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科特：歐盟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2011年06月25日 17:43
來源：鳳凰網財經

字號:T|T

0人參與0條評論打印轉發

鳳凰網財經訊 第二屆全球智庫峰會25日-26日在北京舉行，英國前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在論壇上表示，中國發展范式關鍵特點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實用的基礎上，避免了歐洲過去那種泡沫以及泡沫破滅的經濟怪圈，現在歐盟還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但他覺得應該承認。

普雷斯科特稱，考慮到中國在歐洲的投資中有40%多是在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和意大利，最重要的是中國正在減少持有的美國國債，并且對歐元區的問題表示同情，他覺得歐盟應該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和歐洲可以建立新的關系，代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代表之間的關系。

以下為發言實錄：

約翰·普雷斯科特:

副總理先生、各位朋友，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會議，因為它顯然帶來了很多各個領域的精英，我也非常高興能夠在會議上發言。我也希望能夠基于我過去從政的經驗，特別是國際氣候變化領域方面的經驗對這次會議做出貢獻。

的確，這個問題涉及到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我們也尚未在這個領域達成很廣泛的國際共識。在這方面我們尤其需要全球的治理機制，實現共同的發展，解決高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之間的差距，這個差距是不可接受的。現在歷史已經證明現行的國際治理機制，比如說IMF、國際能源機構以及世界糧農組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們還有一些不足，即使是聯合國也沒有能夠有效的實現推動千年發展目標。盡管在國際機制方面的建設取得了種種的進步，但現在世界很多人還處于貧困和饑餓之中，富裕的北方世界和貧困的南方世界依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并且世界上很多不發達的國家都面臨著嚴重的不發達問題和貧窮的問題。此外，現在市場的發展有的時候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加劇了世界的不平等，這不僅僅是各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是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最近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主權國家在管理銀行的問題，但是還有更重要的一些問題，這些機構太大了，以至于不能夠很好的應對一個金融系統的崩潰，給全世界和各個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政府成為銀行家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一個純自由的市場沒有恰當的規管也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最近，劍橋大學的彼特·哈爾森(音譯)出示了一份報告，他說全球的公司在過去30年的發展中經歷了很大變化，投資的規模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中國，在金融服務方面，信息產業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越來越多成為戰略性的產業，當然這不僅僅給發展中國家提出了問題，而且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質量也越來越重要，同時也給各政府如何來進行協調的全球管理，實現共同的福祉提出了問題。更重要的是，像最大的一些全球公司都是美國和歐洲的公司，他們現在的投資和運營方式會對于東道國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我提出這些是覺得必須要有這樣的戰略，能夠實現全球的共同福祉，而且我們要認識到國際形勢的變化，需要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達成最大程度的共識，比如說主席先生，在過去幾年中，中歐關系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但總體發展勢頭良好，中國一直是堅持以一對一的方式和歐洲各國打交道，無論這些國家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有怎樣的差異，而與每個國家接觸的過程當中提出了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因此，中國是一個很好的伙伴，它有建設性的參與、戰略性的眼光以及能夠積極的來尋找解決全球金融、貿易、可持續發展、防擴散和氣候變化等問題的解決方案。

溫家寶總理曾經說，中歐關系的積極發展反映出最大發展中國家群體之間的互利合作，也反映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兩大文明之間的交流。比如最近歐洲方面對中國的領導方式有一些批評的聲音，說中國政府過多的干預企業的決定，我相信現在需要達成新的共識，在政府、公司治理和監管機構之間達成平衡，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改變過去那種日常工作的方式，而是需要認識到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之間的微妙關系。

溫總理在“十一五”規劃的時候提出發展的模式要考慮到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這樣的理念在“十二五”規劃中再次得到體現，我知道中國人經常在說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歐洲我們也許可以說發展西方具有歐洲國家特點的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近一些銀行的國有化，還有歐洲對金融機構加強監管以及20國集團提出的一些建議都表明人們認識到市場系統的失敗，開始質疑自由市場，甚至是資本主義本身。

我也認識到中國發展范式的關鍵特點，這個模式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實用的基礎上。事實上，非常有效的得以實施。總的來說，各方面的改革都非常的實事求是，并且避免了歐洲過去那種泡沫以及泡沫破滅的經濟怪圈，現在歐盟還沒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我覺得應該承認，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在歐洲的投資中有40%多是在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和意大利，最重要的是中國正在減少持有的美國國債，并且對歐元區的問題表示同情。

主席先生，現在非常重要的是確保全世界共同的福祉，而且要改變現行的國際治理機制，他們的會員構成以及影響都需要更好的反映全球經濟發生的變化，正像前面所說的解決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全球性的方案，需要有新的規管機構能夠實現保證更加可持續的全球經濟，中國和歐洲可以建立新的關系，代表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代表之間的關系，當然我們之間存在差異，但是與中國和加拿大和美國的差異相比總是要小一些，這一點尤其明顯的表現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

美國的談判代表說，中國的排放總量和美國是一樣的，但是他顯然忽略了人均排放的事實，美國的人均排放是20噸二氧化碳，而中國只是6噸，這個差異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分歧表現得尤為明顯，使我們未能夠很好的達成第二階段的《京都議定書》，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接受氣候變化的科學性，并且有必要采取措施減少全球的碳排放。但這一點對處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后果是不一樣的，我們意味著要更好的認識到聯合國共同帶有“區別、責任、完整，共享、負擔”，共同實現第二階段《京都議定書》協議，這對于發達和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挑戰，這需要我們認識到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要實現全球溫升不超過2攝氏度的目標，我們需要在2050年的時候需要把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80%，歐洲現在提出了450PPM的全球最高目標，當然也可能把這個目標定到550PPM，這樣的話，將會更好的幫助我們實現升溫不超過2度的目標。

盡管如此，歐盟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這可能會影響到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全球的經濟和人口的發展處在不同的階段，與此同時就會給世界各國的減排帶來不同的壓力，我們需要發展中國家尤其關注，要實現更多的福祉，人民生活的提高，這與經濟發展所發揮的作用有關，特別是在工業發展的早期。所以，要達成一個氣候變化方面的共識，就會對經濟增長的正常速度帶來一定的影響，因此需要我們達成廣泛的共識，認識到經濟發展的不同特點和不同的階段，與此同時還要考慮到社會的公正和公平。這在以往的國際協議中是不曾面對過的挑戰，而與此同時，氣候變化也涉及到全球的金融、貿易和糧食生產方面的問題，很顯然在監管方面實現變化是有必要的，能夠實現全球的可持續增長和繁榮。

剛才我已經說過，在新的世紀要尋找全球問題的解決方案，需要公平的政策，當然有時候不一定能夠公平的加以落實。共同的責任依然是《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的核心，我認為這有效的反映出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富裕和貧困國家之間的差距，這樣的差距是非常明顯的，因此在我們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時候應當加以考慮這對于任何形式的氣候變化方面的協議都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我已經說過，在新的世紀要尋找全球問題的解決方案，需要公平的政策，當然有的時候不一定能夠公平的加以落實。共同的責任依然是《京都議定書》第二階段的核心，我認為這有效的反映出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富裕和貧困國家之間的差距，這樣的差距是非常明顯的，因此在我們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時候應當加以考慮這對于任何形式的氣候變化方面的協議都是非常重要的。南北世界在這個問題上的差距非常明顯，而要解決這個差距是我們達成共識的最關鍵的部分，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可持續的發展，并且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就能夠更好的充分使用資源。

我們今天在討論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這樣的精神應當反映在達成第二階段《京都議定書》協議的過程中，的確我們現在也應當認識到要在2012年達成一致，時間所剩不多，在坎昆會議上達成的一致非常的重要。與此同時在坎昆會議上我們也認識到歐盟在減排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比如說德國在這方面非常的積極，但是對于葡萄牙來說我們適當的允許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有所上升，考慮到他們現在在發展方面面臨的困難，這種共同分擔責任的原則對發達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些都是在坎昆會議上討論的重要問題和達成的重要共識，這對于我們達成關于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體框架非常的重要，其他的關鍵性問題也包括金融方面的支持、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發展中國家要在實現發展的過程中解決氣候變化相關的問題。

主席先生，在19世紀人類學會了大規模的生產，20世紀世界學會了大規模的消費，在21世紀我們必須學會在大范圍實現可持續性，在所有關于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中，我們都能發現他們給全球的可持續性帶來了最大的挑戰。我們需要實現共識，中國也在實現這些共識，包括解決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通過與歐洲的合作，我們雙方能夠達成新的關系，并且共同促進解決這些全球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