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改革、積極財政政策與民營企業轉型升級專題研討

2012年08月19日 15:31
來源：鳳凰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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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討嘉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先生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朝才先生

國家稅務總局稅科所副所長靳東升先生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先生

申銀萬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先生

上海社會科學院金融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彥先生

主持人：謝謝衛教授充滿激情滲透的講演，通常來講一所高校有三個職能，培養人才，創新知識，為社會服務。特別是在我們中國還要強調為所在的地域經濟發展服務。在這方面浙江大學作為全國985大學的前幾位的著名高校，通過剛才衛教授的講演，可能會知道他在這三個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盡管他講了半個多小時，這半個多小時背后是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多年在開拓創新，管理方面很多研究成果的成績。盡管他們最后頁是給他們MBA做了廣告，我也非常尊敬浙江大學。有請主持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先生，參加研討的專家有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朝才先生，國家稅務總局稅科所副所長靳東升先生，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先生，上海社會科學院金融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彥先生，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

趙晉平：謝謝主持人，這個專題研討確實或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方面會涉及當前一些短期的問題，也涉及到未來，有關稅制改革和一些長期性的問題，也是在座的企業家非常關注的問題。根據會議的安排，接下來會有李榮燦商務部部長助理的精彩講話，我一方面希望在座的幾位嘉賓能夠暢所欲言，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座的企業家能夠參與進來。這個專題研討的主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稅制改革和外貿企業的轉型升級。我想作為財政政策在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確定的有關今年穩中求進的宏觀調控基本的基調，事實上財政部部長謝先生，在今年2月1號發布了一篇文章，也重點強調了實施及時的財政政策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隨著我們國家所面臨的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雖然我們經濟的基本面，很多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們在今年面臨的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也是非常大，所以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一個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或者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是非常合適，也是值得我們來期待的。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大家經常聽到的一個詞叫做結構性的減稅，也就是說結構性減稅應該是財政政策非常重要的內容，結構性減稅我的理解，它有三個方面的作用：第一，它的目的在于減輕企業和消費者的稅負，使得他們有更多的資金和實力去消費、去投資、去擴大自身的再生產。第二，適應我們稅制改革的需要。有些稅制領域可能需要增加稅負，有些稅收領域可能涉及一個征稅體系的調整，是需要減稅的，適應稅改目標的需要。第三，適應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的需要。比如說關于收入分配方面，比如說關于節能減排，或者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體系的建設，需要稅制去配合。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稅制改革，對我們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為企業會提供一些什么樣的機會，哪些重要的領域會因為這樣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減稅政策有更多的受益，今后它是不是有繼續加大政策調整的空間，這些問題也是我們企業所關注的。在正式的研討之前，首先介紹一下在座的幾位嘉賓，大家都知道在有關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以及金融政策領域他們都是國內非常著名的專家?？梢哉f是實力非常強的大腕團隊，使得我這個主持人感覺到有信心。我本人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感謝大家的支持。第一位是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王朝才先生。第二位，國家稅務總局稅科所副所長靳東升先生。第三位，興業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先生。第四位上海社會科學院金融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正彥先生，感謝四位嘉賓參與我們的討論，也感謝在座的各位嘉賓。

我首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請在座的四位嘉賓首先對我們當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稅收改革主要特點做一些概要的介紹，首先從王朝才先生開始。

王朝才：謝謝主持人，謝謝下面在座的各位，上午已經講了那么長時間，不應該多講，我這里把稅制改革留給其他幾位，一談起積極財政政策就想起4萬億。當時為什么搞4萬億應對歐美金融危機，可能對我們國家經濟打擊很大，是出于這個情況出臺的。到今年我們的經濟怎么樣，在座的各位都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比如說上午有的投資講產業不行、出口不行了。我們有一些基本的數字挺有意思，就業好象還挺好，比如說國內消費也還行，這是我們判斷基本面基本的東西。這個情況下中央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并沒有提出搞幾萬億，怎么辦，現在最主要的做法，一是前幾年地方的項目停下來的，我們要開工，因為停下去損失也很大。第二，有一些棘手項目審批放得寬一些。

第二方面，救濟或者養老保險這一塊力度也會加大，因為越是這種時候力度就應該越大。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這些企業有什么機會，我們在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方面，肯定會有一些更大的項目。我們有一些政府的服務，政府與公司合作，這樣的機會可能也會到來。謝謝大家！

趙晉平：謝謝王所長，如果我們到東部沿海地區，無論是在廣東還是長三角地區，我們經常會聽到，企業認為目前所面臨的，尤其是外部的經濟形勢，比國際金融危機那個時候更嚴重，因此大家對當時的政策充滿期待，比如說會不會有新的4萬億，諸如此類的情況，王所長也談了他的看法，從當前我們全面積極的理解積極財政政策的含義，我們企業如何適應這種財政變化的需要，選擇我們新的發展方向，還是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下面請靳所長，其今年以來，我們在結構性稅務政策，結構性轉型介紹一下整體的情況。

靳東升：謝謝趙部長，我很贊同趙部長剛才的說法，結構性減稅分三個部分，但是順序上應該調整一下，王所長上午給大家做報告提到一個問題，稅收政策、稅收的理解，希望大家能夠更多的掌握，不僅是我們企業家，可能有的對稅收制度的了解不充分，甚至有的號稱專家對稅制也不是很清楚，這樣造成我們制度落實不到位，不能夠達到最終的目的。稅收跟大家都是聯系得很緊密，搞企業作生產生活中都是這樣，搞經濟活動，特別是市場經濟，越是市場經濟這個稅收就越重要。但是在西方市場經濟過程，稅收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其他是一個收入問題，然后是社會分配的問題?？偨y競選的時候，首先說我要減稅，一上臺當了總統以后他就要征稅，這是西方普遍存在的情況。我們國家也有這種情況存在，經濟問題，我們為什么要結構性減稅，因為我們國家面對的經濟性、戰略性結構調整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稅收政策作為國家政府手段的組成部分，要配合經濟結構調整，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和制度要進行改革，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和制度就要取消。

第二，配合社會轉型的發展，稅制結構要完善。我們國家原先是國家財政，國家財政是對國家政府管理財政負責?，F在是公共財政，要為全社會負責，3億人口都要享受公共財政的陽光，我們政府負擔的內容就更加豐富，既然是公共財政，為社會服務的話，征稅的對象修要一個轉變。原先政府是對生產結構、經濟活動結構，稅制結構要變成對全社會的征稅，這是經濟結構調整稅制結構調整的組成部分，減輕生產領域的負擔，增加社會活動的功能。

第三，最近一個時期國家提到的，我們國家要實現公平和效率都要兼顧的時期，在稅制長我們就不是原先的效率優先，就強調公平，有些稅種由原先的不公平轉變為更加平公平?！笆濉睍r期兩個大方向，不管企業性質如何，實際運行中都是一視同仁。第二，我們進入了減稅的區間，整個“十二五”期間都是制度性的減稅。上午有專家提到了，實質性的減稅，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題目，什么要實質性的減稅，給稅制的設定上是有減稅的。我們國家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完全是一個減稅的多，征稅的少，征稅的部分是調整，減稅的部分是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企業所得稅是大家看得見的，2008年開始33%的稅率直接降到25%，企業的獲利就減少了，在這個稅基的規范，原先一些企業稅基比較大，現在企業合并以后，稅基一視同仁，我們廣告費稅基公司都是一樣，稅基的減少也是比較大。最近營業稅的改革，我們要注意到上海的試點迅速推廣到八個省市，“十二五”期間推廣到全國，為什么要迅速推廣，有利于我們國家的經濟轉型，有利于生產領域的發展，有利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上海試點以后，全國的生產企業都可以分享上海試點的好處，你在上海購買的服務和交通運輸第三產業的服務，都可以得到減稅。我們其他省也會有壓力，浙江省、江蘇省、廣東省，聯系很緊密，有壓力的情況下推動我們改革迅速的進行，所以各個省，北京市都提出要改革。為什么有壓力，我們第三產業，一共十個行業，交通運輸業，還有第三產業研究開發投入，信息化、廣告業、咨詢服務這些產業，其他地方只要購買這個服務，生產企業都可以得到抵扣，這樣他的稅負擔就降低，我們就購買上海的服務，就不購買浙江的服務，浙江就會有壓力，浙江就主動的要進行改革，這樣主動進行改革，對我們國家生產領域和現代服務業發展有幫助，是這樣一個立法意圖。這個結構性減稅也有專家提到了，我們企業可能也感覺到，我們的稅收負擔沒有減少可能還會增加了，全球的稅收收入也沒有減少，現在是增長了，這個說起來就比較復雜了，因為我們國家整體稅收征收率不是很高，即使美國這種國家，它是比較發達的國家，稅收法制比較健全，稅務機關是一個強勢的部門，它的稅收征收率只有82%。希臘這種國家，征收率只有60%，我們這種國家原先的稅收征收率也是比較低，我們在座的這些企業都經歷過這個時代，九十年代大家偷逃稅是一種光榮，我們盈利的空間主要靠偷逃稅。現在偷逃稅是一種恥辱，大家不太敢公開的說我通過什么方法偷逃稅，這樣我們國家征收水平在提高，稅務機關的工作能力在提高，效率在提高。有些原先征不到的企業現在能征到稅了，94年設立稅制的時候，100家企業有90征不到稅，不交稅的企業就有好處了，交稅的企業，本來交一百它只能交五百，這種情況也存在，我們稅制的設計，稅負水平比較高，這是大背景。

趙晉平：大家能夠看得出來，在座的專家非常想利用這些難得的機會，把他們掌握的信息特別對企業有價值的信息盡早傳達給大家，后面還有時間傳達信息。我們未來稅制改革的宗旨和基本方向是什么，作為企業來說除了這些之外，我們更關注，對于某些特定的行業，具體的某些領域，具體到某些稅種，今后的改革是什么方向，這個后面再請靳東升所長來介紹。

靳東升：我們馬上要進行的房產稅、個人稅、所得稅、資源環境稅收的改革，這是我們整個戰略性轉變的組成部分，來彌補由于生產領域減稅所造成的不足。

趙晉平：靳所長非常投入，確實要他們那種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謝。下面請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先生，重點談一下他對我們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稅制改革是如何評價的。他們是銀行，關于金融政策方面有很多獨到的觀點，我希望他占在金融企業的角度，對財政和稅改政策做出他特有的評價。

魯政委：謝謝趙部長，剛才靳所長講的我也學到很多東西，我也領會到從2008年開始，國家的政策導向都是在試圖降低企業的整體稅負，這個大的背景也是因為企業都在說它的綜合成本上升了壓力比較大，所以稅收政策做出了調整。可是我們觀察到的實際情況，數據和這個略有一些差距。前一段企業也在叫苦說財務成本比較高，要求銀行降息，人民銀行降了兩次息。企業的財務成本相對于主營業務的比重，和主營業務的稅收及附加比例的歷史變化。在2004年到2008年的時候，這個企業的稅收成本和企業的財務成本是基本相當的，比例差不多，大概在0.8—1.2上下。但是到2009年開始，企業的財務成本相當于主營業務收入比例沒有太大變化，但是主營業務的稅收及附加快速上升，這個占比一下子上升到1.8%左右，高的時候會有2%左右。現在它的主營業務收入比例已經比企業財務成本相對于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高了0.8個百分點左右，所以我們在統計數據里能夠看到的四大成本中，第一個是管理成本，營銷費用，主營業務收入稅金及附加，最后是財務成本，稅收成本和財務成本當中，目前最重要的占比最高成本是稅收成本。我就在想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為什么這個點發生在2009年，我終于搞明白了。2009年是4萬億的政策，企業關心的不是說我名義上的，過去征30%的稅現在降低到20%的，他關心的是你因為什么原因導致的我稅收上升。細節決定成敗，操作決定成敗，怎么把減稅落到實處，最關鍵的是要減少政府的支出才行，你讓他干很多事情讓他不收錢不行，他不收錢沒有辦法做，中央的減稅政策在實際操作當中沒有辦法落實下去?？偨Y一句話，真正的要減稅，首先要從清理政府的財政支出入手。我們現在要轉向公共財政，公共財政和過去的財政相比重大區別就是公共財政只提供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用品，市場可以提供的政府就不管，但是現在我們的政府財政支出干了很多市場可以提供的東西，由此導致支出的壓力大，錢不夠花，多收錢，導致實際的減稅很難落實下去。

趙晉平：他確實從一個獨到的視角給我們揭示了一種現象，作為我們稅制改革的總體方向，它的出發點和目標，確實在于盡可能的減少消費者和企業的稅負，使我們能有更多的資金和能力，去從事再生產，刺激我們的消費擴大內需。但是問題就在于我們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有所忽視的，作為企業，或者作為消費者它的總的稅負水平到底怎么樣，這個有待于我們結合實際經濟數據所反應出的情況做一些具體分析。從他這個角度所揭示出的現象，確實也說明了我們在今后無論是從推進稅制改革，還是結構性減稅政策方面所應該關注的一些問題，我們的企業都希望在結構性減稅過程當中，我們減低稅負部分，而不是增加稅負那部分，畢竟結構性減稅，是有它的產業政策導向，是有不同的結構調整。下面請潘正彥先生，也請你就我們所說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稅制改革方面做幾點評價。

潘正彥：剛才兩個財政專家講了這個問題，我談兩點看法：第一，低級的財政政策是雙贏政策，也就是說我們財政政策，包括了財政支出政策，財政收入政策，我們現在不要急于強調結構性減稅這一點，其實我們的財政資助政策在發揮巨大的作用。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一下子增速降了19個百分點，財政支出還是在那里，增長了23%，降了10個百分點。我們從中央到地方各個方面有這種強烈的需求，也就是說你穩增長和穩投資，它是共性的，現在這個局面看得很清楚。第一，這兩個驅動一個也不能少。第二，我們今天這塊論壇的主題是講企業轉型升級，升級可能講的比較遠，我想講轉型，我們怎么通過這一輪財政政策調整，實際上調整了兩個，一個就是剛才提到的結構性，這個結構性的減稅和外部環境的變化，有密切的關系，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依賴于出口，過去的三大發動機之一當中最強的一個發動機，其實比投資利害，現在國家形勢擺在那里，但是有些數據可以供大家參考。也就是說我們上半年的出口，確實增長率非常低，7%點幾，但是其中有些數據還是值得我們去思考，比如我們在這個當中一些特殊的領域，這些領域增長遠遠超過平均數，10%幾。第二，服務外包，我們最近幾年這個趨勢增長非?？欤渲杏幸粋€特點，我們這個服務外包的順差非常利害。服務外包和剛才講到的一些出口產品，進口產品的調整，恰恰是我們外貿企業在這一輪的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結構性減稅當中的一些機會，這個機會就是一個轉型，不能講它升級，也就是說你再靠簡單的成本，包括勞動力成本，包括資源成本這種推動進出口可能不行了。

第二，這一次穩投資，穩增長當中，給我們民營企業也提供了機會。今年上半年民營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了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我們的民營企業領域將逐步向全方位的打開。我們的總理，各個方面的官員也有不同的表述，我們這一輪經濟財政政策當中，我剛才所提到的，我們投資這一塊，也就是財政支持這一塊，可能會對我們民營企業又帶來一個新的機會。

趙晉平：謝謝潘主任，潘主任講的這個情況我再做一點補充，我對今年1至6月份全國制造業增長情況做過一個很詳細的分析，主要看兩個指標，一個指標叫做工業銷售產值的增長，一個是表出口交貨值的增長。一至六月份出口交貨值增長3.1%，制造業增長了12.4%，民營企業增長速度最快，民營企業出口交貨值增長10.8%，比平均水平高出3個百分點，民營企業制造業銷售產值增長了19.1%，比12.4%增長水平也要提高，民營企業無論在全國的出口交貨值，和產品銷售產值的比重提高兩個百分點，這是對潘主任觀點的佐證。剛才請四位專家對我們當前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稅制改革，包括結構性減稅政策做了一個總體的評價，王所長作為財政政策方面的專家，也想就剛才幾位專家的觀點做一個補充。

王朝才：我對魯先生剛才講的觀點談一點看法，怎么看企業的稅收負擔是增還是降，從企業總的銷售收入，或者是企業的利潤，是從這個角度可以看。企業成本主要是流轉稅，流轉稅這些年確實是在減，比如說增值稅減少，所以我們的感覺是有所下降的，增值稅轉型的過程當中，減稅面好幾千億，增收能不能補回來，這是一個感覺。

第二，如果把政府的稅收與企業的財務費用進行比較，有些不妥。企業財務成本有一個利率高低，2008年以后零利率，企業必然的財務成本有所下降，我不能說利率下降了稅收也下降了。如果說企業交給政府的稅收，與企業交給銀行的財務成本一樣多，很可怕，同志們我們是養13億人的稅收，而我們銀行養銀行內部職工，如果說這個比例一樣多就非常可怕，這就是現在有人批判我們國家銀行業，不管經濟如何糟糕，銀行業照樣富得不得了，這是大家批評的觀點。

趙晉平：專家們在一些觀點上的不同，可以活躍我們討論的氣氛，從分析問題的視角的角度看，我們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差異，在后面我們還希望專家能夠就這些問題做進一步詳細的探討和交流。剛才我問四位專家的問題都是相同的，從他們的角度對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我們稅制改革，包括結構性減稅政策的總體評價，我想通過他們幾位精彩的點評，對他們所要強調的觀點已經了解，我一個突出的印象，大家對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取得的積極成效還是一致認同的。包括在結構性減稅方面，給民營企業帶來的一些發展機遇，這樣一些方面還是普遍認同的。當然在具體的一些涉及到收入分配，收益分配方面，是不是真正體現了市場競爭的結果，還有不同的認識，這個放在后面去討論。我在準備今天專題研討之前，事先向一些企業家征求了一些他們的意見，也希望了解一些他們對采收政策，稅收改革方面最關心的是什么問題，現在系統的梳理一下，分別的向各位專家提出不同的問題，請他們能夠給我們非常好的應答。第一個問題向王所長提出來了，中國今年的宏觀調控鄭則，無論是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有一個兩難的政策，一方面我們有比較高的通脹壓力，另一方面我們融資成本比較高，利率水平相對比較高，怎么去處理和解決這個問題，是是考驗我們宏觀決策能力和能力水平很重要的一方面。我們高通脹的壓力已經逐步解決，物價上漲水平持久回落，從7月份的情況來看回落到比較低的水平，這實際上為我們的宏觀調控正，一定程度上預留出更多的空間，貨幣政策如此，積極財政政策也應該如此。你認為在當前這樣一個仍然面臨巨大的經濟下行壓力情況下，今后一段時間我們的宏觀財政政策有什么變化和走勢，哪些領域的企業可能會更多的手藝，哪些企業會受到影響？

王朝才：關于積極財政政策，比如說物價問題，7月份1點幾，因為物價有很多是被農產品、資源產品所推動，從這個角度考慮，下行多少真不好說，這是我們的一個判斷。

第二，針對這種情況，是否要搞積極財政政策，這個中央在搞，核心的問題是實行什么樣的積極財政政策，這個和以前不同。2008、2009年搞了四萬億，為什么這次遲遲不出臺，我們感覺到四萬億的副作用非常大。第一個四萬億出臺之后，導致了我們地方政府在惡性提價，因為你中央要調他沒錢就去借，所以一下子就提得很厲害。第二，國進民退，這個問題也比較突出。第三，我們國家在這種政策推動下，從98年那次開始，凡是搞積極財政政策，行政能力對經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對我們國家市場經濟建設不一定有好處，積極財政政策有一個方式調整的問題。比方說我們能否通過減稅，能否通過其他的措施，而不是政府參與企業的一些活動，不是這樣的。今年到現在為止我們提出來結構性減稅，加上一些公共投資的項目，將來主要是這兩方面。

第三，公共支出方面，不是提高公務員工資，福利元年，對城市低收入者，城鎮農民提高他的養老保險水平，只有給那些人增加收入才能真正啟動消費，他們有實際的需求。不是說政府非要出臺幾萬億投資，通過這些措施也不一定有作用。

趙晉平：王所長講的第一點，積極財政政策的總基調不會變，從去年年末已經確定宏觀調控的主基調，這個不會改變，而且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經濟運行情況的變化，在方式和其他方面也可能有一些適度的調整，這也是一種可能性，這是他講的第一點。

第二，有些方面雖然關于政策調整的壓力似乎在減弱，但是還有反彈的可能，從通脹的角度看，通脹上升的壓力還是存在的。最近我們看到石油價格、汽油價格又要上漲，大宗商品價格，像糧食的價格又在開始漲，我們也知道我們國家物價上漲往往都是從農產品開始，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通脹壓力還是存在，未來的積極財政政策里必須考慮到這個因素。第三，積極的財政政策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深，是結構性的減稅，不可能是大幅度全面的減稅。事實上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要更多的體現結構性減稅的作用，更多的提高我們在擴大消費和刺激消費政策方面的做法。同時有關4萬億，現在需要對我們前一階段4萬億給我們帶來的經驗，特別給我們帶來的教訓和問題做一個認真的總結，不可能再重復當時的方式。

我們知道結構性的減稅這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不論是怎么進行結構性的調整，在經濟形勢比較嚴峻的情況下，企業比較困難了背景下，稅負確實要適當的下降，幫助企業解難。第二作為我們長期性的稅負改革，對你的選擇也是非常具有重要意義。未來的改革，綜合性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是什么方向，有關能源方面是什么樣的方向，我想請教靳所長的問題，一方面現在結構性減稅政策，執行這個政策需要注意些什么問題，主要是從短期的角度。第二方面從長期來看，影響到企業選決策的稅制改革方向能不能更加具體的給我們企業做一個回應。

靳東升：先回應一下魯先生說的企業稅負問題，有一個基本判斷是我們要把握的，一個是國家宏觀減稅的負擔，并不等于每個企業都減稅個不是普遍性。上海改革制度上是這么安排的，體減稅的，有的企業稅負是增加的，多水是減少的，這是一個前提。

第二，我們國家現在是法制的國家，稅收是依法征稅的，不是說稅收想多征就多征，想少征就少征，這是民營企業重要的一點，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規定，如果法律稅制沒有大的變化情況下，你要是稅負增加了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原先繳稅不足，法律的要求沒有達到，再一個稅務機關有問題，假如稅務機關有問題我們可以尋求復議、救助等這方面。我們國家的稅制機構，流轉稅和所得稅，所得稅是和財務指標掛鉤的，增值稅間接稅和財務指標是不掛鉤的。

下面回答主持人筆的這兩個問題：一個作為結構性減稅來講，這是“十二五”規劃綱要確定了，我們就是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結構性減稅完全和我們國家經濟結構轉型是配套的，減輕生產領域的負擔。

第二，資源環境的保護，重點在于費改稅，但是浙江這方面環境還是存在的，不是增加企業的負擔，把原有的一些收費進行規范，選擇技術標準比較好衡量的，比較簡單的可以先行先試，進行環境稅的改革。資源稅的改革，地方所征收的費用，然后改變減稅的方法，這是我們結構調整的部分。這個和我們戰略性結構調整有關系，還有一個稅收公平的問題，個人所得稅93年設計的時候，是在充分就業基礎上，大家生活支出都差不多的情況下，現在變化了，有很多情況的變化，個人所得稅公平差距越來越大，初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個人所得稅是二次分配的種類。針對不同的收入來源，針對不同的收入群體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大家要順應稅制改革的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講，無論你是從事生產還是從事流通，還是從事第三產業的發展，只要你符合國家戰略改革的發展方向，國家的政策都是給予支持的，高新企業增加附加值、創新能力、就業都有稅收政策，我們稅收籌劃有兩種，一種是符合稅法意圖的國家大力支持，還有一種不符合的風險非常大。我們研究好稅收改革、稅收制度、稅收政策，多做一些符合稅法意圖的事情，符合稅收的標準。

趙晉平：謝謝靳所長，靳東升所長觀點非常明確，第一不能以某一個具體企業，或者某一個行業的稅負水平的變化，來評價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減稅政策的變化，應該有增有減。第二，依法征稅，首先按照人大立法，按照每年財政預算相關規定，或者某些稅收征收的規定進行征稅，這一點也是法制治國最重要的基礎之一。第三，結構性減稅還是有保有壓，有些領域我們要鼓勵它發展，比如節能型、創新型的業務，有些領域消耗的資源比較落，需要增加一定的成本，通過這種方式促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我個人也有一些想法，我們國家綜合型個人所得稅的建立是當務之急，我們現在是以個人的收入作為你繳稅的基準，但是在國外更多是通過一個綜合性的個人所得稅。比如說你這個家庭在經濟形勢非常困難的時期可以做一個稅收結構的調整，如果在這樣一個經濟環境或者背景下，你拿自己的收入去買了一套房子，這個對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內需顯然有好處，是可以在納稅基數里給你一定的補償，這樣綜合型個人所得稅政策就留下了一定的空間。有些國家如果你多生了一個孩子，我適當的給你空出一定的，提高你所得稅征收的底線，或者給你提供一定稅收的免稅，或者減稅的補償，或者支持。綜合性個人所得稅政策，為我們宏觀調控留了很多空間，這些經驗值得我們學習的。下面問魯政委先生一個問題，還是有點挑戰性，為什么沒有問他們二位，我知道他們二位不一定愿意回答這個問題，所以就問魯先生了。在去年曾經有一次爭論，涉及到奢侈品消費問題，我本人是上周剛從歐洲回來，我到了瑞士的表店，中國人非常多，大家采購的欲望和能力都非常強，包括國外這些商店，基本上會講中文，或者干脆就是中國人的售貨員越來越多，說明我們對奢侈品的需求越來越多。圍繞這個問題曾經出現一次爭論，是不是可以通過調整我們稅的方式，比如奢侈品的進口關稅，通過降低這個關稅，把這些奢侈品轉到國外來。

魯政委：對于剛才兩位所講的這個我也要做一下回應。我前面舉的那個數字，并不是說只是和財務支出比稅收是不是高了，而是2009年稅收比例相對2009年有明顯的上升，這一點很技術，大家不理解也沒有關系。我告訴大家兩個最簡單的標準，怎么樣觀察是不是減稅了，第一，稅收的增速相對于名義GDP增速是不是更快，從2008年GDP增速20%幾的速度增長，再讓大家看第二個指標，我們的財政收入相對于EP的比例是在下降，如果說沒有下降也是沒有減稅的，這兩個數字大家可以自己看。

我說一下剛才趙部長講的這個問題，我看到的問題遠比趙部長看到的問題更嚴重。一年前我去了德國，我的團友里面，他們不僅買奢侈品，他們連鐵鍋、菜刀都從德國往回背，我說中國是鐵鍋的祖宗，為什么從德國買鐵鍋回來，這反應了兩個問題：第一，說明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不具有足夠的公信力，最近幾年在全國范圍內報道出來很多產品的質量問題，然而我們并沒有看到明確的部門出來為此負責，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都對它的產品質量安全存在疑問的話，他即使再有消費能力，他都不會買你的東西，除非我出不了國，大家相信德國的產品質量好。

第二，反應的是不是中國內需不足，我們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邏輯就是刺激內需。今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長8.1%，消費加投資第一季度8.9%，整個上半年GDP增長7.8%，我們的內需是8.4%，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達到最高的位置，8.7%，內需是10.3，今年第一季度內需部分接近90%的增長，所以周圍的內需從來就是沒有問題，只要我有錢，國內那么好的生活方式在那，我怎么沒有動力消費，不是很奇怪嗎，現在的問題是現在中國經濟遇到的問題是外貿部門出了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因為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的有效匯率太低了。有一個數據表明人民幣有效率偏高的，歐、美、日三大經濟體，占中國出口市場的40%左右，你怎么解釋這現象，在過去從中國進口增速比整體進口增速要高，所以我們現在想說的，在我們外貿部門有問題的情況下，財政刺激的方式其實并不對路。如果你財政刺激導致了中國的通脹上來，國內東西的漲價，給國際東西的定價不變，人民幣升值，這是一個。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覺得如果匯率不能調整的話，目前所謂的以積極的財政刺激的方式前進撥四兩，不是四兩撥千斤。既然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有增加消費的欲望和動力，為什么要讓他到國外去買，在國內買至少我們賺了商場的場租，也賺了營業員的工資。

趙晉平：他的觀點我做一下點評。第一，我們分析政策是擴張性的還是緊縮性的，確實有時候會將稅收的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去做比較，如果是大于一而且持續上升的，說明你不是擴張性的增長，是緊縮的，平均稅負在增加，如果小于1是積極的，或者是擴張性的才增政策，因為你相對于GDP的增長，稅收增長慢了。對于中國的情況這樣一種分析方法還不夠全面，因為我們是有些結構性的政策在里面，僅僅分析財政收入或者稅收還是不夠的，有些財政收入和稅收拿出來以后，可能用在擴大消費、擴大支出方面，應該結合支出變化進行分析，使我們做判斷的時候更為完善和準確。

王朝才：我補充一句話，我們這些年還在搞改革，有好多東西原來不是稅，我們把它變成稅了，下一步環保的收費變成稅，還有養路費，原來是費現在變成稅，稅收比重看著上升，實際上本質上沒變。

趙晉平：第二個觀點，魯先生剛才特別提到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是我最近在很多場合經常在講的一個問題，我們看匯率的時候，往往會局限于看名義匯率，名義匯率所反應的產業或者產品是不夠全面的，交易過程中原材料價格受國內物價的影響。匯率不變的情況下，材料成本的上升，換算成對方貨幣以后，已經使價格優一個明顯的回升，我們希望企業在觀察匯率的影響的時候關注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名義匯率，人民幣兌美元這是現實的匯率，我們用美元結算的時候肯定要這樣算。第二，尤其在選擇不同的市場的時候，為什么我們強調市場的多元化，問題就誰在及我們計算一下綜合的名義，把很多國家匯率拿起來，和美元的匯率比一比會發現，我們對某些匯率是貶值的。如果你對你的市場選擇了這樣一些國家的話，你的競爭力可能反而是提高的，這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匯率方面。第三，真正影響你的產品價格，真正實實在在的競爭力，是把物價放上去，包括我們了物價，包括對方市場的物價，綜合實際有效匯率，才是真正反應你的產品競爭力，價格競爭力變化，事實上我們國家最近幾年匯率調整，名義匯率保持著穩步上升的趨勢，也會起到一定結構調整的作用，因為它是兌美元的升值，我們可以減少對美國市場過渡的依賴。我們對61種貨幣的綜合名義匯率來說，我們上升的幅度并那么高，這就是匯率制度改革，還是選擇實際方面比較好。第四，我們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忽然發現我們外貿出口形勢極具惡化，由于物價水平的上升，使得我們實際綜合有效匯率相對于發達國家，相對于我們的新興經濟體明顯上升，你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面臨非常大的挑戰，也是我們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的出口下行壓力加大的原因之一，今年這個情況出了一些變化，我們實際綜合有效匯率相對穩定，穩定的匯率政策，包括綜合有效的匯率穩定對我們企業是有利的。

最后一個請潘主任，我們知道對發達國家而言，它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財政政策已經是沒有任何的空間和余地了，因為財政赤字主權債務負擔都非常高，他沒有那么大的條件和能力，新興經濟體有通脹的壓力，財政政策有空間，貨幣政策相對來說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尤其是空間有限。您是研究金融問題的，想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使用的角度，談一談你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定義。我們對過去日本在八十年代末，宏觀調控的失敗進行一個總結就會發現，貨幣升值，他通脹率很低，所以他降低利率，推行零利率，沒有什么成本，也沒有風險，而忽視了財政政策，過度的把很多要求和目標壓在了財政政策，由于這樣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最后導致資產泡沫的集聚，股票價格，資產價格不斷上升，到他發現這樣一種畸形政策的時候，開始使用緊縮型財政政策的時候，這時候恰好是雪上加霜，直接一定意義上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破滅。這就說明一個問題，財政政策在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方面，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考驗我們能力的一個方面，你對這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議，請你做一個回應。

潘正彥：第一個問題，政策要有一個定義。貨幣政策，大家不會說過去是緊縮的貨幣政策，就去年，其實就是緊縮的貨幣政策，我們要講實際的情況，實際的情況我認為財政政策，從2008年到目前為止，沒有什么大的表現，但是貨幣政策是非常明顯的出現了和它所表現的內容，那么怎么搭配好，現在時間已經有點緊了，貨幣政策應該在咬住所謂的適度這一類的，去年已經非常明顯的看到一個趨勢。第一，國際環境，也就是說歐債危機的長期化。第二，國內的企業已經開始不堪重負。也就是說他的動力已經不夠了，你如果資金還是那么緊就有問題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就是我們對這個貨幣供應的，或者貨幣政策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整個經濟是不斷的上臺階，貨幣供應也是要跟著上去。我們很多人僅僅的抓住了2009年4萬億，我認為到去年年初已經大量的貨幣被通脹吸收掉了，這一點央行是不會承認，所以這樣造成的結果，我們看到的，大家談論的，一個是通脹，一個是四萬億十萬億這兩個概念，大家在給央行壓力，央行遲遲不會采取一個真正適度的貨幣。如果是適度的要求中性，但是在這種內外部的環境下，不能有中性的，所以從現在的角度講，我認為央行應該加大寬松的力度，而且這個寬松的力度，我認為可能不一定能達到寬松到底的效果，也就是說企業已經不接受了。比如中國和外國的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是什么，我們的貨幣政策從宏觀的到銀行，他可以一路到底，但是美國銀行不聽美聯儲的，他感覺這個經濟情況不好，再給我多的錢也不借出去，現在的情況已經有點像這個情況，我們的企業已經非常猶豫，銀行現在面臨的壓力也非常大，兩次降息以后，整個成本壓力，以及未來可能出現不良貸款的持續上升，這個都很明顯。銀行業很可能就是前面幾年的中石油，謝謝！

趙晉平：謝謝潘主任，我本來期待著潘主任是從財政政策如何適應貨幣政策的需要去實施，潘主任更多強調的是我們的貨幣政策，或者從銀行本身，應該在適應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宏觀調控目標方面做什么努力，這也是非常有積極意義的建議。

我們無論是討論稅制改革，結構性減稅，還是討論積極的財政政策，都有一個基本了出發點，為了適應我們當前外貿企業培育新的競爭優勢，為了使它能夠轉型升級，做一些建言獻策。最后一個環節，既然如此，還是想請每位專家用一分鐘的時間，從你們各自的角度，在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減稅政策之下，對于企業而言如何去利用這個機會，如何實現我們的轉型升級。

王朝才：第一，一些基礎設施項目是一個機會。第二，一些公共服務也是一個機會。第三，希望大家更加關注政策的出臺，結構性減稅可能有的政策已經出臺了，好多企業是出臺了以后好久用不著，這個很可惜，我就說這么多。謝謝大家！

靳東升：了解政治，用好政治。

魯政委：我只有四個字，量力而行。不管政府叫你干什么，你首先自己先想一想你搞不搞得定，搞不定的也不要干。第一，技術上不要政府號召你就一窩蜂的上，你要想你懂不懂這個。第二，不要過度的負債，很多企業是過度的負債和過度的多元化出現了問題，扎實的做好自己主業。

潘正彥：我認為企業要根據整個大環境，主要是國際環境根本性的變化要進行轉型。

趙晉平：謝謝四位專家，他們確實給我們奉獻了非常精彩的專題研討，他們的觀點，從他們各自非常深厚研究功底的角度上，提出了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這些觀點有可能不相同，甚至有很多是根本不同，我們通過加強研討交流，我們一定能夠找出更多的，使我們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能夠實現經濟穩定，長期可持續增長方面，一些更好的建議。這對于營造一個好的環境，幫助我們的企業實現轉型升級有很好的作用。下面的企業家就我們目前所討論的稅制改革、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民營企業轉型升級有相關的問題，有的話可以進行提問。

嘉賓：我最近聽了一個笑話，講中央財政年年增長，省市財政紅旗飄飄，縣級財政迎春謀良，鄉級財政哭爹喊娘。

王朝才：問到我的行當里去了，研究體制是比較多的你剛才說這個話還有一種說法，叫中央財政蒸蒸日上，省級財政像模像樣，縣級財政搖搖晃晃，鄉鎮財政面臨死亡。說明什么問題，中國越往基層越困難，這個是客觀存在的。至于這個錢往哪里去了，我就不說了。我們國家問題在哪里，錢往上去了，為什么問題出現在這里，核心問題是94年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中央財政確實很困難，每年年底財政部長都要出去借錢去，現在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央財政這個錢還是要到縣里去，因為大量的公共服務是在縣里實現的。去年我們中央財政總收入五萬五千億左右，中央本級支出兩萬億，三萬多億還是往下去的。去的過程當中有問題，有的是沒有到縣里去，中途就截留，有的到縣里去了，這個錢都不好花，如果都到縣里，縣里不會有這樣的困難，中央不集中不行，因為地區差異太大了。西藏財政支出90%左右靠中央，你不能出問題，除了西藏之外，甘肅、貴州這些地方全部支出的70%以上都是靠中央，現在中國情況就是這樣，有的說把地方的資助擴大，這個有難度。

靳東升：我覺得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首先承認94年這個體制改革，有利于財政體制的規范和諧，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是有利的。調動了各級政府的積極性，這是肯定的，其他我們要反思這個分析制度的問題，各級政府的勢權與財權，財政不對稱的，中央財政的轉型支付將近60%，用轉型支付可以調節地區間的差別。各界政府的錢真正用在社會公共服務上，這是最重要的。

魯政委：我對這個沒有了解，就不做評論了。

潘正彥：第一，這就是一個財稅體制的問題，也就是你財和稅是兩個東西，兩個專家都在，我們現在往往講稅，用權怎么做，就牽涉到財的問題，這兩個能不能聯動，理論上是能聯動的，實際上不能聯動，不能聯動的一個重大原因就是第二個。第二，財稅和權利聯系在一起，你上面政府的權利比下面政府的權利大，你在談判這個財稅體制改革的時候，你下面一級政府只能通過討價還價，但是討價還價實際上是有限度的，最后上面定的那個東西還是定下來，所以很多東西最后會出現這個情況。我們上海是最典型的，以前是稅收最多的，貢獻也最大，現在這個情況很多人都了解了。一個是財稅制度的問題，一個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趙晉平：謝謝潘主任，盡管專家們有很多話想講，在座的企業家朋友也有很多問題向專家請教，后面還有重頭戲，這個單元的專題研討到此結束。感謝各位專家，感謝大家對我主持的支持，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dingfeng] 標簽：減稅 稅制 企業 財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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