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貨幣政策微調不意味著“放松”

2011年12月01日 08:30
來源：新京報 作者：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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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接受本報采訪時稱，76萬億貨幣供應量決定了今后幾年都必須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本報記者 李冬 攝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2003年獲得中國經濟學最高獎項“孫冶方獎”。

中國必須擴大內需

新京報：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仍存不確定性，調控政策是否存在變數？

夏斌：今后的國際經濟形勢是確定的，那就是歐美經濟增長將放緩甚至衰退，全球金融危機的本質實際上是對過去美國“高消費、低儲蓄”、以中國為代表的“高儲蓄、低消費”這樣一種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構調整，是對危機國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縮水、修復過程。這一調整過程是漫長的，必然會帶來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這是正確判斷全球危機后若干年內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大特征，因此中國必須擴大內需、擴大消費。從中央政府到各級政府對外需問題要有充分的準備，不能抱有太大希望。

新京報：拉動內需、擴大消費在2008年應對危機時就已經提出，但目前似乎效果并不盡如人意。

夏斌：事實上，從2008年以來的經濟結構調整較為緩慢。2008年是危機當頭，一時看不清楚方向，于是出臺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我認為，當時4萬億刺激計劃方向是對的，但是客觀上我們多發了一些貨幣，引起了產能過剩，引起了房地產泡沫，引起了物價的壓力。

有些過度的投資在加劇原有結構矛盾的同時，進一步推動了經濟過熱。比如，房地產市場，長期以來自身嚴重的市場結構問題并沒解決。再如，在我國消費增速不能盡快提高的情況下，危機復蘇中曾采取的一系列穩定經濟增長的政策，盡管強調了民生和消費的支出，但在量級比較上，多半還是采用了多年習慣的鼓勵投資和出口的政策。這導致自2008年以來，我們的結構調整進展緩慢。

目前外部需求在減少，投資由于房地產調控不能繼續高增長，消費又不能馬上起來，于是就出現了目前經濟增長的合理往下走臺階，大家都要做好準備。

建議盡快落實“非公36條”

新京報：經濟結構調整如何走下去？

夏斌：作為總量政策的貨幣政策，對結構轉型作用有限，關鍵還要看財政政策。

現在的問題是我國的存量貨幣很大，而房地產要加強調控，民間資本找不到項目投資，找不到去處，所以我們看到近幾年來游資炒綠豆，炒大蒜，炒藝術品，徐悲鴻的畫能有幾張，一張賣幾億也消化不了多少資金。怎么把存量貨幣收回來？新的增長動力源是什么？我覺得只依靠新興產業、西部開發等等還不夠。靠各級政府原有分配投資資金的政策框架與經驗，也肯定不行，必須靠市場去解決。

新京報：你認為經濟結構調整應有怎樣的制度安排？

夏斌：我認為，一是應該盡快落實國務院定的新非公經濟36條，這既是結構轉型的一服良藥，也是消化目前民間過多資金、擴大內需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投資的好途徑。但是從去年制定到現在1年半過去了，效果并不好。

二是在拉動消費上，通過國退民進的方式置換消費空間。政府必須“往后退”，逐步減弱行政措施的作用，“放手”市場。在體現國家對部分行業相對和絕對控股的戰略原則基礎上，應該實行國有資本有進有出，而不是國有資本規模越做越大。在部分行業超過相對和絕對控股比例的部分股權可不可以出賣？

出售股權的收入來搞社保，可以用于擴大城鄉低收入群體的各種補貼支出，擴大失業人群再就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支出。這樣既吸引、消化民間大量游資，又可以拉動弱勢群體的消費能力。

對通脹要有一定容忍度

新京報：近幾個月通脹明顯回落，是否會反彈？明年通脹將會如何？

夏斌：目前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在逐步上升，我們身邊能感受到的，保姆、農民工、臨時工工資都明顯上漲。

從趨勢看，中國的物價正處于一個相對溫和上漲的時期。中國自身的人口優勢逐漸減弱，工資成本在逐漸提高，資源價格改革正在進行，此外結構調整中增長動力正由可貿易行業向不可貿易行業部分轉移，這些會引起整體生產效率的下降，這些因素都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上升。

在這個時期，正好加上美國貨幣大量放水的影響，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動蕩和上升，形成了我國物價上漲的輸入型因素。這些結構的、周期的，國外的、國內的因素，綜合形成了我國物價上漲的壓力。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較長的時期，物價問題將始終是一個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

因此，在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應該對通貨膨脹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保持溫和的2%-3%左右是個比較理想的水平。實際上壓力還比較大，明年CPI增長可能在4%左右。

對CPI要有一定的容忍度，這個時候財政政策要跟上，保證對一些低收入群體、工人、窮人、學生加大財政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