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發芾：國家應支付養老制度的轉型成本

2012年07月06日 23:55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梁發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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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金缺口等問題，近來成為持續的熱點問題。而專家們建議延遲退休以解決養老金問題，更深刻地刺激了人們的神經。

現在人們關心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一種，起源于100多年前的德國。19世紀后期，統一后的德國經濟快速發展，相應地，一些社會問題日益凸現，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工人運動蓬勃發展， 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也要求政府實行強制性的社會保險，縮短工時，給工人更多的自由權利。這種壓力下，德國首相俾斯麥力推三項社會保險，其中，1889年推出的《老年保險計劃》規定，保險計劃由國家強制實施，雇主繳納費用30%，雇工繳納70%，參加養老保險24年后可領取養老金。

俾斯麥的社會養老保險計劃是劃時代的事件，一經推出，很快風靡世界，各國紛紛建立社會保險制度以改善工人福利。事實上，俾斯麥的社會保險計劃，其初衷本來就是試圖以溫和的社會立法手段解決社會問題，以社會保險制度換取工人階級的合作，防止社會主義革命。俾斯麥表示“愿意支持任何目的在于積極改善工人處境的努力，”他說，“社會弊病的醫治，一定不能僅僅依靠對社會民主黨進行過火行為的鎮壓，而且同時要積極促進工人階級的福利。”

對于德國俾斯麥模式，列寧卻不以為然。十月革命前，列寧就說：“最好的工人保險方式是國家保險。”蘇維埃建立后，按照列寧的設想，建立了不同于德國“社會保險”的“國家保險”制度。列寧倡導的“國家保險”制度在社會主義國家得到普遍推行。中國新政權建立也引進了這套制度。這套制度下，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干部工人的報酬是做了“必要的扣除”后的生活費，因而也無需繳納養老金；國家則將這部分“必要的扣除”用于擴大再生產和養老支出。這種制度就是國家養老，工人被發放很少的工資，作為交換，國家承諾把干部職工及其家屬的養老送終完全包攬下來。

表面看來，列寧的“國家保險”養老模式比起德國的“社會保險”模式來，更為先進，對于職工更為有利，因為職工不必繳費，不但有退休金而且還有福利，養老送終都被國家包攬。但是，事實證明它好看卻并不好用。它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生產力發展階段的烏托邦，不可持續發展。在中國，隨著大量老工人老干部的退休，國家已經不堪重負，無力兌現承諾，實現對那么多人的養老支付。于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不得不進行養老制度的改革，在企業推行俾斯麥式的“社會保險”，取代列寧的“國家保險”，將企業養老問題當成包袱甩給了社會。這就是養老制度的轉型改革。

現在我們遇到的養老金危機，根本來說，就是這種轉型改革后遺癥的持續發作。轉型后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行的是企業繳費與個人繳費相結合，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但是，很多面臨退休或已經退休的老職工當年并無繳費積累，個人賬戶完全是空賬。這是一個巨大的缺口。為了彌補此缺口，國家不但實行現收現付制度，用在職職工繳納的養老金立即支付老職工的退休金，而且還將在職職工的個人賬戶資金挪用支付養老金，形成養老金的巨額空賬，成為養老金危機。

由此看來，目前養老金危機，正是國家沒有兌現多年前“國家保險”的承諾，在轉型改革時拒絕支付改革成本，單純甩包袱造成的，現在，解決此危機的根本出路，在于國家履行承諾，擔負責任，支付轉型成本，而不是將此問題通過延遲退休而轉嫁給后來的勞動者。 當年勞動者拿著“扣除必要的扣除”后的極低工資，將更多勞動成果奉獻給了國家，作為再生產的積累，這等于是他們用另一種方式繳納了養老金。今天，雖然養老制度已經由當年的“國家保險”變成今日的“社會保險”，但是他們當年給國家的貢獻不應隨制度轉軌而“隨風飄逝”。他們養老金的個人賬戶，理應由國家予以做實。其辦法是，作為他們積累成果的國有資產，應拿出一部分紅利，作為對他們養老金的回饋；國家還應通過國有股轉持以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彌補缺口；除此之外，還可通過財政直接補貼的方式，做實養老金空 賬，化解養老金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