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鏈農業即便在蓬勃發展的美國，也不是農業體系的主流。然而，小毛驢帶來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風險共擔的商業模式，對于解決中國目前的食品安全問題仍具有啟發意義
4月28日，北京郊區鳳凰嶺下，田野碧綠、空氣怡人。小毛驢市民農園的一塊菜地里，幾個戴草帽的農夫裝扮的人正蹲在田間種菜、澆水。事實上，這些人既不是農民也不是雇工而是這些菜的消費者。
“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一，種在當地，吃在當季。”小毛驢市民農園的創始人之一石嫣管這叫“短鏈農業”。短鏈農業，是相對于工業、規模化、漫長的食品產業鏈而言的。石嫣28歲，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村與農業發展學院在讀博士。
“‘三聚氰胺’事件中，農民并非有意下毒，是在原有的農業價值鏈中，收益得不到保障。于是我們發起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救和互救行動。”石嫣對《中國企業家》說。
“小毛驢”的模式，是工業食品體系下的另類選擇，其奉行的是最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耕法則，以生產者與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一，規避信任缺失和監管漏洞。
2009年3月，小毛驢以CSA模式正式對外運營，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農園每周為會員配送有機蔬菜；另一種是會員需每周到農園參與勞動，租用“小毛驢”以30平米為單位的地塊若干，自己管理并收獲有機蔬菜，“小毛驢”提供應季種植的種子、有機肥料、水、技術指導。前者叫配送份額，后者叫勞動份額，至2010年，二者的數量分別達281戶和123戶。
沒有認證的“認證”
盡管提供的是有機蔬菜，但無論是“小毛驢”的官網還是《市民農園CSA簡報》中，都鮮見“有機”二字，也未曾見有任何官方認證標識。
消費者倒是不介意。“我就是生產者，在我眼皮底下長出來的，底肥用的是蚯蚓糞和發酵三年的豬糞，沒撒任何農藥和殺蟲劑，認證不認證的，無所謂了。”張軍是與“小毛驢”簽約的第一個“勞動份額”。
“小毛驢”的肥料一部分是外購的蚯蚓糞，另一部分來自豬糞肥，經過三年的微生物發酵后才能使用；為了防止蟲害，農園要測試出一個好的育苗時節，以在許多作物病蟲害高發期前收獲；田間，不用除草劑而是用地膜和稻草覆蓋。
30年前，張軍這位“老北京”途經這里時，還是一片稻田和苗圃。如今所幸“小毛驢”所在的一方土地并未遭到破壞。因此，張軍對自家菜生長的土壤環境還是放心的。2009年4月至今，他們家應季收獲菠菜、小白菜、苦菊、冬瓜、西紅柿、豆角、蔥等合起來有20余種了。
“小毛驢”的“勞動份額”們通常的觀點是，是否有機食品，只需搞清楚三點：生產者是誰？在哪兒生產的？怎樣生產的？而這都在消費者自己的監督之下。
“CSA，就是當地的消費者通過參與農產品生產的全過程來自我認證。而一旦產品服務于常規化的市場，就需要第三方認證。認證成本很高，每個品種一萬元，小農場很難承擔。”石嫣說。2008年，她曾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地升農場(Earthrise)當了半年農民，那邊的CSA的農場，很多都沒有進行第三方認證，消費者如果對有機性心存懷疑，只需親臨農場走走看看，興致上來了，干脆挽起袖子，參與農場的勞動。
除了消費者親身參與勞動外，“小毛驢”與當地農民建立了“雇傭制”的合作方式，這種方式將單家獨戶農民轉型生態有機耕種的風險攬了過來。目前定期在農園工作的有15名農民，負責配送份額的耕作，按天付工資，月薪1500元左右。
風險共擔機制
CSA模式的要義就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風險共擔。
根據生產方式的不同，“小毛驢”采取了不同的合約方式：對于“配送份額”而言，規定在每個季節的種植之初，預付下一季蔬菜的全部費用，三口之家，每周配送一次，一季預交2400元；對于“勞動份額”而言，則以家庭為單位，租一個30平米的標準單位，預付年租金1500元；2011年新增托管勞動份額，消費者播種，預付年租金3000元，農園代為澆水、施肥、除草、間苗、整枝、除蟲。2010年，農園的蒿子稈生蟲害，全部被深埋，配送份額在當季便沒有收到蒿子稈，播種蒿子稈的“勞動份額”也是顆粒無收。
“小毛驢”本質上還是一家企業，隸屬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后者是一家非盈利性社會企業，2008年5月成立，注冊資金30多萬人民幣。注冊資金由人民大學溫鐵軍、香港中文大學劉建芝等教授捐贈而來。盡管不以盈利為目的，終歸還是會遇到發展壯大、路往哪里走的問題。
事實上，許多風投來找過小毛驢，但他們大都要求3年的回報期。“一個豬棚，只能放10頭豬，按風投的規劃就放100頭，這是原則問題，我們都拒絕了。這種資金就不來了。”石嫣一撇嘴，倒有些自嘲的味道。目前，CSA運轉依靠預算，預算開支多少，招募多少份額，以此確定每個份額的價格。可以說，管理者的工資與農園的利潤，都是在年初預設好的。
“小毛驢”與消費者共同轉嫁了農民轉型有機農業的風險，其自身的運營風險如何控制？石嫣的導師溫鐵軍算了一筆賬：2010年，農園收支勉強平衡，配送份額、勞動份額加上一些零散的養殖、接待、零售，構成收入部分，支出部分包括農資投入、雇傭費用、固定資產、培訓開支等，合計100多萬。其中尚未包括地租和實習生的開支，2011年是基地共建免地租的最后一年，來年，130畝地皮費用也要納入預算。
在農園工作的三年里，一個令石嫣不解的場景，便是“眼睜睜看著房地產商把四圍的農民搬上樓，然后再去搞綠化”。在旁人眼中，搞有機耕種這點收入，還不如幫房地產商豎個牌子的廣告費。
可是許多人沒想到，“曾經一個房地產銷售算過，以一百年的長度來看這件事，其實做房地產與做農業的收入是一樣的。”石嫣很認真地說。對“小毛驢”未來的模式，他們希望它能夠成為一個消費者合作社，幾百戶會員共同投資，每個人都是股東，參與農耕的監督與管理，這是CSA最純粹的模式。“石嫣他們未來都會是‘局外人’，農民與消費者之間，將建立直接的合作關系，風險共擔。當下，他們其實是以一種雇傭關系，一方面給農民降低風險，另一方面，為農民有機生產樹立標準。”“勞動份額”之一的尹瑞慶對記者說。
截至目前，全國以CSA模式運作的農場已達70余家。不過，短鏈農業，依舊生存于一個狹小的空間里。
“的確，它不是主流甚至是反主流。但不能說它模式有問題，而應該看現有農業體系是否出了問題。”石嫣說。
文 | 本刊記者 吳瓊 編輯 | 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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