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26日 01:3021世紀經濟報道【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評論0條

本報記者 王芳艷 上海報道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快馬加鞭。

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市委常委、副市長屠光紹等親自赴京，與工行、建行、中國銀行簽訂合作協議，力邀三大行全力支持上海“兩個中心”建設。

這只不過是近期上海的突破之一。自今年3月底國務院審議并原則通過《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簡稱《意見》)后，上海再次迸發出創業期的拼搏精神，各項政策落子如飛。

不過，在國際金融中心的棋局上，上海在政策制定主動權、機構總部等方面始終存在“軟肋”，“如果靠政策優勢，其實不是太容易。北京是政策中心，上海可能是一個市場中心。”一位銀行高管表示。

上海對此的謀略是，“讓市場說話”，在市場體系和金融環境上發力。

國家戰略國家推動

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建設“以前是‘國家戰略，上海推動’，現在是‘國家戰略，國家推動’。”

自從1992年十四大報告中首次提到要把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以來，上海在金融中心建設中似乎步履艱難，難有實質性進展。這幾年天津、北京各地發力金融、創新頻頻時，上海卻顯得有些“沉寂”。

同時，令上海著急的是，上海的制造業越來越受制于資源、環境、土地等條件，近幾年上海經濟發展陷入了增長乏力的局面，今年一季度上海經濟增長甚至跌落到全國末位，經濟轉型迫在眉睫。

據參與《意見》代擬稿制定的人士透露，從去年開始，上海就開始著手謀劃兩個中心建設，為此，上海方面再次動用了“匯報提綱”的形式向中央“要政策”。

適逢國際金融危機的當口，國家層面出臺政策全面支持上海金融中心建設。

在3月底國務院通過《意見》后，4月2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親臨現場。而這也是國務院首次在北京之外召開發布會，其中的意義不言而喻。

“這是一個時代性很強的文件。”會后劉鐵男表示，《意見》不僅對上海經濟轉型和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更表明金融危機下，中國進一步推行產業結構升級的目標是堅定的。

而對于地方官員而言，《意見》中極有價值的一條是，明確了要在國家層面建立健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指導協調機制。

劉鐵男在4月2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從中央到上海各級部門，已經開始設立“兩個中心”協調機構的準備工作。機構組長初定由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擔任，成員包括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一行三會等諸多國家部委機構在內，而上海方面也將組建與之銜接的領導小組。

而此前由于一行三會以及多家國有金融機構，對地方實行垂直領導，互相間溝通協商成本很高，往往很難形成統一意見，這也是當時制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因素之一。

“以前是‘國家戰略，上海推動’，現在是‘國家戰略，國家推動’。”上海發改委一位官員如此評價。

按照規劃，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8月上海攻略

金融的宏觀調控主導權在北京，所以上海的突破口在于“讓市場說話”。

國家戰略是一種支持，同時也是一種壓力。

國務院新聞發布會結束不久，5月11日上海就迅速發起規模浩大的動員大會，同時公布了上海的實施細則——《上海市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意見的實施意見》。

事實上，金融的宏觀調控主導權在北京，這個無法改變，而監管體系以及金融機構體系上“一行三會”主體也在北京，在這方面上海的空間不大，所以上海的突破口在于“讓市場說話”。

排查了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后，上海確定了未來的發力點。上海市副市長屠光紹對外表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點非常突出，即：以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為核心，以“進一步推進金融創新先行先試”和“進一步完善金融發展環境”為重點。

而政策重在執行。各項工作被安排了時間表，并把責任落實到各個部門。

上海市金融辦主任方星海曾透露，2009年他們的任務統計下來大約有80多項工作，包括了金融市場市場體系、機構體系發展、新產品和新服務、服務環境改進幾大方面。

列入2009年年度計劃的項目包括要開展項目收益債試點；推進金屬和能源期貨等新產品的方案研究，并報請中央有關部門批準實施；推進境外企業來上海發行人民幣債券和人民幣股票；今年會推出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產品試點的方案等。

進入8月以來，上海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加快，一些動作已初見成效。

8月1日，上海市人大審議通過國內首部有關金融中心的地方立法《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開始實施，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奠定了法律基礎。

8月4日，名為“金浦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上海金融發展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掛牌，注冊資本為2億元。他們將募集國內第一個以金融產業為投資對象的產業基金。

8月13日，《關于進一步推進上海金融國資和市屬金融企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公布，同時也意味著上海2.45萬億金融企業國資重組已正式啟動。這項改革涉及上海現有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結構、干部任用機制、資源重組等，直指上海改革較為滯后、競爭力不足的現狀。

同日，上海國際集團入主愛建股份，開啟上海金融國資改革啟動后的第一單。

與此同時，在各地爭建PE(私人股權投資)中心時，上海也開始奮起直追。8月17日，來自香港的第一東方投資集團正式宣布其獲準在上海設立全資子公司，從而成為首家在國內設立全資子公司的外資PE。而就在此前3天，全球第一大股權投資企業美國黑石集團宣布將在浦東設立其首只地區性的人民幣私募基金――黑石中華發展投資基金，募集約50億元人民幣。

8月27日，上海再擔保公司也在近期掛牌。同日，上海成立了股權投資協會，這是繼北京、天津之后，國內第三家專業股權投資協會。

目前，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境外企業發行人民幣股票和債券等業務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中。

從國務院文件到地方立法，市屬金融國資國企改革等意見制訂，再到各個機構成立，環環相接，正是上海全力打造金融新棋局的步調。

金融辦擴權

上海的思路是通過金融辦的專業化管理，結合市管金融企業董事會試點工作，來改變過去對金融機構人事、業務、資產管理脫節的現象。

另一項改革則是直指地方政府的角色。

為配合國家協調機制，上海建立了地方協調機制——在市一級層面上成立由有關部門和中央駐滬政府機構，以及相關單位組成的上海市推進“兩個中心”建設工作領導小組。

其中不得不提上海金融辦，這個昔日的政府“協調”機構，正在被賦予更多實權。

首先，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牽頭職責主要放在上海市金融辦，其主要職責也從此前的9項增至13項，新增職責主要包括受上海市國資管理部門委托，承擔地方金融國資日常監管工作；負責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類新興金融行業的日常監督和管理等。

為此金融辦開始擴編，近期正在公開“招兵買馬”，吸引人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吸引人才和機構上開始下功夫。

“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設與國務院文件里提出的很多要求，在很多方面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作為上海來講，最重要的是加快營造良好的環境，這是地方政府最需要做的事情。”屠光紹在5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很快，8月上海出臺了《集聚金融資源，加強金融服務，促進金融業發展的若干規定》，就是針對于此。其內容包括加大金融人才激勵和服務力度，以及扶持新設和新引進金融機構發展，例如對外資金融機構分支機構改制成外資法人機構后注冊或遷入本市的，給予一次性開辦扶持資金。

甚至，上海市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建立金融人才的“黃埔軍校”。

今年上半年，上海交大成立了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這個學院成立的背景非同一般，其副理事長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蔣卓慶，理事單位包括上海市教委、上海市金融辦、上海市財政局、上海市發改委等，更重要的是，上海市政府將為其在6年內投入3.2億元。

作為海歸派代表的方星海對此頗有雄心。他表示中國金融市場發展至今，已經到了可以做些大事情的時候，但是“在做大事情過程中，我們感覺到最缺的是人才。我們要面向全世界引進人才，也要只爭朝夕地培養人才”。

而SAIF據稱要瞄準MIT、沃頓商學院等國際知名商學院。

先行先試與政策限制

上海金融中心建設存在很多不足，上海越來越需要“先行先試”，有很多地方等待突破。

不過，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并非只靠一腔熱情。

上海金融系統上報給上海市領導的一份材料中，總結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設的五點差距，分別為：一是金融市場規模能級不夠；二是金融國際化程度偏低；三是金融機構競爭力不強；四是金融人才嚴重不足；五是監管政策上對衍生金融產品和混業經營的限制。

上海越來越需要“先行先試”，有很多地方等待突破，比如說新產品推出、新機構引進、市場的開放等等，這些都需要中央層面來做決策。另一方面，現代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證券、債券、保險、信托等不同業態之間的交叉也越來越多。

例如，上海在吸引外資PE注冊浦東時，就遇到了一些政策上的限制。

目前獨資的外資PE管理公司在成立以后，假如要成立一個人民幣基金，按照行業慣例，基金管理公司也需要跟投一部分資金。但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規定，外資投資企業的資本金在結匯之后，不能投入到另外一家企業作為資本金投入，這就限制了外資基金管理公司對自己發起設立的基金的資金投入。同時，凡是有外資成分的人民幣基金都以外資對待，其投入領域有限制，上市退出時也有障礙。

對此，方星海曾對外呼吁，一些試點可以在地方層面率先突破，運作成熟后，再從中央層面推至全國，尤其浦東作為綜合配套改革的試點地區，有條件也有責任承擔起先行先試的工作。換句話說，是希望部分政策的主動權能下放給地方。

但地方能否獲得政策主動權，顯然并不太容易。

此外，長期以來，上海曾不遺余力地吸引工、農、中、建“四大行”等重量級金融機構到上海落戶，最終未能成行，因此上海只能“迂回”地促成這些大行的市場業務部門設在上海。

例如，上文提及的9月17日的上海與國有大行的合作，上海就是力爭國有大行的業務和其他附屬公司落戶上海，其中中行在上海注冊“中銀通支付商務有限公司”，建銀國際(控股)公司與上海城投公司與成立環保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過，時至今日，依然有人認為，監管部門及“四大行”皆在京城，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猶如畫餅。

而更大的挑戰則來自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沒有國際化，上海也就很難談得上是國際金融中心，而人民幣國際化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上海最終走向國際金融中心，還是取決于人民幣的國際化。”一位上海市政府智囊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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