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自由市場模式面臨結構性危機

2011年11月17日 09:27
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丁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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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時代周報

30多年過去，在發達國家沉默了很長時間以后，來自底層民眾的跨國界抗議運動終于卷土重來、再掀風浪。

保守主義年代的終結

實際上，不要忘記，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西方世界經常發生跨國界的抗議運動，國際上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也將這一時期稱為國際激進主義年代，而隨著70年代的結束，抗議運動越來越少，世界保守主義年代隨之而來。

為什么從70年代中后期以后，國際群眾運動或者社會運動進入低潮？我認為，這有三個重要且不可分割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因為中國因素淡出。從70年代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去世開始，國際的“左派運動”就處于無所適從的狀態。因為在這之前，國際抗議運動最主要的意識形態來源是蘇聯，后來他們發現蘇聯不行了，已經完全背叛了大眾的利益，恰在此時，中國“文革”對蘇聯進行了批判。于是，當時全世界“左派抗議運動”形成了一種共識：認為蘇聯就要沒希望了，國際抗議運動的希望在中國，這種狀況延續了幾年。

國際抗議運動最激烈的那幾年，也是中國“文革”的幾年。國際“左派抗議運動”把當時中國走的道路看作是他們真正走向社會公平、勞動者解放，徹底地擺脫官僚主義專制的一條道路，結果等到中國“文革”結束后發現情況不對，中國的官方越來越實事求是地揭露“文革”十年可怕的社會現實。所以，“國際左派運動”很快出現了信仰危機問題。中國在鄧小平時代走向了一條清醒、理性的道路，或者說，拋棄烏托邦，拋棄政治上種種不切實際的、瘋狂的想法，這么一來就是對整個國際的激進主義運動潑了一盆冷水。這是西方抗議運動陷入低潮的根本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從英國到美國再到其他西方國家，它們的經濟政策進行了調整，逐漸減少了政府對經濟行為的干涉，讓市場發揮越來越大的主動性。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離開中國去美國求學，親眼目擊了當時的“里根主義”對美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巨大改造作用。這一階段，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得很好，創造了包括知識產業、IT產業等新興產業，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也擁有了一個長期的蓬勃發展階段。西方社會大部分的勞工階層和中產階級都得到了很多好處，所以人們上街游行、抗議的動力也就不大了，工會的號召力越來越弱。

第三個原因是從80年代后期開始，蘇東劇變，把全世界“左派抗議運動”翻過歷史一頁。世界勞工和勞工運動的領袖們，從蘇聯垮臺中得出一個最重要的教訓，那就是雖然資本主義有很多的毛病，但是相對蘇聯、東歐，它還是給勞工帶來了很多的好處。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滿意，但相比之下，二戰結束后的半個世紀，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大部分勞工變得越來越富裕，逐漸進入小康甚至中產階級。正是這三個要素，所以從7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1世紀初期，整個西方的勞工運動一直處于低潮，雖然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曲線，但大趨勢是這樣。

自由市場模式結構危機爆發

其實，任何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發展戰略或者宏觀政策，都有其自身相對的長處和短處，時間越長，它的相對優勢就會被慢慢消耗掉，而它的相對缺點就會慢慢被放大。在20世紀上半葉，全世界的認識是趨向政府對經濟的干涉越多越好，而從70年代開始，就有越來越多的人鼓吹政府對經濟的干涉越少越好。所以在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發展了20多年以后，越往后就越走向另一個極端。

實際上，一個經濟模式發展的時間越長，那么其相對的長處就會逐漸遞減，相對的短處就會越來越放大。所以，在自由市場模式運轉了20來年，運轉到本世紀初期的時候就開始進入到“去管制化”時代，對市場經濟的管制越來越少，所以有了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

本次金融危機剛一發生的時候，大部分人還覺得它只是短暫現象，但延續時間越長，人們就越發現它并非僅僅是一個“政策問題”，而更是一個“結構問題”，它比政策要深層得多，所以，資本主義世界的民眾抗議運動就是這個結構性偏差的反應。西方的職業市場中，靠近底層職業的群體，就發現他們在整個自由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候雖得到了好處，但是一旦出現嚴重危機，他們要承擔的負擔遠遠超過整個高收入群體。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得到的好處遠遠比不上出現問題的時候付出代價的比例。這對他們來講就很不公平，而且他們承受經濟負擔的能力太小了。

今天是自由市場模式在發展20多年以后，遇到最嚴重的結構性后果的時刻：經濟衰落受害最深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從2008年到現在，不是延續了幾個月(在這之前西方經濟遇到衰落的時候，通常幾個月就調整過來了)，而是三四年。延續這么長時間，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西方人的時間觀念似乎和中國人不一樣，中國人能忍，受10年20年苦都能承受，但西方人可能受10個月苦就不得了。所以，本次資本主義世界抗議運動，根源就在于這次經濟危機衰落不但力度比較大，更重要的是時間延續太長。

30年代大蕭條不會重演

不管這個模式當初設計的時候是有什么好的想法，沒有一種模式只有成功沒有失敗，沒有一種模式能夠永遠有效。任何一種模式運行一段時間以后，原來的好處就會越來越少，壞處越來越多。而在進入困局的時候，如果這個社會的政治、法律結構，使發展模式能很快得到調整，那么問題解決得就快，如果一個社會的政治和法律結構即使把腦袋撞破以后也不讓你改，事情就麻煩了。

假若金融危機還要持續下去，那么這種激進的勞工運動就會越來越多。假若西方主要經濟體在未來的兩年內，復蘇得比較快，這些運動就會失去動力。此外，資本主義抗議風潮對奧巴馬而言其實是個機會。奧巴馬本來就想整治一下這些大財團、大銀行家們，可惜力量不夠。等到民眾上街游行，民心可用，奧巴馬的機會就來了。像英國民眾上街抗議，那些貴族、上層人物就心驚肉跳，意大利、希臘、西班牙也心驚肉跳。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有相當大的彈性，這些抗議聲勢巨大，看起來很可怕，但是在看這些亂象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政府會積極保護這些示威者，促進示威游行健康地發展。這場危機與上世紀30年代的情況很不一樣，30年代的時候，很多架構都還沒有，比如沒有IMF，沒有世界銀行，沒有互聯網，沒有iPad，也沒有自由貿易很多的協定，也沒有世界最主要經濟體常規的見面。在過去的80年，雖然說不是該做的都做了，但有許多事情還是做了，制定了許多預防和減少經濟危機危害的措施。縱觀經濟史，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發生時，主要的經濟體自身的預防措施就很少，經濟體之間的預防措施就更少了；現在來講，雖不能說該有的都有了，但與30年代比，很多預防的機構、政策、調整的渠道都有很大的提高。30年代的經濟危機誘發了一場世界大戰。所以，今天歐洲的主要政客就不斷講，如果不做這個或者不做那個我們就可能重復30年代的大蕭條，可見，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他們的一條紅線。他們會采取措施防止國家、區域，乃至全球的經濟大蕭條。你看歐美那些人到現在還在提心吊膽的。

危機影響歐洲一體化

本次經濟危機還影響到了歐洲一體化進程，其實歐洲成立歐元區和共通市場，根本原因并非經濟條件成熟，而是因為害怕戰爭。在二戰結束以后，時任德國總理阿登納就提議歐洲應該要有更多的一體化，戴高樂很贊成這個想法，然后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可以說政治上的擔心是超前的。在一體化進程中，最積極的是德法兩國，它們一戰、二戰都打過，不希望再打了。希望大家能夠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之下，然后經濟上也越來越密切，年輕人能夠到不同的國家去工作、結婚。

歐洲國家之間開戰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但是它們還是把預防沖突當做最重要的考慮，在這個過程中，主要的經濟體，尤其是德國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德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發起國，為此德國當了很長時間的“優秀黨員”，現在德國民眾覺得已經當夠了，不能再繼續當下去了。與歐洲其他高福利的國家不同，德國的經濟政策抓得很緊，因為當年德國發起二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制造出了希特勒、法西斯，所以從二戰以來，德國的政治家對高通貨膨脹的懼怕超過任何其他事情，它們的財政政策歷來是相當謹慎的，從來不敢亂花錢，就是因為切身的痛苦。

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經濟表面看維持得還比較好，可這種現象更可能是由于中國經濟受到沖擊、損害以后，利益受損階層的表達不夠。我想，如果民眾有足夠的表達空間，那則是另外一番景象。過去20年，西方主要經濟體蓬勃發展的時候進口需求很高，所以中國的出口持續上升。現在，西方負債了，它們的進口需求越來越小了，中國的出口就受到了影響，除非中國能找到新的出口對象，不然作為經濟發展動力之一的出口就會越來越不行。

作者系著名學者、香港科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