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的新挑戰：下半年或主導新一輪金融改革

2013年03月25日 10:36
來源：《財經》雜志 作者：由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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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有望出現涉及金融改革的新決策內容，周小川應是主導制定這部分改革計劃的合適人選

任職已超十年的周小川再次續任央行行長，這對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意味深長。

2013年3月1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投票通過周小川繼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從2002年12月至今，已經65歲的周小川經歷四屆政府，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而就在此前幾天，周小川剛剛被選為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以65歲、全國政協副主席身份兼任央行行長，按照中國高級干部的進階模式已屬特殊安排。歷史上，以更高級別官員兼任央行行長職位的曾有兩位：分別是時任國務委員陳慕華和國務院副總理朱基。

1985年，時任國務委員陳慕華兼任央行行長，時值四大國有銀行分立、新的中央銀行體制確立之際，在新的體制下央行亟須以新職能展開金融改革。1993年6月，朱基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兼任央行行長，亦屬于非常時期的特殊安排，他以鐵腕手段治理了國內通脹高企、地產過熱、貨幣亂投放等現象，兩年后，朱基即卸任央行行長一職，戴相龍接任。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為，周小川此次連任央行行長，意味著換屆之年決策層意識到金融穩定和金融改革的重要性，需要一位熟悉情況且能制定金融改革方案的專業官員。

近年來中國央行的獨立性雖有所增加，但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體制之下，央行行長在制定重要貨幣政策和涉及金融體制改革的大政方針上，其職務性作用并非海外媒體所想象的那樣大。即使如此，多位分析人士預計，在今年下半年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或將有涉及金融改革的新決策內容，周小川應是主導制定這部分改革計劃的合適人選。

“我很期待他的連任，也相信他能把工作做好”，前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余永定對《財經》記者表示，周小川連任說明中央政府在央行行長人選問題上實事求是。他認為，央行和其他部委不同，行長的任期問題應該特殊考慮。周的連任說明，中央政府邁出了正確的一步。

周小川2002年以來的十年任期中，在包括分管金融的副總理在內的多位中央領導直接支持下，中國金融體制和機構改革有諸多歷史性突破和結構性變化，比如國有商業銀行股改上市、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啟動等。與此同時，國內經濟在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物價水平相對穩定。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周小川的觀察和應對，更為其在海內外贏得了廣泛聲譽，中國央行的國際影響力隨之上升。

一位與周小川共事多年的金融決策部門官員表示，周小川在思考經濟金融問題時頗具宏觀系統性視野，而他本人又是市場經濟堅定的奉行者。

在此次“兩會”之前，海內外對于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長一職亦多有預期。一個重要的例證是，在美國、歐洲等許多發達經濟體，央行行長的任職并不必然隨政府換屆而變動，比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從1987年任職至2005年，歷經四位美國總統，任職長達18年。

另外的分析則涉及上屆政府中幾位副總理的分工。原來分管金融的副總理王岐山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紀委書記，不再分管金融工作。若在具體貨幣政策執行上處于關鍵位置的央行行長一職同時換人，將不利于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金融體制改革規劃。

“兩率”改革挑戰

隨著新一屆政府完成換屆，中國經濟改革將迎來新的挑戰。許多人相信，在經歷了逾30年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的金融改革將與整體經濟體制改革一起，在未來幾年迎來攻堅戰。

在一系列金融改革清單中，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最為關鍵。“兩率”改革既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目前，相關改革仍在進行中。

利率、匯率是資金的價格，而資金又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長期以來，由于資金價格信號功能的減損，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后、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進展緩慢。與此同時，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則受到了長期真實負利率的“盤剝”。

因此許多人預計，推進包括“兩率”改革在內的一系列要素價格改革，將是新政府一整套改革措施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央行有望承擔更直接的責任和更重要職責。

周小川任職央行十年中，在國務院的領導下，于2005年推動了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經過此后幾年的平穩推進，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水平已經基本接近均衡。2012年，央行又通過擴大存貸款基本利率的浮動區間，“踢出”了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第一腳”。

曹遠征認為，從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來講，大的突破口都打開了，在道路已經開通后，就要等市場自發的創新和發展。

此番周小川獲得留任，各方普遍認為，這是決策高層希望憑其經驗繼續推進金融改革所致。因此，如何加速并穩妥推進“兩率”市場化，將是其作為央行行長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事實上，改革的阻力始終存在。利率市場化觸及了銀行系固有利益，匯率改革在出口部門反彈重重。另外，對未知風險的擔心，也是改革的羈絆。這些問題，不僅靠央行就可以解決。

但經濟發展和增長挑戰已對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形成了倒逼機制。以利率市場化為例，盡管央行尚未最終放開存款利率上限，但市場上以理財產品為代表的高收益的存款代替物已經十分普及。

這就要求央行行長妥善應對，在與既得利益者溝通時審慎而具有協調智慧，在回應改革需求時又能積極而迅速跟進。

在協助國務院分管領導進行具體金融體制改革設計和重要貨幣政策決策執行方面，周小川無疑是極合適的人選。一位資深金融專家認為，周小川的特質在于其考慮問題時不局限于眼前利益和部門利益，而是從經濟長遠發展角度來審視當前決策。

此前，周小川曾在接受《財經》雜志專訪時表示，中國的改革是系統性體制轉軌，改革對整體配套關系的要求比較高，因此在推進利率、匯率改革時，需要進行通盤考慮。

與周小川共事多年的中國和諧戰略研究聯盟理事長、央行研究局原巡視員景學成對《財經》記者表示，周小川把握事情穩健、周全。他印象較深的是，在推進國有銀行重組上市過程中，在周小川的把握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位與周小川搭檔多年的金融界資深人士此前曾表示，周小川若能連任央行行長，將是非常好的事，因為周是一位學者型行長。上世紀80年代起，周曾與吳敬璉、樓繼偉等參與有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和政策設計，其基于系統論的研究框架，對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推動金融與經濟體制的聯動改革，均有重要作用。

在新一屆政府上臺伊始，作為要素價格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繼續深化“兩率”改革的時間窗口已經具備。《財經》記者從相關渠道了解到，在周小川新一屆央行行長任內，在國務院新的領導支持下，其已推出的改革會沿原有路徑繼續推進，同時呈現提速之勢。

2013年3月18日，央行副行長劉士余在北京表示，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將在未來十年完成。“如果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不發生類似本輪金融危機的逆轉，未來十年肯定在自覺和不自覺的發展當中，完成這兩項改革。”

貨幣“堰塞湖”威脅

如果說“兩率”市場化改革是增量問題，可以為未來中國帶來改革紅利的話，那么維持幣值穩定、應對通貨膨脹，則是為了解決“四萬億”留下的存量問題。

盡管周小川任上已經在完善流動性對沖機制上創新良多，但市場依然擔心，接近100萬億元的M2余額會給中國金融帶來潛在的風險。

對此，周小川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從GDP增速角度衡量，中國廣義貨幣的供給和實體經濟對貨幣的需求基本上是保持平衡的。他說，“2012年，我國名義GDP是2002年的4.5倍，M2余額是2002年的5倍，M2增長速度也大體符合上述規律。”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認為，判斷貨幣是否超發，可以有結果和過程兩個標準。從結果標準上看，如果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資產泡沫的話，肯定是貨幣超發；而從過程標準來講，如果當年的貨幣增長超過實體經濟增速和金融深化對貨幣的需求，則可以看成是貨幣超發。

通常來說，當年的M2增速大致等于GDP增速(大約為7%)，加上通貨膨脹率(大約3%)，再加上金融深化指標(2%-3%)。以此衡量，除了2009年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超常規信貸投放，其他年份廣義貨幣M2增速均大體供需平衡。

曹遠征也表示，目前全世界都面臨一個問題，貨幣增發和經濟的聯系性似乎不是傳統理解的關系了，主要反映在：物價上漲不一定是貨幣增發引起的；而貨幣供應雖然數量增加，但流通速度在減緩，可能實質并未造成貨幣增發，這是當前一個全球性挑戰；另外，由于房地產在中國變成金融問題，肯定會減緩貨幣流通，而全球礦產和石油，也都是金融問題，這個時候整個貨幣理論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在這個挑戰面前，不能單純地從貨幣增長看，傳統的弗里德曼貨幣需求函數越來越不適用了。

即便如此，貨幣供給過度的體制化沖動仍然存在。尤其新政府上臺之際，城鎮化建設又迫切需要資金，融資渠道何在？為了給經濟增長“加油”，地方政府和商業銀行都迫切希望央行維持一定程度上的貨幣供給。而作為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則在多個場合提醒市場注意轉軌國家的高通脹問題。

堵不如疏。在控制貨幣供應總量的同時，擺脫傳統的行政加數量控制模式，創新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優化貨幣信貸結構是央行面臨的下一個難題。目前，央行正在試圖打造基準利率的調控體系，以便更多地利用間接的價格型調控方式，這樣資金的價格信號就更加明顯，但這一切還有賴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完善。

周小川曾表示，中國漸進式改革推進的內在基本邏輯是從微觀經營機制改革入手，通過逐步增強微觀主體自主決策和配置資源的能力，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微觀經營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也必然要求宏觀調控機制進行調整。這種邏輯反映在貨幣政策方面，就是對間接調控機制和價格型調控手段的運用逐步加強。

在李慧勇看來，目前的宏觀調控尚沒有將貨幣市場(金融機構之間的市場)和中長期信貸市場(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市場)打通，這就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有效性，無法實現通過調控銀行間市場利率來調控存貸款利率。

事實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改革與利率市場化密切相關，只有放開銀行存貸款利率，才能完成從貨幣市場向中長期信貸市場的貨幣政策傳導。《金融改革“十二五”規劃》就要求按照“放得開，形得成，調得了”的原則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具體涉及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健全中長期市場收益率曲線、完善中央銀行利率調控體系、引導金融機構不斷增強風險定價能力等內容。

這又與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否足夠直接相關。外界預期，在一位有著十年經驗的央行行長的新任期里，中國人民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上或將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逐步擁有更大的貨幣政策建議和制定空間，中國人民銀行將更接近于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

爭取中國話語權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上升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影響。這種矛盾在近期西方主要經濟體推行競爭性量化寬松政策，發展中國家面臨資本流入的風險時更加凸顯。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需要有一位能夠在世界舞臺上發出聲音的央行行長。

景學成表示，周小川在與國際同行打交道時經驗豐富，這有助于中國央行國際地位的提升，有助于與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也有助于為人民幣的跨境使用開辟出一條新的道路。他認為，周小川的學識和能力與其豐富的履歷有關。“他在清華學的是理工，又在經貿部、商業銀行、證監會多個部門歷練過，很少有人能有他這么豐富的經歷。”

善于接受新觀念，也是周小川的一個特點。一位證券系統前官員表示，在2001年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時，他參與一次國際會議，聽到有關公司治理的概念和框架，回國即組織有關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的會議，事后多數人才意識到，這一議題的重要性和前瞻性。

最近十年來，周小川始終是國際金融監管領域一位積極的參與者。他多基于中國央行立場，從維護國家利益的角度來闡釋觀點，他在國際上提到的看法有很多來自中國金融改革的實踐，不少已經被國際同行證明是穩妥可行，這亦令他頗受國際同行的尊敬。

一位央行內部人士曾表示，在最近G20(“二十國集團”)和FSB(“金融穩定理事會”)相關會議上，國際金融界認為，中國在宏觀審慎監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G20應對危機的很多方案也來自于中國央行的智慧。

余永定表示，周小川很重要的一個特點是有思想，在國際貨幣體制改革、“超主權貨幣”等方面都很有想法，其觀點也得到了全球的廣泛關注。

在2009年4月G20倫敦峰會之前，國際上曾有一種將金融危機歸罪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高儲蓄率的輿論。這種觀點認為，中國長期的經常和資本賬戶盈余使得大量外匯儲備回流美國金融市場，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并導致美聯儲貨幣政策失靈和資產泡沫加劇。

為準備倫敦峰會，周小川曾在2009年3月下旬通過央行網站就國際貨幣體系、儲蓄率、宏觀和微觀順周期性以及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問題發表了四篇文章，引起了海內外強烈反響。

周小川認為，亞洲等國家高儲蓄率與IMF對亞洲金融風波救助安排有關，缺乏有效救助機制的事實，導致了亞洲國家對外匯儲備的積累，與此同時，亞洲儲蓄率的上升和美國儲蓄率的下降并不是同步發生的。

更進一步，周小川指出，這種資本流動與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有關，并由此提出了應該考慮發揮特別提款權(SDR)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的觀點。

這種觀點的提出，既緩解了中國在外交上的壓力，也引發了金融界對于國際貨幣體系問題的深入思考。對于正在全球崛起的中國經濟和人民幣而言，爭取話語主動權并釋疑解惑，無疑是一個關乎國家利益的重要策略和關鍵行動。

在國際金融和財經媒體眼里，周小川亦享有盛譽。2012年，《歐洲貨幣》將周小川評為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稱其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做出了重要貢獻。

資料

周小川任內大事記

1.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物價總水平保持穩定(2002年12月至今)

2.主導國有銀行股改、上市

-2004年，在剝離不良資產后利用外匯儲備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

-2005年至2010年，在完成資產剝離和注資后，推動國有銀行改制上市，并提高監管和會計審計標準。

3.把握匯率改革進程

-2005年7月，啟動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10年6月，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2012年4月，將匯率浮動區間由0.5%進一步擴大至1%，同時大幅減少了外匯干預，讓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4.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

-2012年6月，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進一步擴大，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

5.啟動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

-2011年引入了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將信貸投放與宏觀審慎要求的資本水平相聯系，同時考慮了各金融機構的系統重要性、穩健狀況以及經濟景氣狀況，制定了透明的規則。

6.創新流動性管理體制

-2003年4月起，開始發行央行票據。

-2004年12月，增加了三年期央行票據品種，有效提高了流動性凍結深度。

-2003年9月起至2011年6月，央行調整存款準備金率36次，其中上調32次(2008年下半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期間4次下調)。發揮存款準備金工具深度凍結流動性的作用。

[責任編輯：weiyx] 標簽：周小川 金融改革 理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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