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適時加息不應遲疑

資金成本過低不但在短期內成為集聚泡沫的強大動力，更為大量低效的項目提供絕好的溫床。擔心影響經濟復蘇而遲遲不加息，反而會在長期內影響結構調整和經濟整體質量。

乍暖還寒之間，倏忽已是晚春。盡管歐洲經濟寒潮陣陣，中國經濟大勢仍是熱氣逼人。當前國際上一些經濟向好的國家已在綢繆“退出”刺激政策，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大國更是在澳大利亞之后，加入了收緊貨幣的行列。相比之下，中國的宏觀政策仍然顯得頗為滯后。我們認為，現在該是加息的時候了。

其實，在回收流動性、抑制資產泡沫方面，中國政府近來已經有所舉措。不久前的“地產新政”，確實令高燒中的房地產市場大為降溫。而5月2日央行第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使大型金融機構的準備金率達到17%，已接近2008年6月的歷史最高值17.5%；今年三次上調準備金率，據專業人士測算，央行在貨幣市場上凍結資金量將超過1.7萬億元，貨幣政策適度緊縮的取向已經顯現出來。

令人擔心的仍然是價格性政策工具的缺席。無疑，在對資產價格泡沫的調控以及通脹預期管理中，利率與匯率是最直接的貨幣政策工具，直接影響調控成效。中國面對復雜的經濟治理格局，重啟匯率改革早已進入議程，但時機選擇關乎多方，其實施對收緊流動性的短期影響也相當有限。就國內宏觀走勢而言，更讓人關注的還是利率調整。相較于通脹指數，人民幣實際利率已經呈負值。適時加息，正是抑制資產泡沫、使資金回歸正常價格的基本措施。

然而，決策者似對加息遲疑不決。在政府官員近期的宏觀政策表述中，多強調當前經濟發展環境“仍極為復雜”，經濟回升向好過程中“還存在許多矛盾和困難”；中國所面臨的外來風險或不確定性也被反復提及。央行連續使用發行央票、提高準備金率這些數量工具，更使市場猜測加息可能延后推出。

應當承認現實中“外患”猶在，特別是外需在可見的將來已經難以恢復到以前的水平，對中國經濟增長會形成影響。然而，外需陰影不應成為宏觀決策的主要依據。

度過去年最為困難的時期后，中國經濟已經證明自己能夠在以我為主、擴大內需的方向上尋求發展。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在數量上已經全面回升，問題在于增長的質量令人難以放心。

一季度GDP季環比增速達到2007年來的最高；官方統計的CPI雖在3%以下，最新公布的4月采購經理指數(PMI)中，出口訂單指數為54.5%，保持在23個月以來的高位，而購進價格指數大幅攀升至72.6%。央行在分析一季度經濟形勢時也提出，3月工業增加值產出缺口“為199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些都預示著未來通脹水平仍會走高。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價的過快上漲，更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所在。

泡沫之本在于流動性過剩。倘僅以房貸等微觀手段進行管控，即使泡沫暫時從房地產市場擠出，卻仍可能在其他領域形成資金潮涌。當前的“內憂”，就在于刺激政策的后遺癥—流動性過剩和資產泡沫。

縱使談及“外患”，更直接的外部沖擊也不在于外需減少，而在于國際資金市場上強大的流動性溢出。目前希臘債務危機已經波及整個歐洲，歐洲央行的惟一選擇就是繼續放松貨幣，美聯儲則仍將繼續在較長時間內維持超低利率水平。

如此，美、日、英和歐元區的零利率及量化寬松政策，會產生巨大的負外部性。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這兩個不同高度的平臺之間，資金潮涌正在積聚、漫灘，不但推高了大宗商品及部分金融資產價格，更有可能直接沖擊新興經濟體內的通脹水平和資產市場。在中國，揮之不去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更增添了一層資本套利的誘因。

復雜格局之中，泡沫威脅之下，收緊流動性需要實質性動作。誠然，在央行的政策工具選擇中，數量型工具可直接回收流動性，其運用也較得心應手。然而這一工具后續空間相當有限，且只能滿足一時之需，并不能解決資金價格扭曲。而資金成本過低不但在短期內成為集聚泡沫的強大動力，更為大量低效的項目得以持續提供絕好的溫床。目前擔心影響經濟復蘇而遲遲不加息，反而會在長期內影響結構調整和經濟整體質量。

果斷決策，適時加息，應當是行動的時候了。若自縛手腳、貽誤治理的最佳時機，致使日后不得不大幅猛烈加息，對經濟造成的沖擊會更大，所付代價只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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