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16日 14:04
來源：環球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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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轉變很容易，走一個程序、打印一頁紙就完成了變化，本質的轉變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何讓一些農業戶籍人口適應“市民”的新身份、新環境，是戶籍新政下要面對的課題

孫瑜，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農村發展系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非常重視戶籍屬性，它是個人身份的標志，并與各種賦稅徭役緊密相連。戶籍身份一旦確定，子孫后代也將延續這種身份。戶籍屬性改變的條件非常苛刻，需要執行嚴格的程序。

建國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和改革，新中國戶籍制度逐漸穩定下來，其核心內容就是將戶口分為兩大類：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并將戶口與不同的社會權益、社會資源相結合。盡管我國戶籍制度在不斷進行改革，各地也紛紛出臺了省域戶籍新政，但基本上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不曾被調整。

曾經的夢想：“農轉非”

曾幾何時，“農轉非”是廣大農民夢寐以求的理想，從農業戶口變遷為非農業戶口意味著可以吃供應糧，享受市民待遇及一系列福利政策。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鎮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大量農民進入城市，轉為非農身份。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主編《2010年城市藍皮書》指出，“十一五”期間，中國城鎮化得到快速發展，截至2009年，中國城鎮人口已經達到6.2億，城鎮化率達到46.6%。與2000年相比，城鎮人口增加1.63億，城鎮化率提高10.4%，年均提高約1.2個百分點。

我國戶籍制度中的“農轉非”有三種類型：一類是升學、參軍轉干、軍人家屬隨軍等從農村遷移到城鎮，戶口也隨之轉變；一類是在城鎮化過程中一些失地農民；還有一類是一些私營企業主、個體戶、農民工等長年在城市中工作，但戶籍仍然保持農業戶口。第一類人群是主動從農業戶口轉為城市戶口，第二類人群屬于被動轉變，第三類人群中絕大多數人依然保持著農業戶口，一些大城市政府部門正在研究改革戶籍政策，逐漸接納第三類人群。

現實的誘惑：“非轉農”

可就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同時，中國人的戶籍選擇正在悄然起著變化，一部分被“農轉非”的群體，如今正積極要求將戶口“非轉農”。如在東部沿海經濟發展較好的農村，很多大中專畢業生申請返回原籍所在的農村落戶，這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行為。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化的推進，農村土地不斷升值，一塊位置稍好的宅基地就價值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村還為村民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每個月還發給困難村民幾百元最低生活保障費。這對于在城市生活陷入“囧境”的大中專畢業生們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另外一個群體是在城市化大舉擴張下城市周邊的失地農民，他們雖然得到了相應補償，也擁有了城鎮戶口，但由于缺乏在城市生存的技能，沒能融入城市的社會和生活，或其他種種原因，逐漸淪為城市貧民，產生了重新當農民的想法。與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低收入對比，農民的自給自足更符合這些中低收入人群。

“逆城市化”成因

這種逆城市化的現象雖然不是非常普遍，但在個別地區已有抬頭趨勢，論其原因較為復雜，每一地區有特定的鄉土民情。姑且歸納為三點：

首先，我國統籌城鄉政策得到有效實施，支農惠農力度不斷加大，各項農業補貼、合作醫療等政策普遍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一些富裕地區的集體經濟組織還為其成員提供了更為優厚的生活保障，逐漸使往日受農村戶籍人口追逐的“城市戶口”不再具有吸引力。

其次，城市生活成本逐漸提高。日益上漲的房價、各類名目的消費支出都給人們施加了很大的生活壓力，坊間流行“逃離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的口號，大城市已經不是很多年輕人的首選，一些學業有成的“農二代”寧愿回歸農村。正如毛主席語錄所言：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再次，我國土地的稀缺性使地價不斷攀高，讓一些人找尋到逐利的空間。在某些經濟發達地區，過去被看輕的農業戶口成為人們熱捧的對象，一些城市人希望借此改變身份，擁有農村宅基地、耕地或林地，從而擁有了升值、保值產品。

還有一些非主流的原因，如城市與鄉村的文化沖突、城市貧民的邊緣化、人們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等等，也使部分具有城市戶籍的人們選擇逆流回歸農村。

身份認同非朝夕之功

誠然，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步伐不會因“非轉農”現象而減慢，但從城市化逆流的成因中我們不難發現一些深層的社會矛盾問題。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是歷史原因形成的，農村、農業、農民為國家的工業化做出了犧牲，造成農村經濟、文化、社會事業等相對城市落后。城鄉之間的鴻溝一直以戶口制度作為表現形式，將人們的身份定義為“城里人”和“農村人”。這種身份的認同感是與生俱來的，雖然經過后天的戶籍變遷，但在心理上和行為上也依然受到原屬戶籍身份的影響。在兩種戶籍的背后是城鄉間經濟、政治、文化差異，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難以在一朝一夕間改變。

如今各地紛紛進行著戶籍制度改革，如重慶出臺的戶籍新政，使大量農村居民快速轉為城鎮居民。形式上的轉變很容易，走一個程序、打印一頁紙就完成了變化，本質的轉變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如何讓一些農業戶籍人口適應“市民”的新身份、新環境，是戶籍新政下要面對的課題。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宜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在民主、自愿的前提下進行改革，不搞“一刀切”，尊重農民的自主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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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冠軍占旭剛： 為“農轉非”才練舉重

資料來源：摘編自浙江在線新聞網站(2004年8月20日)

占媽媽隱約記得小旭剛8歲那年的一天，放學回家，小旭剛一進門就趴在桌子上哭，很委屈很傷心。

占旭剛告訴媽媽，那天是六一兒童節。同學的爸爸媽媽都有一方是城市戶口的，只有他，雙親都是農村的。所以當同學們拿著爸爸或媽媽單位發的六一節禮物，小旭剛卻什么都沒有的時候，他的心里感到了深深的失落。農村和城鎮戶口的差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里。

“媽媽，進入省隊可以把戶口農轉非的，你讓我去吧！”對于農村戶口的占媽媽和占旭剛來說，“農轉非”在當時是一個多么大的誘惑。為了這個許多農村人為之奮斗的目標，13歲，占旭剛離開了家，遠赴杭州的省體工大隊，開始了他的舉重之路。一家人都沒有想到的是，舉重不僅僅改變了他的農村戶口，還使他成為世界舉壇的一代王者。

天津小伙張立利：放棄“農轉非” 轉身“跳農門”

資料來源：摘編自天津網-數字報刊 ( 2010年10月29日)

作為第一個回村就業的大學生，26歲的張立利在村委會已經干了兩年多。“我很慶幸自己當初的決定，保留農業戶口對我來說是件幸運的事！”提到自己的戶籍地——東麗區萬新街南大橋村，26歲的張立利自豪地說。

2002年，張立利考入了天津科技大學物流工程專業。由于意識中的城鄉界限非常模糊，加之本市郊縣大學生無須強制變更，張立利進入大學以后仍然保留農業戶口，“當初我沒想到，農業戶口現在成了香餑餑了。”

2008年，恰逢南大橋村進行城市化改造，而在當時，擁有農業戶口成為回村工作至關重要的條件之一。很快，張立利就成為第一個進入村委會工作的大學生。張立利告訴記者，在他之后，又有十幾個大學畢業生回到村子里工作。

“農村惠民政策力度比以前大了，這或許是種幸運。”張立利稱，如今，改造拆遷后，張立利家分到了三間超過百平方米的樓房，每年年底，每戶按人頭還有兩萬元的利潤分紅(每年遞增10%)。

“我的大學同學里有人已經后悔了，他是塘沽中巴車村的。”張立利說，這位同學因為在大學入學時變更了農業戶口，錯失了集體征地補償，雖然后悔，但已經無法再將戶口落回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