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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國一行三會共同主辦的2011陸家嘴金融論壇于5月19-21日在上海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新時期的金融體系及其宏觀管理”，鳳凰網財經進行全程直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實行以后會帶來負作用，就是事后會引發物價的上升。
以下為發言實錄：
周小川：尊敬的俞正聲書記，尊敬的韓正市長，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非常榮幸能再次參加陸家嘴論壇，發表一些我們的研究工作以及對題目的想法。
我來之前知道題目是金融體系及其宏觀管理，還不知道有一個子題目就是“十二五”時期中國金融改革與經濟發展這個題目。我想，我作為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行長，還是先說一說宏觀管理。我覺得，不管是大題目，還是子題目，這都是有關系的內容。
宏觀管理在新時期的特點，我想講兩個方面：一是國際經濟金融形勢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在應對這些不確定性情況下，來作出宏觀管理的決策，以及爭取落實宏觀管理的目標。這個不確定性，首先就是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最早是從美國等國家的房地產泡沫、次貸問題，那個時候還不主張用“危機”這個詞，在2008年9 月份次貸迅速惡化，演變成了一場危機。
因此應對危機首先需要有一個判斷，就是負面的沖擊到底有多大，但實際上，在那種情況下很難作出準確的估計，到底負面沖擊有多大。因此，黨中央、國務院決定的應對方案是在11月初推出總值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這個經濟刺激計劃是一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持上一批項目。同時，也包括改進民生，社會發展等項目。
因為不知道危機究竟怎么演變，所以，一個可能的好的選擇就是最開始的時候盡量出拳要快、出手要重，以便盡快把危機擋住。但是經濟理論和國際的歷史結論都告訴我們，一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實行以后會帶來負作用，就是事后會引發物價的上升，可能會引發某種資產泡沫。
一開始，在2008年的12月份，在內部和國際上都有一個討論，在應對危機的政策出臺以后要考慮一個及時退出的問題，就是這個政策什么時候要退出。一個強有力的刺激計劃來克服危機，同時配合一個判斷準確的及時的退出，是一個好的選擇。既抗擊了危機的沖擊，同時負作用盡量減少到最低限度。當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時點的判斷在不確定性情況下也有很大的難度。
我們發現事后中國的經濟在全球復蘇過程當中是走得相當靠前的，應該說是最靠前的，而且是復蘇最有力的。中國經濟在2009年一季度的時候相當疲弱，二季度開始出現一些好轉的跡象，下半年中國經濟出現了比較強勁的復蘇。與此同時，全球經濟還在危機中掙扎。
我所說的不確定性，2010年，大家回想起來還是很近的事，2010年從2月中下旬開始在國際市場透露出可能歐洲有些國家會出現主權債務危機，這件事一直在3月、4月不斷地發酵，到5月初主權債務危機有一點爆發時，出了比較大的問題。
因此，主權債務危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整個金融危機發生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應該采用經濟刺激的計劃。但是，顯然也會加重有些國家財政的惡化程度。說實在的，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出乎意料。
隨后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適當有所平穩的情況下，美國經濟在8月末的時候報出的數據，失業率將近10%，具體來說是9.8%的失業率，美國的經濟復蘇相當地不穩定。這種情況下，我們宏觀管理的政策到底調整不調整呢？或者調整的速度多快呢？力度多大呢？始終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也是在存在這種不確定性情況下，如何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問題。
真正的貨幣政策緊縮，大家看到是2010年四季度，開始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大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同時也提高利率。這一系列的做法表示國內的經濟形勢判斷是比較清楚的，盡管國際市場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整個經濟政策要有適當的調整，已經形成了共識。去年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開始明確了貨幣政策轉向穩健的貨幣政策。
我們說，盡管目前全球經濟復蘇比去年更加明朗，但總體還是處于這樣的狀況，即不確定性因素比較多。確實這和常規年代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比較大的差別，就是常規年代沒有這么大的不確定性。另外，全球交互之間的影響也沒有這么大。我想，這作為一個特點，既然講宏觀管理，給大家介紹一下，供大家進行討論。
第二，有關宏觀管理方面，特別是涉及到金融業和貨幣政策方面的一個特點，就是引入了宏觀審慎性政策進行宏觀管理。“宏觀審慎性政策”這個詞過去用得不是很多，國際上也是用得不多，主要是把一些主要的概念匯總起來放入宏觀審慎性政策體系的框架之內，主要內容還是以金融穩定為中心，即增強金融穩定。特別是防止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為中心，以另一周期的宏觀調節為特征所形成的政策體系。比較典型的就是巴塞爾三，也是G20所支持的政策。
從中國情況來說，首先我們有需要來采納和運用宏觀審慎性政策。中國經濟在危機之后率先復蘇，因此我們的周期和發達國家所處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樣。全球經濟現在討論當中也在說，新興市場的一些國家目前所處的周期和發達國家所處的周期已經有所不同。因此對于周期判斷的變化，說明我們需要有一些逆周期的措施。
從中國經濟來看，中國是高儲蓄率的經濟，由高儲蓄率有可能出現有較高的投資，較高的投資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說可能會造成某些方面的過熱和產能的過剩，也可能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產生。高儲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時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們需要注意高儲蓄率帶來的周期性問題。
同時，中國又是一個轉軌經濟，我們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盡管我們已經完成了相當一部分路程，但我們說還沒有完全走完，仍舊有一些財務軟約束的現象。這種財務軟約束可能會造成潛在的、過熱的沖動。面對這些內容來說，中國有需要盡早地運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
但是，我們也知道宏觀審慎性管理框架對另外一些經濟復蘇比較弱的國家來說，又容易帶來一個負面的效應，就是進一步拖慢了經濟復蘇的速度。因此從全球來說，對于宏觀審慎性政策框架運用的程度，或者說大家討論時候的意見也是有所不同的，這也和所處的周期以及經濟潛在的特質是有關的。
中國除了有需要要采用宏觀審慎性框架以外，同時，我們也有可能來盡早地運用宏觀審慎性框架。比如說，宏觀審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機構有更加充實的資本，特別是大型的、有系統性作用的金融機構，應該有更高的資本的要求。以及在其他方面，也應該做得更加穩健。那么，這些標準的推出，在中國也是有可能的。剛才提到的中國儲蓄率比較高，因此我們在資本市場上增加金融機構資本金的可能性也就比較高一些。
另外，大家也都非常關注在物價指數上行的情況下，或者處于較高位置的情況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價格比較高的情況下，我們確實需要宏觀管理有一定的轉向，而在這種轉向中找到一個新的、既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又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一個新的平衡點。由于時間關系，我就點一下，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也是新時期宏觀管理的一個特點，就是運用宏觀審慎性政策框架。
第三，我簡單說一下，我看到昨天下午的議程里面有很多專家已經開始討論了，我們認為人民幣的跨境使用為促進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也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剛才俞正聲書記致辭中也提到了這樣的問題。總之，人民幣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貿易和投資中的運用。當然同時，我們也小心謹慎地，允許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運用。
我們希望，主要還是以支持實體經濟為主。這都會帶來很多新的機會。同時，我們在這方面，在歷史上沒有積累經驗，有很多新的課題值得研究，但會出現一些新的機遇。鑒于很多同志昨天談到這個問題，就不展開講了。在“十二五”規劃中還有一句話，我認為跟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也是有關系的。人民幣如果跨境使用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自然會產生一種需求，這種需求就是人民幣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可兌換。
中國在1996年已經宣布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上的可兌換，下面就是面對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這方面也是一個中長期的發展進程，但既帶來很多新的機遇，也帶來很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討論。從人民銀行來說，也歡迎這方面的意見、建議，以及應對潛在問題的對策。同時，我們相信一定會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帶來新的機遇、帶來新的發展。
我借此向大家介紹這幾個內容，講得不對的地方請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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