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吳英案使浙江盲流資金加速走向西西里深淵

2012年02月01日 09:25
來源：鳳凰網財經 作者：葉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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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溫家寶總理1月6日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講話，題為《總結經驗 明確方向 不斷開創金融工作新局面》，提出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金融業的市場化前景，文章有段落提及，“堅持積極防范化解風險的永恒主題”。

而由于此時恰處于吳英案爭議白熱化之時，此文被認為是高層對金融風險所做出的明確表態。

溫家寶總理的文章與吳英案沒有直接關聯，文章指出了中國金融業的重要性，已經取得的成果，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如果說該文章與吳英案有關，也是在中國金融業未來市場化、民間金融風險化解等方面有間接聯系，但一些人急吼吼摘取出文章中的一小段，指鹿為馬、強作引申，不知究竟是何用意。

目前以溫州為代表的高利貸，已經走向歧路，與市場經濟初起之時的民間集資有了本質的區別。80年代初，溫州的民間抬會主要是溫州市場草根經濟互創期的互惠行為，目前瘋狂肆虐的高利貸，則有向黑社會轉型之嫌。

以吳英案為例，融資利率極高，執行的是法律之外的“特殊秩序”，據媒體披露，提供資金者采取了綁架、在A4空白紙上簽名等手段，最終以假名將吳英打入看守所。

此案中出現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違反法律、違反規則、違反程序，體現了地方豪強黑社會化的巨大可能性。如果這股勢力不予破除，而以吳英祭刀，中國民間金融絕不會因此匯入正規金融領域的大江大海，為中國的實體經濟服務，而會如筆者一位友人所說，浙江模式蛻變為近代之意大利模式，完全“西西里化”。地方豪強加上地方強政府壟斷權力，使小企業無生路可尋，成為盲流資本。

吳英事件有數奇。

吳英案件的11個高利貸放貸者無恙，吳英獨受重刑，不理睬吳英報案。此奇一也。

吳英被拘，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三百一十四條：異地執行拘留、逮捕的，執行人員應當持《拘留證》《逮捕證》，辦案協作函件和工作證與協作地縣以上公安機關聯系，協作地公安機關應當派員協助執行。但在一無證件，二無當地公安機關的情況下，吳英被捕了。此奇二也。

據吳英反映，東陽公安局在偵查結束后，又多次用花言巧語蒙騙、恐嚇她同意簽字拍賣財產。一審開庭前，在沒有吳英本人同意簽字的情況下，東陽公安局強行拍賣了近億元資產，使財產縮水近十幾倍。清產核資未明，違規由公安部門進行資產大甩賣，買者姓名不公布，對于轉手獲利，拍賣主導者居然聲稱是市場流轉，此奇三也。

兩位原告為馬鞍山農民，在湖北荊門中院和金華中院，均為當天立案當天調解的吳英本色集團的億元欠貸案，實際利益是否真為兩位馬鞍山農民所得？此奇四也。

吳英案已經不是一個金融違法違規的案件，而是在以錢生錢的過程中，強權勢力的巧取豪奪行為，在一系列行為背后，顯示了某些勢力的黑社會化，顯示了某些無良媒體出賣良知，這股勢力絕不像表面上所說的，是通過吳英案使中國金融回歸正途，而是通過吳英案顯示強權勢力的殺伐決斷權，加速將中國社會拖向西西里模式深淵。

分析吳英案，可以清楚看出民間金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西西里深淵的。

首先是金融資源與實體經濟的不匹配。

作為市場經濟的圣地，浙江正遭遇瓶頸，變成重化工業時代的化外之地；以溫州為代表的浙江、鄂爾多斯民間資金正在成為盲流資金——進入房地產行業，推高了房地產價格；進入煤炭領域，推高了煤炭價格，如此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溫州資金幾近人人喊打。

一方面是民間資金無處可去，另一方面是民間實體經濟難以融到資金，以高利貸掉頭寸者比比皆是，為高利貸的盛行提供了豐沃的土壤。筆者與民間市場人士溝通后了解，一些企業已成空殼，不過是借殼貸款的工具，而一些金融機構也察覺到了這一風險，暫停了向特定企業的貸款。

1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蔡奇在微博上表示，民營經濟占有浙江省GDP、投資、出口的60%，卻大部分處于產業鏈低端。浙江省在節后立即召開民營經濟萬人動員大會，提出堅守實體，加快轉型，推動民營經濟大發展大提升。舉措有：實行非禁即入政策，加快構建公共創新平臺，推進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培養創二代企業家，實施浙商回歸工程等。蔡奇隨后在微博表態，要加強對民間借貸的引導，但高利貸肯定不行。更重要在于為實體經濟提供寬松環境，使其有錢可賺，而不是讓資本去炒房炒錢。

加強對民間金融的引導沒有錯，關鍵是建立規則讓民間資金有的放矢，其中關鍵是，讓優質的實體企業有贏利空間，放手讓民間金融進入村鎮銀行、信托等規范化的發展領域，逐漸進行市場化配置。資金如水，逐利而行，只要在實體領域能夠獲得足夠的利潤，不用掛上胡蘿卜，民間資金也會進入實體領域。

浙江民間金融發展之所以三十年無進展，此前主要是因為保護大型金融機構的壟斷收益，此后則是保護壟斷收益、實體經濟遭遇瓶頸并行。

同時，要維護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風險，必須依照法律嚴厲打擊潛伏在高利貸背后的地方豪強、黑勢力團伙。

吳英案警示，如果再不厲行市場化的金融改革舉措，不嚴厲打擊地方豪強勢力對高利貸的掌控，即便放開民間金融、扶持民間實體經濟，草根市場也將九死一生。因為普通的投資者、企業主不得不繳納形形色色的保護費，潛規則最終將徹底地改變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使之進入惡性生態循環。

溫家寶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全面推動金融改革、開放和發展，顯著增強我國金融業綜合實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顯著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水平，著力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和監管體制，形成種類齊全、結構合理、服務高效、安全穩健的現代金融體系，開創金融改革發展新局面”。

金融為實體發展服務是本質任務。歷經數次教訓，浙江省政府也在這么做。

1995年金鑫城信社事件后，地方政府被迫善后，意識到政府對地方金融安全幾乎負有完全責任，必須“兜底”。當1999年全面清理整頓農村合作基金會時，地方政府再無異議，積極組織實施，甚至動用警力。2011年地方政府再次介入，以防風險擴大，并且此次明確提出民間金融的規范化、市場化，以求從根本上鏟除高利率、黑社會土壤。

在此關鍵時刻，有關部門卻在輿論洶洶、真相不明、透明度不夠的情況下判吳英死刑，而對于背后勢力一再遮掩，這哪里是判吳英死刑，分明是把歷經三十年才得到的浙江民營經濟往西西里模式的深淵里推。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