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希望的經驗表明，保證食品安全的關鍵并非取決于企業是否大包大攬，做從頭到尾的全產業鏈，而是能否在上游與占絕對生產優勢的廣大農民建立“利益共同體”
“我就像坐在火山口上。”
成都新希望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周再勇自嘲地笑了下。如果公司深加工的產品出現安全問題，無論在哪個環節，最先讓相關政府部門“請”去談話的，可能第一個就是他。
周的另一個職務是新希望四川產業鏈建設負責人。對經營全產業鏈的酸甜苦辣，新希望是最有發言權的企業之一，自2005年開始，它在豬肉、禽類、乳業三大產業鏈上耗資幾十億元，收購、聯合了一批區域性龍頭企業，貫通上、中、下游產業鏈的布局已頗具雛形。
自3月15日發生的“雙匯事件”后，作為同行的新希望馬上行動，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員會。更嚴苛的管理措施+完整產業鏈建設，是新希望保障自己“不犯錯誤”的砝碼—如果這兩招行得通，周再勇“坐在火山口上”的焦慮就會大大降低。
無法回避的豬源
走進新希望肉食深加工廠，能夠看到冷凍的雞脯肉和豬肥膘混合起來，碾成肉糜，再混合著水、淀粉、配料，經高溫蒸煮制成新鮮火腿腸。在周再勇眼中，這“一句話”就能說完的過程，足夠某些不法分子打一輩子主意。
用下腳料肉、多兌水和淀粉、添加違禁配料、蒸煮時間不達標，采用類似做法的企業、作坊不在少數。“規規矩矩做的話，成本起碼會比這些公司高出10%。”周再勇說。
“深加工環節的可控性非常強。”周再勇對此有足夠信心。他最擔心的是飼料和養殖。
從經濟性考慮，肉食加工企業所需的生豬，不可能100%來自自己的養豬場。另外，生豬養殖也是農民重要收入來源，從“三農”角度出發，集中養殖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散養。
自2006年開始，新希望從加拿大引入海波爾種豬，開始自己養豬。但這顯然不夠，根據計劃，除了在三臺縣建立1個祖代豬場和5個父母代豬場(豬分為4代，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商品豬代)外，新希望還將利用多種聯合方式發展商品育肥豬集中養殖小區，最終建立30萬頭豬源可追溯的高品質生豬養殖基地及川西地區優質種豬基地。
某屠宰公司總經理助理透露，新希望一直優先收購與新希望飼料和養殖有關聯的豬，同時原則上規定各屠宰廠只收本地豬，可由于市場需求不斷增長，要將散戶養的豬以及外地販運來的豬擋在屠宰場的流水線外，并非易事。
對于那些散戶的豬與外地販運來的豬，要檢測是否含有規定項目之外的有害物質，而且不出現漏網之魚，成本很高。即使是雙匯現在提出“頭頭檢驗”，能否成為長久之計也有待觀察。“試紙價格從1塊多錢漲到12塊，檢測成本比殺一頭豬的利潤還多，我們現在只能靠減少屠宰量減少虧損。”另一家屠宰廠匿名負責人頗為無奈地告訴《中國企業家》。
新希望以做飼料起家，對飼料的原料十分敏感。新希望飼料事業部常務副總經理朱黎強透露，劉永好本人到工廠時，會親自試嘗一點飼料，看看有沒有問題。不過目前全中國有1.2萬家飼料企業，水平參差不齊。常見問題是把已經腐敗的原料，或者難以達到營養標準的原料制成飼料。
而對散養豬而言，在飼料、防疫、獸藥等關鍵環節發生了什么，都在新希望或任何大型農牧企業的監管體系之外，能否解開這一死穴，取決于企業和農民的合作模式。如果雙方只是簡單的買賣關系，豬源的安全始終有失控的危險。
委托合作養殖
如何與農民合作，是令涉農企業頭痛，又繞不開的一道難題。
新希望摸索出的方式是種豬自己養，商品豬則依靠將農民組織起來，與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
每每說到“利益共同體”，新希望集團副總裁王航總是在不經意間加重一下語氣。在他的推動下，新希望2008年在四川樂山建立試點，分別成立了樂山新希望農牧公司和擔保公司，主要是推行委托合作養殖和農村合作社。
委托合作養殖，就是讓農民自建豬場養豬(建設費用約11萬元)，由新希望提供豬苗、飼料、獸藥等，并由新希望解決銷路問題，農民無需承擔市場風險。購買這些物資的費用約9萬元，可由新希望擔保、銀行提供貸款。每年農民除了保證拿到每頭豬約50元的“勞務費用”外，還可以獲得約40%的利潤分成。最初新希望要求每個豬場至少每批需養150頭豬，一年3批，現在則提高到每批300頭。
“剛開始許多農民都不相信。”樂山新希望農牧公司總經理胡永忠說。農民一是害怕花錢把豬場建好后新希望違約，二是不相信這是個保本買賣。
農牧公司團隊多次和農民溝通，擬定嚴格的違約責任。而真正獲得農民的信任，則源于2009年的一次危機。當年豬價急遽走低，樂山農牧公司不僅沒有利潤，還虧了本，可他們依然按照合同，發給農戶“保本工資”。此舉讓更多樂山農戶加入了委托合作養殖的隊伍。到了2010年，豬價回升，農戶賺了錢，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找上門來。
而擔保業務的扎根過程，遠比想象中艱難。
據擔保業務前開拓主力郎波介紹，其運作模式是新希望將自身資金作為保證金存在商業銀行進行放大，一般放大規模在5-10倍；繼而由擔保公司根據農戶需求，用這些貸款為農戶購買豬苗、飼料、獸藥等生產原料。一旦農戶養豬虧損，擔保公司會幫農戶先履行還款手續，確保銀行利益。
“但目前中國做銀行擔保成功的企業除了新希望，寥寥無幾。”郎波說，如果沒有新希望在商界的影響力和信譽，擔保業務根本做不成，“這也是很多企業想模仿卻屢屢失敗的主要原因。”
除了與銀行艱難談判，郎波還必須處理與縣、鎮、村政府及各種地方勢力的關系。包括勢力強大的豬販子，“很多企業做擔保公司，就是栽在這一環上。”
即便如此，難題仍層出不窮。之前，新希望提出聯保模式，即幾家農戶進行聯保，一家賠錢了其余幾家共同幫助承擔，但這一模式遭到不少銀行的反對，他們擔心農戶會集體欠賬甚至逃跑躲債。
2011年3月，一個農戶偷偷將190多頭商品豬全部賣與他人，樂山農牧公司、擔保公司正在與地方政府展開爭論，他們認為這是合同欺詐，而當地的意見認為，既然農戶也是新希望的工人，應該屬于職務侵占。“這是我們的第一起違約案件，如何定性特別慎重。”胡永忠說。
委托合作養殖需要經濟條件較好的合作伙伴，而“合作社”則更具有群眾基礎了，模式也相對簡單。由新希望組織成立的合作社租母豬給農民，幫助他們進行配種改良，這一模式也將成為新希望在農村推廣飼料的主要方式。
“樂山模式一箭三雕，能幫助農民致富，解決了集中養殖的污染問題，又能給新希望提供有保障的豬源。”胡永忠認為這會是今后企業與農戶間的主要合作模式。
文 | 本刊記者 孫欣 編輯 | 何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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