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當前的經濟局勢與政策取向

2011年07月11日 00:30
來源：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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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 夏斌

一、正確認識當前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運行特征

年初以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目前有些宏觀經濟數據已出現回調，但是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二、三線城市房價還在上漲，中小企業融資困境凸顯，因此有些人開始擔心“超調”、“硬著陸”，呼吁“要轉向”，有的甚至在等待7、8月中央政策的改變。同時，長期以來面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不可持續及擔憂，大家也都同意，中國經濟要真正步入良性發展軌道，必須轉變發展方式。然而真要轉變，又感到困難重重，缺乏信心。因此，面對當前復雜的局勢，市場上存在一系列的疑慮、困惑與糾結。

一、正確認識當前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運行特征

如何解決上述的疑慮、困惑與糾結？特別是面對6月“不盡如意”的數據，如何使人們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真正樹立起信心？這首先必須對形成當前困惑的原因作出深刻分析，特別是基于對中國當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特征和經濟運行特征的客觀認識，從理論上作出清醒的判斷，并在此基礎上拿出一整套對癥下藥的、有效的調整政策，而不是零星的、行政性的短期政策。唯有此，才能使人們真正相信，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可能的。

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征

中國目前經濟的外部環境，正處于美國危機后持久的深刻的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階段。

全球金融危機的本質實際上是對過去美國“高消費、低儲蓄”、以中國為代表的“高儲蓄、低消費”這樣一種全球經濟失衡的結構調整，是對危機國家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縮水、修復過程。這一調整過程是漫長的，必然會帶來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我曾在2008年底預言，我們不要指望美國經濟在危機的二、三年后能馬上再恢復到3.5%的增長。最近，美國原財長薩莫斯也已發出擔心：美國經濟可能會重蹈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因此，面對全球結構的深度調整，作為全球出口第一大國的中國而言，就是外部需求減少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絕不是一、二年時間能解決的。這是正確判斷全球危機后若干年內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大特征。

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支配了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速將逐漸趨緩。

一國經濟不可能長時期以兩位數的速度高增長。盡管我們清楚，從長期看，中國經濟仍然存在相對其他國家高速增長的潛力和機遇。同樣我們也清楚，即使暫時撇除環境、資源的制約因素不說，國際經驗表明，在人均收入接近5000美元左右的時期，過去那種長期高增長的投資局面難以維持；在社會兩極分化較為嚴重的時期，解決消費的快速增長同樣需要一個過程；加上勞動力成本正趨逐漸上升，以及外需又處于較長時期的調整、減弱因素，從趨勢看，未來中國經濟必然處于一個從過去兩位數高增長的平臺，逐步邁向相對趨緩增長的平臺。這一趨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力量決定的，并不是經濟周期性的問題，也不是宏觀政策力量所能簡單支配、調控的。此時如果采取相反“過度的”政策調控，只能使經濟震蕩加劇。所不同的，只是表現時間的早晚問題。

迄今的中國經濟是大量結構性矛盾與周期性矛盾交錯、重疊的時期，是大量歷史問題累積的時期。例如，在原有經濟結構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前兩年為了克服美國危機的影響，中國與世界“同舟共濟”，方向是對的，但是在操作上投放了過量的貨幣。過度的投資在加劇原有結構矛盾的同時，自然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周期趨熱的特征。又如，在一定意義上主導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房地產市場，本來就存在長期以來自身嚴重的市場結構問題沒解決(如廉租房建設滯后)。再如，在我國消費增速不能盡快提高的情況下，危機復蘇中曾采取的一系列穩定經濟增長的政策，盡管強調了民生和消費的支出，但在量級比較上，多半還是采用了多年習慣的鼓勵投資和出口的政策。其結果，往往是伴隨著美國等國經濟復蘇中的反復，進一步使中國經濟結構性與周期性矛盾的交錯，更趨于復雜化。

結構轉型時期物價上升的壓力，恰恰遇到明顯的經濟周期特征的影響。本來從趨勢看，中國的物價正處于一個相對溫和上漲的時期。也就是說，當前的中國經濟即使沒有美國兩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沒有前兩年貨幣刺激政策的影響，自身人口優勢的逐漸減弱，工資成本的逐漸提高，資源價格的改革，以及結構調整中增長動力正由可貿易行業向不可貿易行業的部分轉移，會引起整體生產效率的下降，這些因素都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上升。但是“下雨偏逢屋漏”。此時正好加上美國貨幣大量放水的影響，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動蕩和上升，形成了我國物價上漲的輸入型因素；以及前兩年我國自身大量貸款的刺激，必然造成PPI和CPI上升加快的壓力。這些結構的、周期的，國外的、國內的因素，綜合形成了當前我國物價上漲的壓力(當然，仔細分析，還有近期的氣候因素、物價統計中的翹尾因素等)。因此可以說，即使在國內、國外周期性貨幣因素減弱后，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較長的時期，物價問題將始終是一個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

除以上兩個特征之外，近幾年出于宏觀調控困境而無奈出臺的一些行政性措施，又扭曲了市場的信號。這些措施在暫時部分解決了宏觀調控目的的同時，卻積累了不少新的問題，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市場化結構調整，增添了新的壓力。這又需要通過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