這一目標還很遠。除此之外，人民幣利率的市場化也是周小川前十年一直耿耿于懷的“心病”。

在過去10年來，中國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從未間斷。然而，利率市場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存款利率市場化一直未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在近段時期陷入了停滯。

2012年1月4日，央行發布了一份周小川的講話稿，他稱，要有規劃、有步驟、堅定不移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2012年6月，央行宣布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進一步擴大，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

但是，目前占金融部門融資總額近一半的非貸款類業務資金價格已完全市場化；另一半依靠銀行貸款實現的融資，絕大部分也已在貸款利率下限之上自主定價。

在2012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應該下調貸款利率的建議”時坦言，“我對這一塊的評價不一定合適。首先我表示一條，我們鼓勵各種研究機構、經濟學家都參與政策討論，提出各種評價，提出各種建議，這對貨幣政策的形成有好處，對改革開放也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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