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01日 20:22
來源：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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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袁貴仁1950年出生，1969年在安徽省固鎮縣農村中學擔任教授，1978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就讀，畢業后留校任教。1996年至2001年任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校長、北京市教委主任，2001年4月任教育部副部長，2009年10月任教育部部長。

主持人：您其實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多年了，如果咱們回顧過去的五年，您覺得在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當中，過去的五年特別的意義在什么地方？

袁貴仁：我覺得過去五年，應當是我們國家教育事業成績顯著，極不平凡，也是非常關鍵的五年，幾個標志性的成果，應該說是在“十一五”完成的，或者“十一五”啟動的，我覺得最值得提的是我們實現了城鄉免費九年義務教育。

記者：您當過十年的農村老師，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說，這樣全免費的教育意味著什么？

袁貴仁：我們農民的收入還是偏低，很多原來是因為交不起學雜費(而失學)，我們現在減了之后，一個家庭一年減少770多塊錢，確實保證每一個學齡兒童，有學上，不交錢，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它不僅在我們國家是一個里程碑，也是對全世界，全民教育的一個重大貢獻。因為九大人口大國，我們做得最好。

解說：九十年代的一組黑白照片，記錄了貧困地區孩子們，上學的艱難和渴望，讓無數人為之動容，1986年，我國就確立了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經過22年的努力，到2008年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終于變成現實。我國城鄉1.6億學生的學雜費全部免除，全國農村和近一半城市還免除了書本費并為農村家庭困難的寄宿生，提供生活費補助。

隨著有學上的問題得到解決，人們對義務教育的關注集中到了上好學的問題上來，目前我國優勢教育資源仍然不足，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仍然突出。東西部不均衡，城鄉不均衡，校與校之間不均衡。2009年11月袁貴仁出任教育部部長的第一周，就在全國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現場經驗交流會上強調，推動義務教育均衡，推進教育公平，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記者：現在集中反映的問題，教育公平的問題，我相信您2009年一上任的時候，當時矛盾非常突出。

袁貴仁：這個是目前社會關注的，我覺得教育部應該負有重要的指導、設計、推進的責任。第一，以發展促公平，如果機會太少了，很難公平，現在我們是加大了教育資源的擴充。第二資源配置促公平，東西部差距，城鄉有差距，這幾年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使西部地區，農村地區能夠得到發展。第三個以資助體系來促公平，我們資助體系是覆蓋了各級各類教育。保證每一個兒童少年，不因為家庭困難不能入學。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以規章法規來促公平，整個來說，我認為到“十一五”，我們國家教育公平政策是完整的，體系完整的，把教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

記者：教育公平的事情，我想在城市里最典型的，大家反映最激烈的就是兩個字擇校，前不久教育部給出了一個帶時間表的承諾，說三到五年，先讓擇校費的問題，不成為群眾集中反映的一個問題，所有人看到這一條都在說能做到嗎，能嗎？

袁貴仁：我認為可以做到，辦法我想有多個渠道，我們叫做組合拳，亂收費我們應當治理，有了問題查處。那么另外一個就是治本的，就是義務教育均衡，改造薄弱學校，能夠盡快提高它的水平，學校條件相應地差不多，家長們不必要又找人又花錢化油花很多時間送孩子上學，我認為這是根本。

解說：2009年12月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受邀為錢學森紀念館揭幕，錢學森對教育提出的錢學森之問，廣為人知，去年年底11位教授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希望整個教育屆都來討論這個問題。

記者：錢學森老師提了一個問題，說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人才，所以在去年年底，安徽就有11位教授，聯名寫了一封信，信的抬頭是，尊敬的袁貴仁并全國教育界同仁，看了這封信什么感受？

袁貴仁：錢老這個是對我們教育，提出來一個非常高的要求，我們應當努力去為之而奮斗，使我們國家有更多的，在國際上，各個領域領先的拔尖創新人才，中國教育有很多優秀的傳統，成功的做法，建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我們也培養了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充分總結我們的經驗，同時我們也要有憂患意識，確實我們還有不少的不足，我們教育教學改革的空間還很大。

記者：過去的五年，咱們的大學里面的整個教育狀況有什么變化，有一點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就是它變大了。

袁貴仁：變大不是“十一五”，是“十五”。“十五”期間，應該說我們一個重大的高等教育貢獻，加快了速度，加快了規模，基本上適合國情了，到了“十一五”的時候，中央就明確提出來，要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上，不再強調發展規模了。把錢更多地投到質量上，投到人身上，這個高校現在是明確的。

記者：談起高校的時候，普遍有的批評，第一就是咱們的高校越辦越像，辦得沒有特色。另外高校的畢業生，缺乏獨立的思考能力，缺乏創造的能力，在過去幾年當中，我們努力用什么樣的政策去調整，未來還會做什么？

袁貴仁：我們想提高質量，辦成特色，一定要通過改革創新才行。我們過去太單一，太死板，太狹窄，用一個尺子選人，只能是一批人，用多個尺子就可能多批人才出現。學校也是這樣，所以我們鼓勵教育觀念創新，教學模式創新，還有管理模式的改變。

解說：1949年全國高等教育在校生只有12萬人，到“十一五”期間已經達到2979萬人，位居世界第一。比第二名美國多1000多萬。規模取得突破的同時，中央明確要求，把重點放在提高質量，優化結構上，強調辦出特色，推動創新。

記者：我們特別說說職業教育，因為其實對于中國來說，這樣一個制造業的大國，有技術的工人是特別特別需要的，而且這幾年從招工情況來說，這批人缺，我們因此說職業教育，一直是我們教育的薄弱環節，從社會的理念，從整個方面的投入來說，在過去五年這方面有變化嗎？

袁貴仁：“十一五”期間，標志性的成果之一就是職業教育的變化，最大的一個成果就是規模上，就是和國家普通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階段教育占了半壁江山，招生的規模大體相當，之所以規模擴大不是自發形成的，是中央采取了重大的政策。比如說中職補助，還有我們突出了就業導向，就是要幫助學生能夠提高就業創業的能力，擴大就業率。所以這幾年，國家花了幾百億來加強職業學校的建設，包括實訓基地來滿足學生們的就業創業的需要。

解說：“十一五”期間，2000多萬職業學校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受到眾多用人單位的歡迎，并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中央強調“十二五”要繼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既滿足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需要，也能促進教育體系結構更加科學。

今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成了媒體圍追堵截的焦點人物，這是因為就在兩會召開前，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剛剛公布，它對未來十年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做出了全面的規劃。人們希望從教育部部長口中，更準確的了解這次改革的方向和路徑。

記者：教育的中長期綱要的發布，絕對是一件大事，是國家的一件大事。

袁貴仁：我們把這個看作是我們國家教育，開始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的一個新的征程，從一開始起草的時候，中央領導就明確提出來，這個規劃綱要是改革創新的規劃綱要，大家非常明確，教育部改革肯定不行，教育要發展，根本靠改革。

解說：綱要幾乎涉及到了所有公眾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因此格外引人關注。例如綱要明確提出，到2012年，要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達到GDP了4%的目標，這個目標從1993年起已經不止一次提出，但一直未能實現。

記者：這次說2012年能夠達到，真的可以達到嗎？

袁貴仁：我是充滿信心的，持樂觀態度，首先是總書記、總理高度重視，總書記說教育投入是一種戰略性的基礎性的投入，要加大教育投入幅度，2012年實現4%，他還說了一句話，并且不斷增長。第二我覺得財政部門高度重視，把它當成一件大使，精心地策劃，全面地安排，第三是各級政府高度重視。所以我們把它綜合起來看，我個人認為是完全有可能的。

解說：考試招生制度，特別是高考制度的改革，是近年來公眾關注的焦點，一考定終生，帶來的弊端多年來被反復議論，但似乎一直難以有根本改變，本次綱要明確提出，以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具體怎么來突破呢？

記者：在近一兩年，教育部門推出了很多針對高考制度的一些小的改革，但是整個高考的制度，被人詬病最多的，到現在好像沒什么改變，應試教育指揮棒，永遠在那高高舉著，導致底下一連串的教育，甚至一直下壓到學前教育。

袁貴仁：我認為這個指揮棒不一定是貶義，就像交通一樣，交通也是一個指揮棒，如果沒有指揮棒，沒有紅綠燈可能更亂，在目前的階段，在現在的狀況下，我們高考不能取消，我認為最關鍵在于考試內容和方式，命題如何考察學生素質，不在于考試這件事本身。

記者：你們這五年來，對考題的改革花了多少心思？

袁貴仁：現在第一，打破全國一張卷子，我們現在十六七個省自己命題，我們每次考完要評估各套卷子，哪些更好體現了素質教育，哪些沒有體現，希望我們考試題目，更加考慮我們學生素質，高考出的題目，自然就會引導基礎教務怎么教，確實要去探索，探索成功了，逐步地擴大推廣。

解說：“十一五”期間，義務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規模都取得了突破，已經基本滿足社會需求，但是國家領導人在講話中也明確指出，教育還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不適應國家對人才培養的要求，雖然綱要的發布，中國教育改革來到了又一個關鍵的轉折時刻，從綱要中人們看到了中央推進教育改革的決心，看到了教育理念的突破和轉變。但是教育改革的確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很多問題的形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記者：要推進綱要的落實，可能最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在于很多方面的改革，有哪些事情是明知道會很復雜，會很艱巨，但是必須要做的？

袁貴仁：很多工作都是短期看不到效果，我認為絕對不是考行政命令，靠經濟投入能解決的，有個觀念轉變問題，但是我是說，已經看準的總是要努力地推進。你必須有所作為，你不能說這個事情很難，我就不做，任務很艱巨，情況很復雜，但是我還是要說前途很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