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老齡化的投資方向

最近國內國外被不同的新聞主導著：國內看到各地的工人紛紛要求加薪；國外則主要還是歐債危機和相關的滅赤措施。表面看兩者沒啥關系，可是如果從“高處”俯瞰，不難發現某種意義上兩件事情的源頭都是人口老齡化的結果。

發達國家比新興國家“老”得更快，全球未來增長依賴“年輕人”

世界銀行六月調高今明兩年的全球經濟增長(GDP)預測至3.3%，而新興國家今明兩年經濟增長更達6.2%和6%，表明發展中國家將是全球復蘇的主要推動力。

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是歐債危機的源頭？

看看以下的邏輯：當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末期，由于撫養成本逐漸上漲，使生育期望減低，最終導致生育率下降。當生育率長期處于低位，老年受贍養人口大于青少年受贍養人口，平均人口年齡上升，國家產業競爭力被削弱，同時發達國家長期高消費的習慣難以改變，在民主國家以民生為先和選票至上的背景下，只能增加財政開支以維持較高的福利。

生產率不能大幅提高，政府財政赤字卻不斷擴大，最終將導致政府債務危機，可以說是今次歐洲各國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根據歐盟老齡化工作小組的統計數據，希臘作為這次歐債危機的源頭，其長者占總人口比率是全歐洲最高，人口老齡化負擔達到GDP的15.9%。根據國際社會保障協會(ISSA)的報告，歐洲已于2000年變為成熟型社會，即60歲以上老年人多于15歲以下的青少年。由此看來，金融危機并不是希臘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只是問題的導火線。

在全球發達國家和地區中，除了美國因其移民政策不斷吸引年輕移民，以保持較年輕的人口結構外，日本早在20年前就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中國人口老齡化也在改變世界，開始從輸出“通縮”轉為輸出“通脹”

半個月前在中國討論最熱的話題是富士康的“十二跳”事件和其后的大幅加薪。富士康崛起并成為全球制造業的“代工之王”，得力于全球化和外包的國際大潮流，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土地和勞工，以在控制成本上力壓對手。但是從2000年開始，內地的工資卻不斷上升，開始打擊這種薄利多銷的“世界工廠”模式。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商，壓縮成本的效果無人能及，連它都屈服于工資上漲的大趨勢，其他在華工廠則更不敢想象了。

富士康不是個別事件，民工荒從2003年就開始，且日趨嚴峻，原因已不只是季節性(如民工春節回家)或外來因素影響，而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現在民工荒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開始向中西部推移。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指的是中國漸漸失去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的結果，亦意味著世代更替后，年輕勞動力的總量開始減少。有人說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接近尾聲，已迫近“劉易斯拐點”，即過去數十年的工業化過程已把剩余勞動力全部吸納，要進一步吸納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對于中國是否已到了“劉易斯拐點”，學界眾說紛紜，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報告則證明2004年是個重要的轉折點，當年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數量增長率為5年來最低，增長率較上年減少74%。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歲到59歲)供給增長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現下降，到2011年左右，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不再上升，2021年開始絕對減少。

人口老齡化的大背景意味著什么？

因此，中國企業不可能一直依賴低廉勞動力和低成本拓展市場，而必須及早升級產業，提升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以形成新的企業競爭力。最近中國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加速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心，由粗放型生產社會轉變成高增值消費型社會，提高最低工資就是朝消費型經濟走出的重要一步。物品因工資和需求上升導致供不應求，形成預期物價和產值同時上升，通脹升溫不可避免。在“老齡化”和“通脹”的背景下，醫藥和消費品板塊值得重點關注。

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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