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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人們之所以會“囤”,都是基于一個前提:東西會“越來越貴”。“囤”,或為牟利,或為省錢,或為選擇更好的財富存在形式。其中確有“邪惡”的,如已被“奸商”玩轉千年的“囤積居奇”;但更多的卻是無奈。[詳細]
雖然中國30年來平均不過4.8%,表象上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各口徑貨幣供應量的極速增長,仍然使貨幣當局巧妙地、不知不覺地取走了居民財富的大部分,這種進程就是所謂的“貨幣化”。[詳細]
加速印鈔不僅不能讓人們變得更加富有,反而會讓人們手中的財富迅速貶值,超發貨幣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及其對居民財富的吞噬與掠奪效應,倒是更令人驚懼。不過,貨幣發行也不是和GDP的增量完全對應。[詳細]
居民收入的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這已經在200年前被經濟學教科書作為最基本的經濟發展原理,違背基本的收入分配原理,政府從居民財富的大蛋糕中拿走太多,唯一的后果就是經濟規律的懲罰。[詳細]
按照貨幣學派的經典論斷,通脹無論何時何地皆為貨幣現象,而通過較高的通脹保持經濟的增長在經濟學家看來,這是政府向老百姓征收“通脹稅”,本質上是向民眾轉嫁經濟發展的成本。[詳細]
10月19日,中國央行陡然把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了0.25個百分點。而在此前34個月里,利率只降不升。“文革”后期有一句名言“反潮流”,如今中國央行就是反潮流,而且是反國際潮流。[詳細]
“中國在貨幣問題上絕不能放縱自己,靠超發貨幣帶來的經濟增長既不健康又不持久。”周其仁特別強調了中國要在嚴把貨幣關的前提下推動經濟增長。他認為,如果中國在稅收負重、公共服務、公共財政等方面挖潛,如果批、審、跟政府打交道等方面能更順一點,能節省精力和時間,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完全可以在不超發很多貨幣的情況下實現。[詳細]
吳曉靈也坦言,到現在為止,盡管商品市場化的過程還沒有全部完成,但也到了一定的階段。“今后,我們的金融是否還可以完全以銀行主導和超量貨幣供應的方式來推動經濟服務?應該到了一個轉型的時候。”[詳細]
針對有專家提出央行超發貨幣引發通脹,央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表示此種說法沒有理論、現實依據。不承認超發貨幣引發通脹與下一階段應盡快回歸穩健貨幣政策的說法,本身就存在很大矛盾。沒有超發貨幣憑什么要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為什么流通中的貨幣量會如此充裕?[詳細]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李稻葵11月27日稱,未來中國金融貨幣政策可能會有一定的調整,像過去兩年為應對金融危機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定會改變,李稻葵還表示,未來五年中國在金融領域一定會推出各種各樣全方位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擴大直接融資及股市的規模。[詳細]
當前中國正處在歷史上最寬松貨幣政策時期,他認為目前中國廣義貨幣發行量會突破100萬億元,M2占GDP比重會達到2.5,美國的4倍,日本的2.5倍,他認為短期內中國的通貨膨脹會繼續上升,所有又有分析說,加上勞動力成本原因,中國難逃長期通脹壓力。[詳細]
“早晨鍛煉時一幫老太太在發牢騷,說政府連個物價都控制不住,雞蛋今年上半年還是3塊2一斤,5月份漲成3塊8,十一過完就是4塊6了,現在還有敢賣5塊的。”中國人的財產會像冰棍一樣化掉嗎?泡泡破裂后我們將會像日本一樣深陷“失去的十年”,甚至更加痛苦嗎?這些問題足以讓每一個人心動過速。[詳細]
“高房價是化解超額貨幣的工具,只要貨幣繼續高位發行,房價就會繼續上漲”。從1979年到現在GDP增長92倍,廣義貨幣增長705倍,代表著國內現狀:以高額貨幣發行驅動高額政府投資,追求高增長,以化解高失業。[詳細]
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將“中國貨幣持續超發但并未出現惡性通脹”的現象稱為“中國貨幣之謎”。股市樓市在過去20年已成為吸納超額貨幣的蓄水池。如今當一些資金從調控中的樓市外溢而出、四處尋找出口時,專家建議應加快改革步伐,讓實業成為寬裕貨幣的蓄水池。[詳細]
蓋特納強調人民幣升值會對抑制通貨膨脹起來到關鍵作用,相反則將導致嚴重后果。他解釋說如果中國政府不允許人民幣升值,那么所有使中國經濟迅猛增長的經濟壓力,將變成以通貨膨脹的后果收場。[詳細]
在現實世界中,英國放棄固定匯率、中國香港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中國大陸放棄資本自由流動。但是越來越多的金融資本可以實現跨境流動,因此資本管制實際上是不可完成的使命。[詳細]
中國當前面臨的情形與德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歷很相似,“從德國的經驗來看,我預期中國會就匯率問題進行更激烈的辯論,但人民幣最終會要升值,以保護國內民眾免受通脹之苦”。[詳細]
先來看看我們的貨幣發行吧。在M0里,有77%的貨幣量是購買外匯儲備發行的。而對比來看,2001年以前還不到50%,這是什么概念?就是說,央行每發行100塊錢貨幣,77塊用于購買外匯儲備了。[詳細]
外匯占款巨大是導致貨幣供應量不斷攀升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國外匯儲備達到2.6萬億美元,比2000年末增加了24827億美元,按7∶1的加權平均匯率計算,超過17萬億元,約占M2總量的四分之一。[詳細]
面對近年來最復雜的形勢,救火隊緊急出動。政府部門發出聲色俱厲的文件,嚴懲“哄抬物價”和“囤積居奇”的少數奸商。大蒜、綠豆的宏觀調控才初見成效,蔬菜又集體發難。順便問一句,將來若調控到芝麻,還能算“宏觀”嗎?這是怎么了?[詳細]
雖然今年央行不斷強調管理通脹預期,但三季度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使通脹壓力顯著增大。現在,從貨幣政策工具的種類看,央行已經亮出了十八般兵器,很顯然,央行要與通脹來一番硬碰硬的較量了![詳細]
11月15日媒體披露,央行研究局局長張健華稱,“央行超發貨幣43萬億元人民幣引發通脹”的說法沒有依據。央行不提出建言、不堅持原則已是錯誤,為不負責任的貨幣體制辯護,更是大錯特錯。[詳細]
盡管央行在不斷地采取金融工具回收流動性,但是,已經釋放的大量貨幣不可能全部回收,也就是說還得有人買單。這是市場關注的熱點。中央政府最近的調控,其實是發出讓開發商和炒房客來承擔這3.575萬億的信號,因為他們牟取了暴利,應該回吐。[詳細]
張健華表示,近期市場上出現的“央行超發貨幣43萬億元引發通脹”的說法,既缺乏理論依據,也沒有現實基礎,不夠科學和客觀。[詳細]
根據央行數據顯示,今年9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已經達到了69.64萬億元。截至今年9月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增長0.249萬億美元,相當于向流通領域又增發了1.6萬億元左右的基礎貨幣。[詳細]
在龔方雄看來,中國目前通脹并不算高,而且比較易于管理,還不太值得擔心。他說現在中國通脹除了農產品以外,制成品方面通脹壓力非常小,市場尤其沒有什么通脹壓力,現在手機、家電、汽車、工業品價格都是下降而非上升的。[詳細]
厲以寧表示3%的通貨膨脹率警戒線是適用于西方的,而中國近期維持9%的經濟增長率是可能的。如果9%的經濟增長率還把3%的通貨膨脹率作為警戒線,會給經濟帶來很多問題。4.5%的通膨率作為警戒線是可以的,是社會可以承受的。[詳細]
對于9月以來高企的CPI,張曙光認為,“即使全年超過政府定下的3%左右的目標,也不必刻意為之。借以提高對物價上漲的容忍度,也是可供考慮的選擇。這一容忍度不超過5%是可以的。政府不必將通貨膨脹的目標定死在2%~3%之間。”[詳細]

由于一種或者幾種農產品價格上揚導致CPI上行,或因為政府調價導致CPI上行,這種現象應稱為物價上漲,而不應用通貨膨脹去概括。[詳細]
通脹包含物價上漲,但通脹有一個假定前提,就是物價上漲主要從需求面,特別是貨幣因素造成的,我們認為中國目前是物價上漲而不是通貨膨脹。也就是說,并不是說是需求面和貨幣政策造成的。[詳細]
社科院稱這樣一方面為推動資源價格改革創造寬松環境,另一方面也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消化過剩流動性,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改善收入分配關系。[詳細]
中國的銀行系統很容易受到“熱錢”的沖擊。國內地價普遍被嚴重高估,可能被高估了三四倍,而銀行資產主要被作為土地的擔保抵押。流動性沖擊將導致中國土地市場土崩瓦解,并可能削弱其銀行體系。[詳細]
吳曉靈坦言,通過數據分析可以看到,與前兩個時期相比,最近兩年的貨幣超發表現得比較明顯,是因為采取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針對未來一段時期央行貨幣政策的方向,吳曉靈建議,必須要對M2的增速進行積極的調整來應對通脹壓力。[詳細]
中國提高通脹容忍度第一個前提是,除非國際社會已經形成容忍通脹共識,美歐將CPI警戒線上升到3%,否則中國獨自提高CPI容忍度就是為國際熱錢之淵驅中國消費者之魚。第二個前提是除非統計局能公開CPI樣本與調整權重的依據,否則就是羊口奪食、與虎謀皮。[詳細]
中國應該督促各國,特別是美國,認清流動性過剩可能引致的惡果,評估發達經濟體大量量化寬松對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的影響,更重要的,作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國應該在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上發揮領導作用,推進全球化深化。[詳細]
他建議,短期內監管部門需要堅持審慎的風險管理措施,繼續采取引導性甚至限制性措施,如適當限制過高市盈率發行,在發行門檻上保持謹慎等。先從業績較好、規模較大、風險較小的企業出發,將它們推向創業板,而不是一下子把風險大的企業推向資本市場。[詳細]
如果不能抑制已出現的這些不良癥狀,中國“流動性泛濫”的結局,不是僅停留在更嚴重的通脹上,而是市場自身承受不了房地產離奇的高價格所產生集體離場的“羊群效應”帶來的全面金融危機的狀態。[詳細]
根據易綱的研究結論,超量貨幣被商品市場化吸納,這一看法已經被學界等廣泛接受。她坦言:“超量的貨幣到哪里去了?過去30年超量的貨幣都被我們的商品市場化,被很多產品的市場化吸納了。到現在為止,盡管商品市場化的過程還沒有全部完成,但也到了一定的階段。我們的金融完全以銀行主導和超量貨幣供應的方式來推動經濟服務應該到了一個轉型的時候。[詳細]
周其仁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據中國改革的早年經驗——“水多了加面”,比較合理的政策組合似乎應當是:或動員更多的資源進入市場,以消化源源不斷超發的貨幣;或減慢市場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須嚴格控制貨幣的超發。“最糟糕的組合呢?就是既聽任貨幣被動超發,又在市場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寫到。 [詳細]
貨幣供應量增長超過經濟增長,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常態,但除了個別年份,整體物價水平上漲幅度并不高。本世紀中國更沒有發生過嚴重通脹。理論界用經濟貨幣化來解釋這一現象。我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步伐相對停滯,導致計劃領域的資源投入到市場領域的步伐放慢,從而消化不了富余的資金,構成了當下通脹預期高漲的深層次背景。[詳細]
泛濫的流動性正成為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洪水猛獸,由于貨幣政策某種程度上失去獨立性,中國想以量化緊縮對抗量化寬松效果未必盡如人意。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中國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流動性的風險。因此如何“善治流動性”將是中國跳出“增長陷阱”的關鍵。
第一種“吸”:從根本上說,對流動性的吸納取決于是否有豐富的金融投資工具、金融投資渠道與投資方式。除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外,還應積極發展債券資產、股權、人壽保險和養老基金等“金融資產池”。[詳細]
第二種“引”:要拓寬民間投資渠道,引導大量富余的社會資本和新增信貸流向實體經濟,特別是引導溫州的閑散流動性向創業投資、產業投資集聚。[詳細]
第三種“放”:就是采取大規模、大范圍和持久的沖銷式干預,或者換句話說,運用主權財富基金或其他財政穩定機制,去累積外幣資產,不僅能夠抵消資本長期流入對人民幣幣值的影響,又通過疏通流動性,將資本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詳細]
如果我們繼續實行這樣的人民幣低估的政策,不僅會引起國際上的一些不平衡和貿易的糾紛,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我們自己本身國內市場的開發缺乏足夠的動力。 [詳細]
中國龐大的外匯儲蓄,會讓很多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過長時間的享受過低利率的資金。這導致了過度寬松的借貸環境,推高很多國家的房地產市場,或消費者和政府的過度借貸行為的形式表現出來。[詳細]
無論從國內抑或國際角度分析,我認為中國政府允許人民幣升值是明智之舉。一次性升值,然后再引入爬行區間浮動匯率制度。這會使得人民幣既有上升也有下降可能,將可借此打擊投機。[詳細]
匯率升值不僅能降低輸入型通脹,而且可以分擔實際匯率的上行壓力。匯率的漸進調整將鼓勵企業向高附加值轉產,或向要素成本較低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可謂一舉三得:抑通脹,調結構,促平衡。[詳細]
龔方雄解釋說,中國的通脹會比西方高一點,但是中國的通脹不可能成為脫韁的野馬,可以有效管理。”同時他指出,中國加息空間非常有限,美元不斷貶值帶來的商品資源價格上升將中國帶來通脹壓力。“[詳細]
是否只要中國外匯占款不斷上升,基礎貨幣發行量就會不斷增加?而隨著貨幣量的不斷增加,中國的通脹壓力就會越來越重,直至不可收拾?答案是肯定的。央行必須承擔部分責任。[詳細]
如何破解央行被動超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的困局?現在政府最常用的辦法就是行政干預。無論東西方,一件事影響了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政府要站在絕大多數人一邊。[詳細]
超主權儲備貨幣能夠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詳細]
2009年以來超發的貨幣種下了目前中國經濟的三大惡果。中國應吸取過度投放貨幣刺激經濟的教訓,把貨幣政策從GDP增長的“婢女”身份下解放出來。對于前期過度投放的貨幣,也應考慮適度收回。[詳細]
改變匯率體制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一旦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銀行立刻能夠實施“對外獨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擁有更多政策工具控制國內的流動性,熱錢就不再是問題。[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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