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人事調整第二波：建行農行將迎新任董事長

2011年11月28日 16:00
來源：財新網 作者：溫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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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的一個月遴選期限到了，建行、農行即將迎來新任黨委書記和董事長。

接近決策層的數位知情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11月24日，決策層已在相關會議上確定了兩行黨委書記的負責人選，并完成了組織談話。央行紀委書記王洪章和國開行行長蔣超良，將分別出任建行、農行的黨委書記。

一般而言，這些機構的黨委書記與董事長均為一人兼任。但兩位黨委書記若要成為兩行董事長，還需履行董事會的相應程序；在此之前，也存在一定變數。通常在決策層定調之后，國務院會發文到相關機構，啟動公司治理程序。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相關機構已與大股東匯金公司進行了溝通。

10月21日，組織部門啟動了對建行和農行前任董事長的組織考察，并于10月29日宣布，建行前董事長郭樹清、農行前董事長項俊波分別調任證監會主席和保監會主席。兩天后，組織部門在兩行小范圍召開會議，宣布由建行行長張建國、農行行長張云暫時主持工作，兩行董事長的最后人選確定的期限設定為一個月。

權威人士介紹，在包括前任推薦人選在內的候選名單形成后，組織部門向紀檢部門提交了一份銀行系高管名單，包括建行、農行、交行和國開行四家銀行的四位行長及一位董事長。選拔建行、農行兩行新任董事長，在組織序列里，都屬于同級(副部級)調動，雖不必進行大規模的組織考察，但為避免“帶病”選拔，通常會征求紀檢部門的意見。

兩行新掌門人人選的厘清，拉開了此輪金融人事調整第二波的序幕，牽涉的范圍包括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央行等金融主管部門。加之部分金融體系現任負責人的相繼到齡，金融體系的高管隊伍將將迎來一次大規模的調整。但總體來說，在“黨管干部”的傳統體制內，這仍是一次在“小圈子”里的交流和調整。

兩大調整即將到位

如最終就任建行董事長，今年57歲的王洪章將是第三位來自紀檢系統的國有銀行掌門人。目前，交行董事長胡懷邦曾任銀監會紀委書記，農發行行長鄭暉曾任該行紀檢組長。

王洪章調任央行前，曾在工行任職多年，歷任工行青島市分行行長助理、辦公室副主任、資金計劃部副主任、營業部總經理等職，基層經驗和信貸管理經驗應較為豐富。1996年他調任央行，先后任稽核監督局副局長、內審司司長及央行成都分行行長，2003年成為央行黨委委員、紀委書記，目前為央行排名第一的副職。

日前，王洪章率團出席了在新西蘭舉行的東亞及太平洋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EMEAP)第41屆副手會及第10屆貨幣與金融穩定委員會(MFSC)會議。會議的議題，涵蓋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及構建區域金融安全網等問題。

至此，建行目前的“三長”(董事長、行長、監事長)均為有工行工作背景的銀行高管。

農行上市之后，如何在服務“三農”和商業可持續問題上真正找到平衡，一直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將出任農行董事長的蔣超良，現年54歲，從工藝美術廠工人起步，曾在農行工作多年，在信貸、資金、國際、綜合等多個業務工作過。受訪的一位高層人士分析，蔣超良此番回歸農行，是高層寄望農行在探索商業支農方面有更大作為的信號。

蔣超良1996年調任央行，于2002年從央行行長助理任上調赴湖北，任副省長。2004年，交行股改引資的關鍵時刻，蔣超良被委任為交行董事長。目前，五大行中，惟有交行的戰略投資者匯豐未有減持行動，至今仍是交行內部僅次于財政部的第二大股東。

2008年，蔣超良在國開行商業化改革前夕，從交行董事長任上調赴國開行任行長至今。

隨著央行副行長馬德倫的退休與王洪章的調離，央行的副行長將出現兩個空缺，而蔣超良的履新，也使得正在商業化改革進程中的國開行行長一職需要填補。

此外，審計部門已于6月啟動了對工行董事長姜建清的經濟責任審計，分多組對十幾個省市分行的審計已于9月底完成。工行的領導班子一直十分穩定，姜建清主政工行已經長達11年，在其任上，工行完成了股改上市，成為市值最大的銀行。各界預計，姜建清調赴新的崗位應只是時間問題。

金融高管選拔路徑

對于此輪人事調整，有權威業內人士總結出三個基本特點：一是有多部門、多崗位的工作經歷；二是體現了交流的特征，既有宏觀管理部門與微觀經營主體的相互交流，也有商業銀行間的相互交流；三是個人操守也作為考察的重點，征求紀檢部門的意見，體現出組織部門的相關意圖。

上一輪調整中，商業銀行董事長的選拔任用路徑，主要有兩種，金融監管部門調任或商業銀行內部晉升、交流。

上一輪調整中，工農中建四大行的董事長人選，有三位來自央行，分別是前建行董事長郭樹清、中行董事長肖鋼，以及前農行董事長項俊波，在履新前，三人均為央行副行長。當時的交行董事長蔣超良雖然是從湖北省副省長調任交行董事長，但此前也在央行工作六年有余。在此之前，央行出身轉任四大行的也多有先例亦所在多有。據知情人士分析，此輪調整中，類似安排仍將重演。

此外，也有一些銀行董事長有過銀監會副主席的任職經歷，如現任交行董事長胡懷邦與光大董事長唐雙寧，都曾任銀監會副主席。

大行董事長也不乏在商業銀行序列中直接晉升或交流。姜建清即是從工行系統內脫穎而出，蔣超良亦從交行董事長任上調赴國開行。

從這次人事調整看，金融高管在“小圈子”里的交流和調整仍是主旋律，最終結果仍類似于昔日八大軍區首長對調。

多位受訪的銀行金融高管表示，在現有機制下，適度的調整和交流，對于進一步推動改革發展可能有益：“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些前任未能推動或沒有來得及完成的改革使命，或許可以借由新的人選的出現，獲得改革推動力。”

不過，在前述兩種方式中，還含有根據“進班子”的時間和次序來遴選。有銀行高管坦承，令人略感無奈的背景是，在經濟上升周期，銀行經營相對穩定，缺乏市場較量和考驗的情況下，干部的差異化程度不高，缺乏顯著的業績差異和令人信服的能力衡量標準，如果“插隊安排”或“破格錄用”“進班子”時間較晚的人選，可能會造成后續日常工作過程中的協調難度。

對于未能出現明顯提拔、加速干部“年輕化”的問題，有銀行高管認為，考慮到金融部門的特殊性和國有金融機構的超級龐大的規模，如果急于按年齡劃線推動“年輕人”進班子，或將缺乏基層和業務部門工作經驗的干部推向關鍵崗位，也可能很難駕馭大型金融機構面臨的復雜局面。

亦有銀行高管建言稱，鑒于國有銀行在金融領域的支柱地位，不同機構之間的高管交流較同一機構內的近親繁殖，或許更有優勢。但是，更為透明的市場選拔機制，以及向基層和內部選拔傾斜，給更多技術官僚以機會，應是改革的大方向。

“黨管干部”類型

至于上市銀行高管表面上符合公司治理程序、事實上實行“組織任命制”的做法，境外投資者也久有疑慮，國有商業銀行中的兩套規則(市場規則和行政規則)的沖突仍存在。

時隔多年，歷經主要金融機構改制上市后，“黨管干部”仍是中國金融體系人事安排的基本原則。

就銀行體系而言，目前“黨管干部”體現為三種類型。一類是中央(通過中組部)直接管理的中投、政策性銀行、工、農、中、建、交、中信、光大等大型金融機構；第二類是地方黨委(通過組織部門)管理的地方性金融機構，如浦發銀行、渤海銀行；第三類是國務院部、委(通過其黨組部門)直接管理的金融機構，如招商銀行、民生銀行等。

2004年，在建行原行長張恩照因案被查后，匯金公司曾試圖推動改革，擯棄國有銀行經營班子由中組部任命、行內人事由黨委部門任命、大小事務由黨委書記“一言堂”等既有模式。時任建行董事長的郭樹清亦提出，將經營權交給經營班子，黨委和董事會更多考慮戰略問題。但這一改革因有關部門的嚴厲批評而無果。此后在不同場合，大行董事長們談得更多的，是如何探索黨委會和董事會的協調發展。

如郭樹清后提出，既要實行黨管干部，又要符合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要求；既要認真實行民主推薦，又不能簡單地以票選人；既要符合各項內部程序，又要能被國內外市場所認可。中行董事長肖鋼亦撰文指出，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堅持黨管人才原則，需解決好兩個“銜接”：一是黨的領導與股份制改革后新的公司治理機制如何銜接；二是“黨管人才”原則與現代銀行制度體系下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如何銜接，他建議“走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之路”。

最終，金融高管的選拔，走向了 “前后臺合作”，即組織部門在后臺考察后提出人選，董事會、股東大會則對人選進行前臺表決。這是個現實的妥協，亦達成一個暫時穩定的局面，但仍是一個中國金融業改革并未解決的機制難題。

多位受訪的業界權威人士指出，境外戰略投資者撤退后，大行面臨股權進一步多元化，股東的利益最大化訴求和“黨管干部”的政治追求永遠存在矛盾。與此同時，上一輪改革是自上而下，無論是監管和經營主體，都存在上下脫節、管理不到位的問題，由此產生各行戰略趨同，行政色彩依然較為濃厚等問題仍亟待改善。

業界資深人士認為，主要金融機構的負責人依賴組織選拔，市場化的選拔機制還遠未形成。經濟金融領域的工作往往有較高的專業要求，區別于一般的政府和企業的干部選拔。“黨管干部”機制最大的問題是無法從市場中為金融機構選擇人才，相應地，也無法用真正用市場機制來約束目前的金融高管。

建、中、工三行原境外戰略投資者在入股時曾表示，如實現市場化選任高管，可以考慮提高溢價。

“國有金融機構的高管為什么年薪只有一兩百萬，與管理的幾千億上萬億的資產不相稱？那是因為不是從市場選的。”一位國有銀行大股東代表曾如此直言不諱地回答財新《新世紀》記者，“業績不好，股東也沒權換！”

財新《新世紀》記者陸媛對此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zhaoch] 標簽：金融體系 黨管干部 金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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