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曉梧：確有一些人留戀計劃經濟好像大鍋飯艷若桃花

2010年08月19日 05:53時代周報【大中小】【打印】共有評論0條

宋曉梧：中國政府真累沒有一個部門說自己人手夠用

勞動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資料圖）

特約記者馬國川

分好蛋糕并不比做大蛋糕難度小

記者：最近，關于收入分配改革話題的報道頻見媒體。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中央已經就收入分配話題表態，可另一方面，如何分好蛋糕，難度實在不小。

宋曉梧：現在大家也承認蛋糕分不好就做不大了。但分好蛋糕的難度并不比做大蛋糕的難度小。完全靠政府分還是發揮社會組織的協調機制來分？二次分配主要靠政府的稅收、社保政策調整，一次分配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就要建立不同群體的利益自協調機制。如果分蛋糕一切靠政府，直接或變相直接指令企業給職工漲工資，干預的方向可能有誤。看到現在勞資矛盾突出，普通職工工資過低，社會出現兩極分化，確有一些人留戀計劃經濟時的工資福利制度，好像平均主義大鍋飯的癰疽又艷若桃花了。

記者：在高度行政集權的體制下，政府和市場怎么對接，一直是沒辦法解決的難題。

宋曉梧：對呀。中央只能把權下放給地方，地方再沒得下了，沒社會組織，放權給誰？結果權力還是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整合，要做到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整合，卻又缺少了社會組織這一重要環節。

記者：我記得教育部的一個發言人就說，高校的權我們都放了。可是到了高校內部還怎么往下放？沒有教師協會，哪里來教授治校？最后高校腐敗都出來了。現行體制里，權錢交易肥了相當一批人，他們認為目前的體制最好，根本不想改革，這是一個根本問題。

宋曉梧：他們還覺得權力太小。在一些人看來，好多事之所以亂，是因為還沒管住，根本就沒想到怎么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權力下放，責任分解，只能分解到各地市、各部門，最后分解成一個個行政指標。沒別的辦法，就是行政手段，反正最后達到指標就行了。可是缺乏社會監督機制，這些指標完成如何也是政府自己說了算，“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體制基礎就在于此。

記者：自從2003年宏觀調控以后，直接干預市場經濟的沖動意識越來越嚴重。

宋曉梧：為什么干預越來越強烈？因為各類市場主體發育以后，不可能像計劃經濟那樣都用指令性計劃來管了，又沒有社會組織的維權自律，他們難免自行其是。政府面對幾百萬企業怎么辦？不得不加強審批，同時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政績沖動不得不加強行政干預。從這一方面看，改革就卡在這兒了，諸多的社會矛盾是因為社會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體制不配套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