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長”李克強

2013年03月16日 02:39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李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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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南海的紅墻之外，人們熟知他曾是國務院的副總理；紅墻之內，人們更為熟知的是，他是兼任“組長”職務最多的國務院副總理。他便是李克強。

現在，他從溫家寶手中“接棒”，成為又一位“大國總理”。

長久以來，中國保持著其獨有的政治與經濟的運行規則，即便是經歷了“入世十年”的“沖擊”與“改造”后，依然故我。在這其中，真正能夠決定中國重大經濟、公共政策走向的，并非外界熟知的各大部委，而是級別超乎于各大部委之上的“領導協調小組”。在熟知中國權力運行機制的人們看來，理解“小組”，才是理解中國行政體系決策機制的起點。

從2000年以后，“領導協調小組”的級別升級。由國務院總理分管副總理或國務委員兼任特定“領導協調小組”組長，已經成為“慣例”。而李克強則是兼任各類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最多的國務院領導。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2年年底，李克強共兼任6個國務院級別“領導協調小組組長”，同時還兼任兩個“領導協調小組”副組長之職。

李克強兼任組長、副組長的“領導協調小組”，幾乎涵蓋了中國最重要的各個經濟與公共政策領域。然而，恰是因為如此，復雜的經濟局勢與公共政策局面，讓“組長”李克強忙碌非常，而隱藏在這種忙碌表象之下的，則是經歷了30多年以“增量”換取“改革”的發展模式后，中國經濟與公共政策所必須面臨的種種“制度攻堅”。

掌管“樞紐”的“大管家”

在中國，“領導協調小組”是一個十分特殊、微妙的組織——她沒有明確的行政級別、人員編制和經費撥付，甚至不刻公章、不行文件。

在擔任國務院總理之前，時任的國務院四位副總理中，出生于1955年的李克強是學位最高的一位。1982年，李克強從北京大學畢業，學習經濟專業的他，開始擔任北京大學團委書記，從此步入仕途。直到2008年李克強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他才開始重新對口自己的老“本行”，分管除金融以外的經濟、公共政策領域的工作。

也正是從這時，李克強開始兼任各類“領導協調小組”的組長、副組長之職。在中國，“領導協調小組”是一個十分特殊、微妙的組織——她沒有明確的行政級別、不掛牌、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人員編制和經費撥付，甚至不刻公章、不行文件。

然而，在條塊分割致使權力分野的中國行政體系中，“領導協調小組”卻正在演變成為中國經濟、公共政策制定和體制改革的樞紐所在。于是，李克強所承擔的壓力與對應的忙碌，也便有了最為合理、合適的注腳。

李克強的“組長生涯”發軔于2008年。其時，由于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推進緩慢，各方利益博弈嚴重，為更為高效地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國務院決定“升格”原有的“醫改小組”，組建“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共有國務院各16個相關部、委、辦、局參加，并由新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牽頭掛帥，擔任組長。

此后，李克強開始陸續擔任國務院西部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主任、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領導小組、國務院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國務院保障性安居工程領導小組組長的“組長”職務。除此之外，李克強還擔任三峽工程委員會等高層次議事機構的主任或負責人。

“通過成立跨部門領導小組來組織實施重大戰略任務，是我們黨和政府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一種有效工作方法，”國務院前任副總理曾培炎在回顧西部大開發時表示，“在重大決策具體落實和實施過程中，建立跨部門的協調合作機制，有利于減少層級、提高效率。”2008年，曾培炎卸任國務院副總理之職，李克強也從曾培炎那里接任了國務院西部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其組長仍為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望在對中國政府的各類“小組”進行研究后發現，2008年機構改革之后，只有面臨十分重要、牽涉面較廣的跨部門協調性工作，且這一任務又具有長期性，才會設置相應的議事協調機構。其樞紐意義與李克強承擔的責任，由此可見一斑。

公共政策“攻堅”

參與醫改小組的一位衛生部官員告訴記者，專家委員會是在李克強的力排眾議之下設立的。

盡管李克強擁有著中國行政官僚體系內不多的經濟學博士背景，但他無法回避的是，中國當前最為棘手的問題，卻都不在經濟領域，而在公共政策領域。于是，李克強在過去五年中的工作重點，也有偏向。

在李克強兼任組長的各個領導小組中，最為受到重視的是“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下稱“醫改小組”)和“國務院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領導小組”(下稱“保障房小組”)。前者正式設置于2008年，后者則設置于2010年下半年。均是涉及公共政策和制度設計層面的工作。

2012年是醫改小組設立的第四個年頭。記者了解到，從2008年設置，并由李克強擔任小組組長至今，總計召開全體會議超過30次，平均為每季度一次。按照李克強的要求，醫改小組還召集了國務院醫改專家委員會(下稱專家委員會)。

參與醫改小組的一位衛生部官員告訴記者，專家委員會是在李克強的力排眾議之下設立的。在此之前，由于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參與工作的部門眾多，因此，在對政策的討論過程中，各有主張。李克強希望通過設立專門的專家委員會，能夠借此機制形成一套第三方評價的可能渠道，為決策提供參考。

“專家委員會會有定期會晤的機制，并要求醫改小組的組成部門派員參加，雖然李克強副總理不是醫療專業出身，但是，他懂得用設置工作機制的方式，還優化整個工作的結果。”上述衛生部官員評價。

在第一次專家委員會會議上，李克強表示，要抓緊編制好“十二五”醫改專項規劃，統籌醫療衛生改革和發展，進一步推進全民基本醫保、基本藥物制度、公立醫院改革三大制度創新，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需要政府部門形成合力，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更需要專家學者深入研究，加強頂層設計，使醫改各項政策措施更加科學有效，為實現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目標奠定基礎。

相比于耗時已久的，各方利益沖突不斷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李克強擔任組長的另一個小組——保障性安居工程領導協調小組，雖然只是在2010年四季度才緊急成立，但在具體工作的推進上，卻顯得簡單直接得多。

保障性安居工程領導協調小組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下稱“住建部”)牽頭，民政部、國土資源部、財政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發改委、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等部門聯合組成，是為2011年1000萬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務落實而設置。那是任務最重的一年。

“這個小組沒有牽涉李克強太多的精力，推進得較為順利，主要的指標是開工率，到2011年年底，都已達標，稍微牽涉比較多精力的，是融資渠道的問題，但今年的問題已經都解決了。”前述國務院辦公廳的權威人士稱。

矛盾不繞行

“他是習慣先碰矛盾最集中的，不回避問題。”在前述衛生部官員的記憶中，他過往參與的很多改革，基本遵循的是“先易后難”的原則。

由于從2011年開始，李克強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了兩項公共政策方面，在工作之中，李克強經濟學博士“出身”所帶來的制度偏好已經逐漸顯現出來。只不過在當前中國經濟與公共政策的復雜局面前，李克強所采用的是“短期”連帶“長期”的做法。

“醫改剛剛開始聽專家們辯論，聽得直犯暈，不知道為什么大家爭得這么厲害。”一位曾參與醫改方案討論的官員透露，經人指點，他才明白了專家們的專業表述后面的利益調整意義，當時他的第一反應是，“這方案也不是某個部門說了算的。”

但是，他告訴記者，李克強雖然并非醫科出身，但卻采用了抓到矛盾焦點的方式。前述衛生部官員向記者表示，從他了解的情況看，對于未來成型的改革后的醫藥體制，李克強已經有著較為清晰的思路，但他更懂得抓住當前的主要問題，把整個改革向前推進。

“而且，他是習慣先碰矛盾最集中的，不回避問題。”在前述衛生部官員的記憶中，他過往參與的很多改革，基本遵循的是“先易后難”的原則。而在李克強領導的醫改小組的推進下，在醫改的改革初始階段，就對準“公立醫院的改革問題”這一焦點，李克強在多次會議上提出，要破除公立醫院以藥養醫的基本模式。

在第一次專家委員會會議上，李克強表示，公立醫院改革是醫改難點，也是改革的重頭戲之一，要遵循上下聯動、內增活力、外加推力的原則，深入推進縣醫院綜合改革，加快培養全科醫生，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服務水平；抓住破除以藥養醫這個關鍵環節，加快各級各類公立醫院體制機制創新，充分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原則，鼓勵多元辦醫，推動公立醫院改革不斷拓展、深化和突破。

“李克強很強調抓手的概念，以短期帶長期目標的實現，他強調改革先碰難點，不回避問題，這是他的工作作風。”曾在李克強任職遼寧省政府期間任職的一位退職官員向記者評價——他所給出的例子就是，在遼寧任職期間，李克強就直接觸碰了最復雜領域——礦山采空區和棚戶區的改造。他曾向遼寧撫順的官員轉述棚戶區居民的話：“領導都來過這里，我很感動，但問題還是沒解決。”李克強的邏輯中，解決問題很重要。

這一思路在他擔任國務院保障性安居工程領導協調小組組長后，被推廣到全國。在到國務院任職后，李克強從上一任副總理曾培炎手中“接管”建設部，參與了至今所有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制定。住建部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在2011年分解的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實際上是棚戶區和采空區改造的供應住房。

“而在2012年的指標下調到800萬套左右，也是由于棚戶區和采空區的開工進度較快帶來的，真正的保障性住房的量，實際上沒有減少。”這位官員稱，而之所以在第一年就要求“采空區和棚戶區”改造“上大量”，亦是按照李克強的思路進行，“對于難點不回避，這是李克強總理最鮮明的工作風格。”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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