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平：成都通過創新基層治理機制促進社會管理創新

2011年12月11日 12:25
來源：鳳凰網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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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財經訊 2011第六屆中國全面小康論壇在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成都開幕，本屆論壇以“城鄉統籌的實踐與創新”為主題，鳳凰網財經全程直播，以下為成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孫平同志講演實錄。

孫平：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下面我就成都市在農村基層治理機制方面的創新向大家作個匯報，歡迎批評指正。

成都在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中，堅持經濟市場化、社會公平華、管理民主化的改革取向，以推進農村改革，落實農民財產權為關鍵，激發農民自主自治的熱情和能力，推進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為載體，增強村級自治組織的持續動力，以三分離兩完善一改進為基礎，完善農村新型治理機制。通過以上改革，初步建立了民生帶動民主，民主保障民生的長效機制，形成了充滿活力，有序自治的良好局面。

一，以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為關鍵，激發和提升農民自主和自治的熱情和能力。從08年開始成都拉開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大幕，以建立歸屬清晰，權承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農村產權制度為改革目標的過程中，爭取還權賦能，農民自主原則，使農民的主動性、創造性得到了充分的迸發。農村土地承包經歷了三十多年，積累了眾多的矛盾和沖突，確權繞不開，政府介入也不合適，必須讓農民自主來解決他們碰到的矛盾和沖突。所以說成都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堅持了農民自主這個原則，農民的事讓農民自己協商解決。在試點中，成都不同的試點村不約而同采取了由農戶推薦村民成立議事會的方式，對村民之間、村社之間無法解決的糾紛進行調解，村民議事會應運而生，試點村的帶動下，成都所有村都建立了村民議事會，效果非常明顯。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歷時三年，涉及257個鄉鎮，2475個村，接近36000個村民小組，212萬戶農戶，頒證將近570萬宗。在整個三年涉及面非常廣的確權頒證中，通過農民自主充分發揮村民議事會的作用，整個成都沒有發生一起群體性上訪事件，使改革平穩順利地實現了目標。目前我們正在開展未到戶土地使用權、集體房屋所有權、集體經營性資產確權，并擇股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工作，也是在土地資源確權頒證以后又做的一項深入的改革，把集體資產量化擇股到農民，這個過程中間也是靠農民自主，充分依賴村民議事會為代表的基層治理機制來處理。

我們認為村民議事會的誕生和諸多的創造性舉措的產生，生動地反映出農民對于落實自身財產權利的熱切期盼，也彰顯了他們的智慧和能力，廣大人民群眾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對他人財產權的尊重意識、民主協商意識、法制意識明顯增強，村組自治組織的自主自愿自治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二，以推進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為載體，增強村級自治組織自治的持續動力。2009年，成都在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同時，全面啟動了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改革，目的是加大公共財政對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長效可持續投入，使廣大人民群眾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和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為增強自治組織的自治能力，促進基層民主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動力。我們的具體做法是從09年開始，將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并建立逐漸增加的機制。剛開始我們每年按照每個村不低于20萬元，并根據人口多少、面積大小、區位條件有所浮動，為所有的村安排了公共服務經費，并納入市縣兩級預算。09年我們總共安排的金額是7億，今年我們提高到8億。這樣一個制度上的安排實現了村級公共服務有錢辦事，在有錢辦事的基礎上，我們把農村產權改革中形成的村民議事會的機制充分發揮出來，讓農民發揮主體作用，建立農民廣泛參與的管理機制，實行村民民主議事，通過宣傳動員，收集民意，公共討論、實時監督、評議整改的村級公共服務資金專項使用程序，確保了重點解決群眾最迫切最需要最關注的公共服務事項。成都通過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改革采用民主議定項目、民主監督項目、民主評議項目的方式建立健全了議事規則，鍛煉了村民參與民主議事民主管理的能力，促進了政府職能和干部執政觀念的轉變，使農村新型治理機制充滿了生機和活力。

三，以三分離兩完善一改進為基礎，改進農村基層服務機制。長期以來我市農村基層組織存在著集決策執行于一體，村自治組織與集體經濟組織職能不分，政府職能和自治組織職能職責不清等突出問題。我們結合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改革對健全和完善農村新型基層治理機制進行了改革與探索。具體做法可以概括為三分離兩完善一改進。即，村級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離，社會職能與經濟職能分離，政府職能與自治職能分離。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完善集體經濟組織運行機制。改進農村黨組織領導方式，構建起了黨組織領導下的村民或村民代表會議，或議事會決策，村委會執行，其他經濟社會組織廣泛參與的充滿生機活力的新型村級治理機制。幾年來成都共選舉產生了村組兩級議事會成員，分別達到8.6萬人、17.2萬人，使二十多萬人直接參與村級事物的決策中來，形成了民事民議民權民行，實現了代民作主向群眾自主的轉變，調動了基層群眾參與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的積極性，有效地推動了改革發展，化解了大量的基層矛盾。

成都通過構建新型村級治理機制基本實現了適應科學發展需要和現代化建設需要的農村基層治理機制和組織功能再造，通過制度認同和構建，保障了民主自治權利和財產民生權利同步集合和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同時有效地化解了“被自治”、“被民主”的問題，實現了自治民主制度建設的征管用和可持續。成都通過創新基層治理機制促進了社會管理創新，促進了社會和諧，主要成效體現在:

一是村黨組織核心領導地位凸顯，凝聚力、戰斗力顯著增強，村黨組織從過去事無巨細直接管理中徹底解脫出來，將時間和精力用在想大事、定方向、管規則、重引導、強監督和抓好黨的自身建設上，充分發揮聯系群眾、組織群眾、凝聚群眾的優勢，經常聽取民意、集中民智，確實加強了黨同群眾的血肉聯系，從黨組織在農村黨員群眾中的威信不斷提高。

二是村民自治得到有效實現，基層民主進一步發展，村民議事會調動了村民參與村級公共事務的熱情，形成“大家事我關心、集體事我參與”的良好氛圍，為培養農民的公民意識，推進基層民主向縱深發展起到了明顯的助推作用。

三是構建了化解農村矛盾的有效機制，農村社會更加和諧穩定，村民議事會經常有效運行，增強了村級事務決策、執行的透明度和村級事務監督的廣泛性和時效性。村民通過對村級事務的決策參與，知曉了政策制定，掌握了決策背景，消除了猜忌和誤解，村民議事會成員固定聯系一批群眾，暢通了村民利益訴求表達和實現的渠道。群眾負面情緒得到了宣泄，農村矛盾隱患得到了及時的排解。

新型基層治理機制的形成從根本上說是成都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大勢所趨。通過城鄉基層民主探索，我們體會到中國在推進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應該也完全可以實行更能體現公平正義準則和民主管理要求的城鄉基層治理機制。

我的發言匯報完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