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09日 18:0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谷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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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的話，即將公布的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將會超過8%。假如僅看GDP增長，那么中國經濟無疑是一個優等生，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

但假如以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來衡量，那么中國經濟的問題可能并非變小了，而是變大了。數年來，各界人士不斷呼吁中國經濟應該盡早進行結構調整，從外需轉向內需，從投資轉向居民消費。金融危機發生后，外需持續不振，內需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但我們對投資的依賴卻日益加深。為此，國內外又不斷有人呼吁要加強社保的建設，以降低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釋放消費潛力。

中國的反危機政策到底是及時有效，還是過分注重短期效益而將更大的難題留給了將來？關于這個問題的解答很可能將影響到未來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為此，本報最近就相關問題專訪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請他來對當前的局勢作出點評。

中國人不消費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保不足

《21世紀》：自去年第四季度中國政府推行大力度的反危機政策以來，中國經濟幾乎走出了一個完整的V字形反彈，但居民消費依然非常疲軟。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居民消費率太低的問題源自薄弱的社保，您對此怎么看？

黃亞生：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分幾點來說，第一，我非常支持提高社保支出，而且我認為不管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如何，中國早就應該擴大社保支出了。但我不認為社保是制約中國居民消費提高的主要因素。實際上，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社保狀況都不甚理想，美國有五千萬人沒有醫保，日本的社保很多年也是問題百出，普通印度人能有什么社保？但這些國家都是以國內消費為主，印度和日本的居民消費占本國GDP的比例接近60%，美國則高達70%，中國這個比例現在已不足35%。從這點出發，我覺得社保應該不是中國居民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

第二，建設社保可以刺激居民消費的觀點中有一個假設，就是中國的居民儲蓄率很高，存在很多預防性儲蓄。現實真是這樣嗎？我覺得不是。事實上，中國的居民儲蓄率不高，其占GDP的比例約為20%，這甚至還沒有印度24%的比例高。假如你認為預防性儲蓄意味著中國的居民儲蓄率處于一個非正常的高位，那從印度的情況來看，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國這方面的數據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差不多，所以預防性儲蓄的說法可能有問題。

這里要補充一點，社保并非中國人不消費的主要原因，但更為完善的社保對提高居民消費率還是有利的，尤其是對提高農民工的消費率有利。剛才已經說了，中國的居民儲蓄在總體上不存在預防性儲蓄的問題，但農民工中這個問題確實存在。因為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卻無法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沒有社會保險，小孩上學存在困難，所以他們不得不進行一定的預防性儲蓄，結果這導致他們的儲蓄率非常高。農民工雖然收入低，但人數巨大，有2億多，因此我認為加強這部分人的社保將會有利于解除他們的預防性儲蓄，釋放出更多的消費活力。

回到中印兩國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印度的居民儲蓄率比中國高，同時其居民消費在GDP中的比例遠高于中國，這種現象怎么解釋？我個人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居民收入的增長幅度和GDP的增幅是同步的，而中國則是在一定程度上脫節的。換句話說，中國人不消費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保不足，而是收入增速滯后于GDP增速。

《21世紀》：您認為中國居民收入增速遠低于GDP增速是造成居民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但我們現在經常看到關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超過GDP增速的報道，似乎中國的消費并不像我們想的那么弱。

黃亞生：中國的數據你一定要看它的具體內涵，比如說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這個指標和我們通常所說居民消費并非一回事。具體來說，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包括政府和企業的消費，不僅僅是居民消費。按照這個定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但包含居民購買的消費品，也包含機構（意即政府和企業）購買的消費品。為了搞清居民購買的消費品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我曾把過去30年內能收集到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統計局對城鄉居民的收支調查進行了對比。這里面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例如城鄉居民的收支調查是包括服務業消費的，因此我需要剝離這些消費，使之能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行對比。經過研究之后，我自己估算的結果是1980年代，機構消費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大概為10%，但1990年代后半期到現在，這個比例已經上升至超過30%。我估計今年機構消費的增幅在30%到50%之間，而居民消費不可能很旺盛，因為中國的CPI是負的。所以綜合來看，目前機構消費的增速一定遠快于居民消費的增速。

現在國內外有一些人根據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狀況提出中國正在轉向以居民消費為主導的經濟模式，我對此是不贊同的。中國現在的消費很大一部分來自機構，老百姓的消費習慣和預期并未改變，而且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近年來還不斷下降，那我們怎么能說中國正在轉向以居民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呢？

《21世紀》：按照您的觀點，中國居民消費太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長有限。那反過來說，中國人其實是愿意消費的，無非是錢少沒法消費。

黃亞生：對。很多人都持有一個錯誤觀點，就是中國人不消費。假如你去看歷史數據，你會發現這種說法完全不成立。1980年代，中國曾出現過一次居民消費高潮，但進入1990年代之后，居民消費進入了低潮。2003年以后，居民消費的狀況又有所恢復，但遠沒有達到1980年代的那個水平。而按照我的估計，1980年代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經通脹因素調整的平均增速為15%，1989-2002年期間下滑至3.8%，但在2003-2007年，這一增速又回升到9%。我相信城市居民經歷了類似的消費歷史，但具體指標會有所不同。

從數據上看，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保持著極高的相關性。也就是說，老百姓的消費完全是跟收入掛鉤的。回到最初的話題，中國1980年代有什么社會保障嗎？我覺得也沒有。但大家當時的消費率很高，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收入的增長。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居民消費問題本質上既不是社保的問題，也不是GDP的問題，而是收入的問題。現在我們希望提高居民的消費率，通過增大居民的消費需求來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那我們就應該著重推行提高居民收入的政策。等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他們自然會去消費，根本不用再采取政策去刺激消費。

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過度偏向機構

《21世紀》：既然居民儲蓄占GDP的比例不高，消費又那么低，那這是不是意味著居民部門以外的儲蓄率太高？

黃亞生：對。今年7月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北京舉辦的首屆全球智庫峰會上有一個涉及此內容的演講。根據他的講述，在1992年到2007年之間，中國居民儲蓄占GDP的比例基本穩定在20%左右，因此居民儲蓄變化肯定不是總體儲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反觀同時期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則發現兩者都有大幅度攀升。比如企業儲蓄占GDP的比例在1992年是11.3%，2007年這一比例達到了22.9%，占比增長超過一倍；政府儲蓄在1992年占GDP的4.4%，2007年該比例提升為8.1%，占比增長接近一倍。這些數據非常清楚的表明，中國總體儲蓄率的上升并非來自居民儲蓄的增加，而是來自機構儲蓄的增加。

《21世紀》：從這點來看，中國的問題并非在于老百姓喜歡存錢，而在于我們的制度將本應流入居民部門的收入導向了機構，由此催生了我們重投資輕消費的格局。

黃亞生：我最后的結論就是如此。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印度的居民儲蓄率比中國高，那它為什么還可以靠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本質的原因在于印度經濟增長的成果實實在在的轉化為了老百姓的收入，而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經濟發展成果的分配過度偏向機構，導致居民消費有心無力，而機構儲蓄則是節節攀升。

《21世紀》：您剛才反復強調了居民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但按照支出法來計算GDP，其消費指標用的是最終消費，而非居民消費。最終消費包含了居民消費和機構消費兩部分，這里面既有消費品消費，也有服務業消費。也就是說，機構消費和居民消費都可以拉動經濟發展，那您為何要強調居民消費的作用呢？

黃亞生：居民消費和機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比如說張三努力工作賺到錢之后買了一輛車，這極大的提高了他的生活品質，并進一步激勵他去努力工作賺錢。假如社會上大部分人都像張三一樣行事，那么經濟增長就獲得了一種持續不斷的內在激勵，這對長期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買車的不是張三，而是政府，那情況會有什么不同呢？先說明一點，政府消費主要指的是行政消費，并不包括政府投資，因為那屬于投資領域。對政府來說，其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納稅人，所以要想開更好的車就必須有更多稅收，而更多稅收勢必意味著居民收入的減少，并隨之降低了居民消費，等于說政府消費擠掉了居民消費。

同時，政府為了買車而征收了更多稅收，這對納稅人來說意味著自己賺錢卻讓別人來享受勞動成果，這明顯會打擊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對長期經濟增長不利。所以從這點上說，過多的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是具有破壞性作用的。

國有企業的情況和政府有相似性，因為國有企業往往占有了壟斷所帶來超額利潤，這些紅利本該通過種種形式分配給大眾，但現在卻被企業獨占。假如企業這時候用這些紅利去買車消費，那么這將產生和政府消費類似的效果。

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消費在最終消費中的占比太高，長期來看，這既不利于公平，也無益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