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10日 14:35
來源：21世紀經濟 作者：谷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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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假如從提高居民消費的角度來看，您如何評價目前的反危機政策？

黃亞生：2003年以來，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我認為應該肯定政府在這方面的作用。去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出現了劇烈下滑，政府為此推出了一系列反危機政策。一方面，政府通過激進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擴大投資，大興土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一定資源去加強社保。

這種政策組合強化了國有企業等強勢集團的利益，也幫助了農民等弱勢群體，但對后者的幫助遠不如對前者的扶持。在我看來，這實際上拉大了中國在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缺口。因為國有企業等強勢集團在獲得資源之后，一般會傾向于擴大投資，增大整個國家的生產能力，弱勢集團在得到幫助之后一般會增大消費需求，但這些增長的需求遠趕不上供應能力的增加。過去我們可以通過凈出口來解決過剩產能，現在出口形勢不好，我們就暫時用投資來替代。投資在短期內是一種需求，但從長期來看這會增大供應能力，在未來會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假如未來外需恢復增長，那么我們依然可以回到過去的增長模式。假如外需一去不復返，那我們進一步惡化的供需矛盾肯定會爆發，并給經濟造成巨大傷害。

就像之前說過的，我并不反對社保，但加強社保對經濟的重新平衡恐怕作用不大。現在我們一方面投巨資興建基礎設施，一方面加強社保。我覺得前者對中國經濟轉型的作用可能是很負面的，后者雖然有正面作用，但對經濟轉型來說它的作用可能更偏中性，所以綜合來說，我對目前的政策持比較負面的看法。在我看來，更好也更簡單的辦法是不要給強勢集團資源，而應該把錢傾向于弱勢集團，這樣能逐步縮小我們在供需之間的矛盾，從而推動經濟的再平衡。

《21世紀》：您認為反危機政策應該著力于對弱勢集團的幫助，那具體怎么做呢？

黃亞生：短期來看，我覺得國家應該把這些修路修橋的資金全部拿給老百姓分掉，而且這筆錢的分發最好不要經過地方政府，免得被層層截留。中央政府最好根據每個人的身份證，將錢打到他的個人戶頭上去。巴西近幾年在這方面有很好的嘗試，值得我們學習。

另外，還可以考慮給中小企業減稅。因為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的主力軍，也是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幫助中小企業對經濟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

從長期來看，中國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尤其是農村地區的改革。在我看來，中國現在的很多問題從根子上說都是農村出的問題。比如我過去講過，1990年代農村金融萎縮了很多，這造成農村地區的創業活動無法孵化，并進而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在當地就業，只能前往沿海打工。這一方面壓低了整個勞工階層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沿海的加工廠毫無產業升級的動力(參見本報2008年12月30日27版《農村問題是未來三十年中國經濟持續良性增長的關鍵》一文——編者注)。

《21世紀》：除了農村金融改革之外，您覺得還有哪些改革比較重要？

黃亞生：從根本上說，我贊同大部分人的觀點，就是中國農村問題的解決最終要靠城市化。但城市化有不同的模式，我們究竟要走一種什么樣的城市化，這是一個大問題。很多亞洲國家在經濟起飛的時候，其第一批富人很多都是農民，例如日本。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周邊的土地升值，擁有土地的農民可以通過賣地來致富。這些賣地致富后的農民搖身一變就成了市民，在城里做點小生意或干點別的事情。總之，他可以憑借賣地獲得的資本在城里立足。這種模式一方面擴大了城市的范圍，把農民變成了市民；另一方面這些新進市民比較容易在城市實現一個更為富裕的生活，反過來這又會推動城市化的進程。

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則顯示出了另外一種景象，例如1960年代的巴西和印度。這些國家的城市化是一種政治城市化，其并沒有給予農民足夠的機會成為有產市民。相反，這種模式塑造了大量的城市貧民窟，這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極為不利的。

中國現在處于城市化的進程中，很多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逐漸變為城區，相關農地隨之升值，但現行征地制度并未給予農民足夠的補償，因此這些人可能今后只能作為失地農民徘徊在城市邊緣，而無法成為真正的市民。

我希望中國走日本當年那樣的城市化道路，盡力避免巴西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為此我們需要在中長期內增加農民收入，讓其逐步過渡為市民。現在來看，增加農民收入的長期措施有三個，一是打工，二是創業，三是賣地。我的觀點是這三條路都應該給農民，讓他自己去選，而不應該只給一條或者兩條。現在中國農民進城打工已經是常態了，但創業和賣地仍然困難重重。

先說創業。實際上農民不缺創業精神，缺的是金融資源。據一份調查統計顯示，1980年代在中國農村地區，60%的農戶可以獲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貸款。我的研究進一步發現，獲得貸款的家庭主要是創業的家庭，尤其是從事一些非農創業活動的家庭，比如做小買賣。但到了1990年代，農村地區只有30%的家庭可以獲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貸款了，而且獲得貸款的往往都是村干部和黨員家庭，創業已不再是獲得貸款的相關條件了。所以我們迫切需要在農村地區推動金融改革，以改變目前的這種狀況。

再說賣地。目前我參與了經合組織(OECD)的一個研究計劃，負責撰寫了一份研究城市化對當地居民收入影響的報告。在研究中，我發現中國的城市化幾乎沒有增加當地居民的收入，這其中的核心原因就是農民從土地升值中的所獲太少，其收益主要為政府所得。所以我主張土地產權改革要進一步推進，農民應該直接參與土地市場交易，讓其從城市化進程中獲得更大收益。