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01日 18:22
來源：南風窗 作者：鐘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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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的采訪中，眾多有識之士都回避了“產業化”的提法，不約而同地表示，我國高校的市場化程度“遠遠不夠”。

他們的話正應驗了去年剛剛故去的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的約束，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學校對學生，學生對自己的學習均不負責。要改變這種狀況，通過以往的改革措施是無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道路。”

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大教授周洪宇對本刊記者直言：“關注教育改革，我們要有民眾的立場、專家的觀點、建設的態度。我不想去說中國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給你一種判斷：中國教育實際上是改革滯后于發展，質量滯后于規模。”

專家認為，引進競爭機制，是改變中國教育體制的良方。競爭主體可以是民營、國有，可以是中外辦學，也可以是獨資。在競爭條件下，中國可以產生不同層次的教育體系。

從時髦到暗淡

“教育產業化”是1999年高校擴招之后炙手可熱的時髦詞匯。然而，2004年教育部的3名高層官員“異口同聲”否認“產業化”——

先是教育部部長周濟擲地有聲：“現階段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要反對‘教育福利化’和‘教育產業化’這兩種傾向，現階段必須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則，教育發展要以政府投入為主。”

其后副部長吳啟迪在“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表示：教育部從來沒有“教育產業”、“大學城”等提法。

隨后，另一副部長張保慶作客人民網，表示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了’就毀掉教育事業了”。

有必要重新回顧教育產業化的緣起。相當多的意見認為，教育產業化在國內的盛行，有著1998～1999年特定的偶然動機。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經濟靠外貿拉動的經驗受到了挑戰，轉而寄希望于拉動內需刺激增長，然而此時需求乏力，國民尚有6萬億元的儲蓄趴在銀行“老虎不出籠”。于是包括中央黨校教授在內的部分經濟學家向中央獻策：以教育產業拉動內需，因為教育收費是刺激國民消費的好辦法，中國人向來省吃儉用，但孩子上學的錢斷然不會省的。

對于當時的舉措，周洪宇認為取得了“皆大歡喜”的多贏結果。當時測算的結果是，高校擴招100萬，全國就可拉動2%的GDP，以每年25%-30%的擴招速度，3年內使我國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從每年200萬人擴大到400萬人，新增學生全額自費，即每人年均繳學費1萬元，每年可收取學費200億，這部分學生在校增加消費40億，根據我國的投資乘數估算，這240億就可帶來1000億的投資和最終消費。

誘人的數據很快就吸引了當時高層的注意。

199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指出，教育事業是第三產業中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行業。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強調，要切實把教育作為先導性、全局性、基礎性的知識產業和關鍵的基礎設施，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重點地位。《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則更明確地提出要“發展教育產業”。

但是，延續至今的高收費政策并未從根本上促進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它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卻將負擔轉嫁給民眾，深化了中國社會矛盾。當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創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之后，因“教育產業”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就成為“和諧社會”中并不和諧的音符。因此，人們就很容易理解教育部門的否定聲音了。

扭曲的理解

同時，也有學者并不茍同于對產業化的整體質疑，認為“教育產業化”其實是被泛化、異化和嚴重扭曲了，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種利益主體普遍對其誤讀。現實原因是教育財政體系失衡和規范的教育財政轉移支付系統缺位。但在這背后，中國教育改革的“經濟主義路線”，則是造成教育價值失衡、教育行為失范、教育品質惡化的根本原因。

中國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數世界第一，而政府的財力有限，完全依靠公辦學校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政府解決不了，又不讓民間資本進入，其結果只能是很多人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不是“教育產業化會毀了教育”，而是教育不該產業化的產業化了，需要產業化的反而沒有形成產業。應該做的是，一方面堅決制止一些公辦學校的所謂“產業化”以及在此名義下的高收費、亂收費；另—方面，大力支持社會力量投資辦學。

甚至有專家大膽預言，今天就是放手允許“教育亂收費”，我國的教育也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對高品質教育日益增長的需要。其證據就是蔚然壯觀的“留學潮”。部分學科的博士后、博士和本科生的出國留學當然需要，但許多中小學生遠離父母、跨洋“留學”，相當一部分中等收入人家寧愿忍痛支付比國內“亂收費”還要高的代價，也要把孩子送出去。可見，在國內無論怎樣“亂交費”，也還是買不到一些家長和學子們中意的教育服務。

耐人尋味的是，恰恰在中國“反對教育產業化”的口號聲里，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向中國的“教育出口”成長為一個興旺發達的產業部門。

“產業化并非是空洞的口號和標簽，籠統談之，并不準確。”周洪宇也認為，“要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相配合的教育體系，必須走市場化，但市場化并非就是產業化。現在總有人以為教育改革與市場經濟不能平行，其實不然。對于一項改革舉措，采取簡單的迎合或抵制，都是不負責的態度。”

政府的腰包

周洪宇研究政府在教育中的職能作用，發端于2002年3月香港理工大學劉佩瓊教授的一場講座。當時他受指派赴港考察香港教育，其間逢劉演講，主題是“政府為教育做什么”，聽后感觸良多。

香港歸來，他就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就此課題深入鄉村調研，所寫報告得到溫家寶總理的批示，并就此促成了中國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基礎教育關乎高等教育，政府對高教事業的重視，同樣要厘清自己的角色”。

但現在的問題是，政府部門在微觀運行上過多干預大學的自主性，行政管理大學的制度更應該為高校提供資金以及政策的扶持，比如如何完善高等教育的收費制度和與之相配套的獎學金、助學金、貸學金制度、各種非政府組織(慈善機構)的教育捐助、轉移支付、教育憑證、教育費減免等制度，使低收人家庭學生有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

按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信息，2006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0萬億，財政收入實現3.77i4Z，全年凈增7000億。“如今政府的腰包鼓了，更要多花些錢給教育方面。”周洪宇說。

為此，他已決定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將為一個4%的數據提出議案。

這個數據是在1992年國務院的一次常務會議上提出的，說的是我國的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應達到4%。在當年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全體會議上，經研究并通過。1993年2月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寫入了這一目標。然而實際情況卻一直在3%以下徘徊，到今天也沒做到。

去年1071 11日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把這個數字寫入其中，并稱到2010年“逐步”達到這個目標。

周洪宇準備提交的議案，核心內容就是把“逐步”改成“盡快”。他直言不諱，現在政府已經有能力辦好教育，關鍵是看想不想做，做到什么份上。

數據表明：2001年中國教育經費只占GNP的2.6%，在全球120個國家中的排序位于第96位，是世界上對教育投資最少的國家之一。與大陸相比，臺灣在經濟起飛階段，GDP的12%-22%都投入了教育；而美國雖然經濟總量已經很大，卻仍然長期保證教育經費占GNP的6%-7%。

另據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按4%差額的測算，從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經費總計為10100億元?

這個天文數字應驗了海南省省委書記、省長衛留成說的一句心里話。至去年底，該省經過一年半的努力，實現全省鄉村“最美的地方是校園，最好的建筑是學校”的目標。面對贊譽，衛留成發出肺腑之言：“我們欠老百姓的教育賬還多著呢!”

教育資源公平享用

不論主觀上情愿與否，很多人在談論近十年的中國教育改革時，總會把湯敏的名字和“教育產業化之父”掛在—起。

現在，湯敏并無興致辯解此說。但作為經濟學人，他對國內的教育發展，尤其是高校改革的關注依舊。他向記者談及最近正在思考的“富人搭窮人便車”的現象。

他認為目前在教育、衛生等需要國家補貼的領域，富人正在跟窮人一樣享受著資源的澤惠，這是不正常的。湯敏的設想，是通過政策扶貧，他認為“減少支出跟增收一樣重要”。過去總是提如何增加貧困人口或者大多數人民的收入，在他看來，人的收入是沒法平等和控制的，但是可以在支出方面制定一系列政策，保證窮人能減少支出，比如貧困人吐學可以免費或者少交費，看病也可以少花錢，富人就得多花點錢。

湯敏尤其對國家補助高校學費實行“一刀切”的做法提出異議。目前我國平均每個大學生的人均成本為每年1.3萬元，而目前高校人均學費為5000元。實際上國家財政直接或間接地每年給每個在校大學生提供了“一刀切”式的約8000元的助學補助。

“這樣的補法不分貧富差別，對貧困家庭而言是很不合理的。高等教育并非義務教育，現今的中國，平均25個家庭出一個大學生，換句話說，一名在校大學生是由25個家庭‘供養’的。但是，由24個家庭繳稅來補助一個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上大學，那就有失公平。所以說，這是富人搭了窮人的便車。”

對此，湯敏主張對高校學費的收取和補助，應該分不同層次進行。國家對高校的新增專款，首先要用于貧困學生身上。此外，按規定高校收入的10%用于困難補助，這筆錢也要專款專用。他還極力提倡，國家應把“暗補”改成“明補”。聲明凡是沒有繳全額學費的都是得到了助學補助的。如同任何補助或扶貧款的發放一樣，極貧困家庭的大學生應全免學費；比較困難的應部分減免學費；而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少接受甚至不接受任何補助。“這些都是應該改進之處。”湯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